构成酥胸大阵的，有两大支柱，一是如山如海的美女，另一是庞大阵营的宦官。隋王朝亡於美女太多，唐王朝亡於宦官太有权力。宦官是中国传统文化最丑陋的产物之一，灭绝人性和良心。儒家系统的大哼大狮之辈，很少敢於攻击宫廷的美女如云，因为那妨碍到皇帝老爷的兽欲横流。不但很少攻击，有时候还媚态可掬的，用正式公文书（奏章），要求皇帝老爷努力增加小老婆群的人数。同时，也从不敢攻击宦官制度（偶尔的只敢攻击宦官的个体），盖宦官是小老婆群的副产品，目的只在防止那些貌如天仙的老奶，红杏出墙。如果有谁要求取消，怎么，你教俺当皇帝的戴绿帽呀，就要人头落地。
隋王朝属於瓶颈政权，它的任务只在引导唐王朝出场。唐王朝是中国最伟大的王朝之一，只有秦王朝、两汉王朝，和清王朝，可以跟它媲美。但它无法摆脱宫廷的荒淫、杂交，和暴虐。包括唐王朝在内的中国帝王总数，共五百五十九人中，只不过产生三位伟大帝王，其他的帝佬帝崽，大多数都被酥胸大阵埋葬。
我们十分佩服许啸天先生把隋唐王朝宫廷，写得如此详尽。夫宫廷是蛇蠍之地，一旦泄露「禁中语」，即令他是皇亲国戚，也要处决。所以外界所知的，寥若晨星。但纸永远包不住火，正史上关於这一部份的资料，可靠性很低，因为「讳」的禁忌使他们如此，必须靠野史的帮助，而野史又往往流於「想当然耳」。许啸天先生从如此贫瘠的混乱史料中，发掘出宫廷内幕，是一件沉重的工作，也是一件伟大的贡献。
事实显示：夺床斗争在中国政治权力中枢，具有决定性的地位，敏锐的影响全国小民。宫廷中每一个美女的笑声，和每一次皇帝的喜悦，每一次淫棍娇娃的踌躇满志，都是小民们一片无助的哀号。
逾淮而橘
──新马港之行，我见我闻我思我写，之一。
台北常出现一种奇异的场面，每逢洋大人来访，记者老爷或朋友老爷，还没有寒暄几句话，就抽冷子问曰：「客官，你对我们这里印象如何？」洋大人楞了一阵之后，指天发誓，说台北样样都好，而且好得不像话。於是两情相悦，成为生死之交。
柏杨先生这次赴东南亚一行，观光上国，先到新加坡，再到马来西亚，经香港而返。每到一地，无论记者老爷和朋友老爷，谈着谈着，也总会冒出同样问题，曰：「老头，你对我们这里印象如何？」回台北之后，老节目也一再上涌，不过成了：「老头，你对他们那里印象如何？」这才发现，这种脱口而出，千篇一律的问话，实在咄咄逼人。我可不是怕坦承不讳，冒犯了谁，只是觉得，不过走马观花的看了两眼三眼，而竟敢大言不惭，横发议论，未免越发胆大包天。
然而，虽然明知道胆大包天，仍不能不胆大包天，盖观光了一趟上国，总不能瞎聋兼备，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吧。印象可能和事实不符，但也可能因触目心惊的缘故，而一语中的。这可不是暗示我也要一语中的啦，而只是说，记者老爷和朋友老爷既然问我印象，我就回答印象。如果印象错啦，责不在我，而在於你，谁教你乱问乎哉。
新加坡共和国最使人吃惊的，是他们的交通秩序，井然有条。从台北这个翻江倒海的滚油锅里，一下子到了新加坡，就跟想当年麦哲伦先生，绕过南美洲，一下子到了太平洋一样，简直是到了世外桃源，忍不住额手称庆，抓耳挠腮。呜呼，新加坡车辆是靠左行驶的，这对像柏杨先生这种年龄的老头，无啥稀奇，盖在三○年代，我阁下正壮年之时，中国也是靠左行驶的也。直到四○年代，美国军援经援，大量涌入，而他们汽车方向盘是位於左边的，中国才改为靠右行驶。所以柏杨先生跟年轻人不同，台北的年轻人到了靠左行驶的国家，往往有一种「撞上啦，撞上啦」的恐怖心之感，提心弔胆，花容失色。只我老人家久经沧桑，镇静如恒。
无论靠哪边行驶，只要遵守交通规则，就永远不会撞上。新加坡的车辆照样也会闯祸，但它们的交通秩序，却仍是第一流的。驾驶朋友很少变换车道，即令变换车道，也都谨谨慎慎，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超车。不像台北街头呈现的那种游龙戏凤身段，左穿右插，前面只要有一公分空隙，后面的车辆就恨不得杀将过去。新加坡不但很少变换车道，很少超车，也很少按喇叭。我一直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怀疑新加坡汽车准都是没有喇叭的。直到有一天，趁主人不备，偷偷的按了一下，「嘟」的一声，吓了一跳，才算放心。
维持交通秩序唯一的方法是公平的重罚，盖公平的重罚是法治之基，也是法治之母。一天早上，《南洋商报》总经理陈满贵先生，载柏杨先生暨夫人进城吃绿豆爽，──没有启程之前，朋友耳提面命说，如果不吃一顿「肉骨茶」，简直白去。其实不吃一顿「绿豆爽」，才是白去，尤其对一个中国北方佬而言，肉骨茶能腻死人，而绿豆爽则如金浆玉液。且不说绿豆爽，只说开车进城，新加坡政府规定，上下班期间，车辆要坐满五人，不足五人，就罚银子，不但罚银子，累积若干「点」之后，还要吊销执照。一路上我和老妻两个乡巴佬，絮絮不停的向陈满贵先生问长问短，问东问西，问得他阁下晕头胀脑，不久他就搥胸打跌，急曰：「大事不好，糟啦糟啦，准被路边女警察记下号码啦。」我安慰他，或许那女警察被飞沙玻Я搜垡菜挡欢ǎ欢圆荒苌允嫠某蠲肌Ｊ碌浇袢眨恢涝智槿绾危翟谖３叶恰�
──附带报告一则为国争光的新闻，台北朋友担心柏杨先生到了新加坡，一定会坚持传统文化，乱丢烟屁股，准被罚得卖裤而归。却料不到异人天目，我在新加坡从没有乱丢过一次，实在找不到烟灰缸，我就按灭后装回烟盒，彬彬有礼，无不起敬。
在新加坡也看不到闯红灯和争先恐后镜头，台北一辆汽车在没有红绿灯地方转弯时，如果能等三秒钟不骂大街，就可领「谦让美德奖」矣。总是像尾巴着了火似的，能进一寸就进一寸，能进一分就进一分，节节前逼，视死如归。至於有红绿灯地方，左右绿灯刚眨第一眼，黄灯还没亮哩，迎面的红灯如故，就一马当先。这种奔丧式的开车，是台北特有的壮观，在新加坡可从没有遇见过，也从没有听说过。有几次，《南洋商报》总编辑莫理光先生，开车送我们回酒店，在酒店前转弯时，即令深更半夜，他仍停下来呆等绿灯，我叫曰：「老哥，冲呀，冲呀！」他却像吃了定心丸。使我这个滚油锅出身的尾大人物，大惑不解。同是中华人，何以成了新加坡共和国的公民，就守起法来啦。嗟夫，新加坡人口已超过二百四十万，而国土却不超过台北市，竟建设得一尘不染，人行道上安步当车，车河有条不紊，人都不知道哪里去啦，每一条马路都是林荫大道，青 蓊郁，好像一个空旷的乡村市镇，使得那个可爱的袖珍国度，袖珍得更加可爱，成为中华人在海外建立的第一朵奇葩。回顾台北一片烟雾瀰漫，忍不住鼻孔冒烟。
马来西亚联邦首都吉隆坡的交通秩序，是我的另一个吃惊，吃惊的是他们的安全带。如果考一考台北开车的朋友，即令他有三十年的奋斗经验，我敢跟你赌一块钱，问他安全带是啥，恐怕都得伸脖子瞪眼。不要说台北、高雄、台南之类大都市，就是常跑高速公路的朋友，也从没有谁披挂安全带的。这次出游回国时，一位朋友开车到桃园机场相接，夜色苍茫，大雨倾盆。──我们在香港上机时，尚十分炎热，大多数旅客只穿衬衫，看我老人家大衣臃肿，无不掩嘴葫芦，使我无地自容。可是一到台北，寒风冷雨，衬衫朋友冻得唇白脸青，哆嗦个不停，乃人心大快。且说上了朋友的车，我劝他把安全带系好，他当作耳旁风，唠叨得紧啦，他好像受了奇耻大辱，跳高曰：「老头，你刚喝了两口印度洋的水，脑袋就作怪，瞧不起我技术呀。好吧，下车下车，爬着回去吧。」害得我苦苦求饶。大概要报我劝他系安全带的一箭之仇，猛的一松离合器，我的前额就几乎英勇的撞到玻璃窗上。
吉隆坡驾驶人或坐侧座的人，一定要绑个结实才行，不要说上了公路，就是闹市，以二十公里的速度前进，也得全副武装。偏偏我自出娘胎以来，从没有听见过有关安全带的学说，所以每次上车，都忘个净光。《新生活报》总编辑吴仲达先生，每次都提醒曰：「绑上，绑上。」有一次，在欢迎欢送场面下，热闹哄哄的入座，他阁下以为我当然绑上啦，而我阁下天经地义当然没有绑上。半途被他发现，哀号曰：「老头，你知道警察捉住要罚多少银子？把你老骨头卖掉都不够。」可是，严重的不在於绑上，而在於跳下。每次下车，我都一跃而出，一跃而出的结果是被安全带猛的拉回，好像一个被捆在老虎凳上的囚犯，遂号声连天。朋友们终於天良发现，叹曰：「你们中国人不守法惯啦，无可奈何，这么吧，你也不必丢人现眼啦，只要把它放到胸前，做个模样算啦。」这才使我脱离苦海。
由吉隆坡的安全带，想到台北的安全帽。安全带在吉隆坡行得通，安全帽在台北却行不通。事实上是，两国政府都在保护驾驶人生命的安全，两国人民却有两种不同的反应：马来西亚联邦中，中华人佔三十巴仙以上，他们遵守不渝；而台湾全是中华人，却有人大骂政府扰民。又是老话，都是中华民族的后裔，为啥逾淮而橘？而留下来的却非一枳到底不可。这里面的感想太多，学问也太大，可谓一言难尽。
中国人 中华人
──新马港之行，我见我闻我思我写，之二。
大家一提起日本人的「大东亚共荣圈」，都会生气。日本人可以说世界上最愚蠢的侵略者，认为仅靠开枪开炮，就可以「八弦宏宇」。不过，我们也得承认，日本人对亚洲国家的了解，远超过各国对自己的了解。一九三○年代，日本人对中国东北，比中国还清楚。对马来西亚、新加坡，比英国还清楚。对印尼，比荷兰还清楚。对菲律宾，比美国还清楚。以致日本佬愤愤不平，认为有权收归己有。
日本人为了打邻国的歪主意，而去苦下研究工夫，使人跺脚。如果抛开这一点，而仅就他们对邻国研究的精神，和了解的深度，却使我们脱帽，不但脱帽，并且汗流浃背，自顾形惭。盖对别人打歪主意，固然需要了解，就是要跟别人做朋友，同样也需要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参战，大批美军开到英国本土，美国小伙子和英国大姑娘，难免一见锺情兼不可开交。习惯上，英国人接吻是左颊先上的，美国人接吻却是右额先上。为了避免两鼻相撞危机，美军司令部下令他们的阿兵哥跟英国女孩子先礼后兵时，要入境随俗，左颊先上。不过结果并不理想，当两军接触，进入战况之际，仍然发生两鼻相撞节目。原来英国妇女团体为了敦睦国际友谊，也下令给老奶，要她们改为美国式的右颊先上。这跟男人世界右手握手一样，一个人忽然伸出左手，恐怕是握不成。如果我们到了一个用左手握手的国家，就必须先行了解他们，才能一拍即合。
不了解别人，不但吻接不成，甚至连朋友也交不到。可是多少年来，中国人对外国一直处於朦胧状态，对在外国的中华人，更朦胧的厉害。我们唯一自以为最了解的国家美利坚，也不过皮毛。而对其他国家，像百年世仇的日本，抗战打了八年，死人千万，结果仍然「既不知己，又不知彼」。对於唇齿相依的一些邻邦，所知的更属於瞎子摸象。柏杨先生到新加坡的第三天，《南洋商报》派了一部车子，要载我们贤夫妇去郊区长长见识。我一听「郊区」，就忍不住要笑，这么一个小岛，还有郊区呀。但我没有笑出来，不是礼貌使我不便笑，而是被朋友铁青的脸色吓得把露出的大牙急忙用嘴唇包住。朋友问曰：「你们中国人以为新加坡只有两条街，是吧。」我立刻说不是，他瞪眼曰：「好老头，还不招认。」我只好招认好像似乎听谁这么说过。呜呼，这不能怪我，大多数中国人，尤其是钟摆式人物──钟摆式者，摇晃在自傲与自卑两极端的人物也，整天蒙着被想仙女散花，不开眼兼不开窍，我老人家不过其中之一罢啦。然而接着就是回到台北后的第三天（也是第三天），一位元老辈大亨，拍我的肩膀曰：「听说到了新加坡就跟到了中国任何城市一样，对吧。」当然不对。他不管我正要张口回答，又开腔曰：「听说新加坡百分之九十是中国人，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