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到这里，柏杨先生诚三生有幸，如果也在弘历那个老帝崽驾下为臣，即令我有孙悟空先生那种砍掉一个头，又有一个头长出来的本领，也挡不住名字魔术的法力无边。
所好的是，皇帝老爷以政治权力取胜，政治权力没啦，名字魔术也就失灵。圣人同样的以政治权力取胜，取胜的时间虽然较长，可是任何政治权力，只要它是政治权力，都有消失的一天。以孔丘先生之尊，前已言之，全国姓「丘」的都遭了殃，被强迫缝上一个耳朵，改姓为「邱」。可是到了二十世纪三○年代，民族英雄丘逢甲先生，不肯受辱，在担任广东省议会议长时，首先发难，呼籲姓邱的朋友，一律恢复本来面目的「丘」，全国响应。遗憾的是，台湾省那时还在大日本帝国统治之下，丘家继续姓邱如故。希望有一天，台湾的邱家老爷，也奋勇一击。
称呼名字，看起来容易，实行起来，却危险重重。盖老傢伙之辈，如果头脑化解不开，就会认为奇耻大辱。我老人家一再告诫小朋友叫我名字的，盖这么一叫，我就觉得年轻五十岁，身轻如燕。有些小朋友为难曰：「不好意思呀，你那么大岁数啦。」其实只要叫出第一句，以后势如破竹，就好意思矣。盖年长的叫年轻的名字，显示亲近，年轻的叫年长的名字，流露亲切。洋大人之国，孩子们还作兴叫继母继父名字的，同样充满爱心。不过为了突破僵局，年长的傢伙最好先行叫阵：「叫我名字好啦。」这就要看胸襟和见识矣。
──对死硬派酱萝蔔傢伙，小朋友还是免开尊口为宜，小心他认为你瞧他不起，也跟弘历先生一样，大喊小跳，兴起杀机。
宁为瓦碎？不为玉全
──八○年代十二愿的几点补充之三
名字是一个人的标帜，前已言之，我们不能想像一个没有名字的世界，只有监狱例外。盖监狱里囚犯的名字都被一笔抹杀，只有号码。柏杨先生在绿岛努力坐牢期间，号码是「二九七」，只要一喊「二九七」，我就知道叫的是我啦。吾友索忍尼辛先生当年在尼古格群岛时，号码是「二六二」，落后的多矣。呜呼，一个人坐牢，如果一直保持名字而没有号码，那就不算真正的坐牢，只能算玩票，没啥可提的。
编号办法，只有监狱才可实行，无法推广到社会，今年（一九八○）全世界人口已到三十二亿，如果用阿拉伯数字命名，每人要写十个位数，而且死了的号码不能再用（用了就同名矣），新生的娃儿又层出不穷，一百年后，恐怕二十个位数都不能打发。所以，用文字作名字，乃正常之规。
──中国人很少用数目字做正式名字的，偶尔出现，立刻名垂史册。普通的张三李四，不过泛称而已。日本同胞则比较茂盛，吾友山本五十六先生，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身拜总司令之职，把美利坚打的叫苦连天，他爹老山本先生五十六岁时才生他，即用以纪念，中国便不兴这个也。
命名是一件重要大事，古之人也，老爹老娘都请德高望重或私塾里的教书匠，代起一个，全都是荣华富贵兼忠孝仁义。今之人也，小两口那么一嘀咕，名字就出来啦，於是产生下列三种现象，对於我们努力嚷嚷的互相称呼盛举，造成绝大的障碍。
一曰：男女不分。洋大人之国，从名字上往往可以判断性别，玛丽总是老奶，约翰准是男子汉。古中国亦然，张兰秀、王春梅，和李得功、赵必胜，男女一目了然。可是现在不行啦，柏杨先生常接到一些读者来信，有些名字实在分不清鬍子脸或女娇娃，回起信来，抓耳挠腮，只好乱猜。既然猜矣，就有差错，一位林蓉芝「女士」赫然彪形大汉，来信开骂曰：「老头，你越来尾巴越大啦，竟阉起人来啦。」咦，谁教你以女性名字出现乎哉。更有以男性名字出现的若「建国」、若「健雄」、若「伟智」，打死我我也不相信她们是位娘子。最近报上不是刊出一些怪事乎，若台北县永和镇陈老妹，若台北市内湖詹家香，和北投吴妈杉，谁能相信他们跟柏杨先生一样乎哉。
二曰：稀奇古怪。十年前有一则故事，一位美国朋友，被父母命名为莎士比亚，他这一生就麻烦个没完，在学堂念书时，教习们无不对他失惊打怪，毕业后第一次求职，公司老闆一跳而起曰：「你应该躺到坟墓里，来这里干啥？」柏杨先生有位朋友，姓唐，名太宗，有一次在旅馆登记时，掌柜的怒目曰：「客倌，你吃谁的豆腐？你是唐太宗，俺就是秦始皇。」最后掏出证件，才没有打架。
然而，这只是有点滑稽而已，不伤原气，一旦越过滑稽的界限，就成了严重局面。清王朝一位状元秦先生（名字惜忘之矣），曾有〈拜墓诗〉曰：「自宋以后无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如果有一天，站在你面前的赫然是一位秦桧先生，恐怕很难建立友谊。秦桧的名字当然有点顶尖，但父母应有使儿女们不要在名字上受窘的义务。报上载，高雄县桥头乡一位少女名「春宫」。台北县贡寮乡一位先生名「吓扭」──「吓」如何发音欤耶？当你决心称呼名字时，恐怕张开嘴就再合不住。
还有一种也属特别的，自从欧风东渐，中国人有起西洋人名字的，男曰张彼得，女曰王玛俐，但中国名字一向徘徊於两个单字和一个单字之间，「彼得」「玛俐」，还可应付。吾友「薛司提反」先生，五○年代末期，曾在台北通化街一带传教，现在不知道反到啥地方去啦；他的名字，就实在难以启齿。
──十九世纪的英国，好像颇为流行稀奇古怪的名字，有人叫「一个太多」，有人叫「没有被通缉的」，有人叫「他就是想干那件事的人」。即令二十世纪，美国除了一位「莎士比亚」外，还有人叫「空白、空白」，有人叫「经济恐慌」。更有一位叫「你猜」，当老闆严肃的问他名字时，他回答「你猜」，恐怕非卷铺盖不可。
三曰：不好的谐音谐意。这不是名字的本身有毛病，而是称呼起来有毛病。一位朋友为他的爱女起名「投珠」，偏偏他阁下姓倪，教习在课堂点名，逐成为「一头猪」矣。「仁义」是好名字，但如果姓「吴」，听起来人像「无仁义」，就不太光彩。报上说，嘉义县有一位「李爱娥」女士，和一位「金伟男」先生，叫起来成了「你爱我」「真为难」，闹着要改。做父母的为子女命名时，应多多思量，才是真正的爱。连姓带名，固应注意，但直接伤害互相称呼名字的，还是名字在谐意谐音上，造成的错觉──这错觉能使人哄堂。尝在杂志上看到一篇散文，署名「丝仁」，既雅又美，可是一旦在大厅广众中大吼他「死人」，恐怕四座皆惊。
若干年前，叶庆炳先生曾在台北《联合报》上，提出名字的「五好律」，曰「好辨识」「好兆头」「好听」「好看」「好写」。柏杨先生斗胆再加上一条，那就是，命名的时候，最好用两个字，别用一个字。
单名在四世纪之前，最为盛行。曾有人说，《三国演义》里的人物，都是单名的，若曹操先生、刘备先生、关羽先生、张飞先生，无不如此。因之一口咬定在那个时代，没有双名。其实不过是比较少罢啦，像诸葛亮先生的岳父黄承彦先生，便是双名的也。呜呼，单名最不好称呼，写信时，遇到单名的朋友，真能急出一身臭汗。从前有「别号」作为补救，所以你喊「飞」不便时，喊「翼德」就顺口啦，写「亮先生」别扭时，改写「孔明先生」就正式啦。
问题是，农业社会，人口流动量少，一个人七八九十个名字，还可以消化。工商业社会，记一个名字已经记的头脑都要爆炸，再记七八九十个「别号」之类，就无力招架，非精神崩溃不可。中国《民法》规定，每人只有一个名字的，可是如果取了一个单字的名字，就不得不再多出一个别号。为了救苦救难，柏杨先生遇到单名的朋友，就毫不客气对他来一个霸王硬上弓，在「姓」和「名」之间，硬加上一个「君」字。像《中国时报》老爷骆绅先生，每逢给他写信，我就称之为「君绅」。盖骆夫人娇滴滴叫他一声「绅」，固可销魂蚀骨，柏杨先生耳红脖粗的叫他一声「绅」，恐怕一块钱也借不到。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先把名字整理的清清楚楚，互相称呼大业，才能通行无阻。
联考改变
在十二愿中，这一愿几乎使我再返绿岛，小学生不知道拥护联考，胆敢集体行动，拒绝拉屎的新闻，可是报上登的。想不到三月间刊出后，到了五月，官老爷才忽然大怒──可称之为「迟来的大怒」。谨此磕头如捣蒜，绝不是我出主意教他们不拉屎的。以后小学生就是憋死。我都不说一句，要说就说官老爷爱听的话。
教育部已经宣佈联考要改变啦，这证明连官老爷也承认联考害人不浅。虽然是小变，但小变总比不变好，盖世界最可怕的是乾屎橛，宁为瓦碎，不为玉全。柏老建议的几点，一些读者老爷认为，仍不能解决问题。不过在教育还没有能力根本解决之前，也只好枝枝节节解决矣，我们不能希望只拿动一百公斤的朋友，非拿一千公斤不可。而柏老只是提供几点意见，不是方案，盖我也没有这种能力。不过却有点别的小意见，大学堂有些课目实在不必读啦，若大一中文，若大一英文，若大一中国通史、近代史，若啥，若啥，高级中学堂就应念好，再重眩槐椋翟谕芽阕臃牌ǎ啻艘痪佟�
中国为啥不能？
──八○年代十二愿的几点补充之四
联考有它的时代使命，为考试制度解决了四十年的困难。但它也筋疲力尽，理应收山。夫「四时之序，成功者去」。联考如果再持续四十年──其实用不了四十年，只要再有十年，考试委员恐怕连题目都无法出，盖课本上能出的题目，全出光啦。除非改写课本，把罗马搬到希腊，或把唐王朝摆到宋王朝之后，否则的话，千余年来科举考试的出题覆辙，准历史重演。那就是，谁能把考生难住，谁才是高手，刁钻古怪兼鸡毛蒜皮，都要端到台面上，遗害之烈，恐怕不下於八股，那就坑死中国人矣。不再託人带东西
天下没有绝对的事（这话不供抬槓之用，贵阁下如果用大刀把柏杨先生的御头从脖子上砍下来，我可绝对的活不了），所以，不再託人带东西，也不能作绝对的解释，而只是不託人带下列的东西：
一曰，太重的东西。除了託带柿饼，理应挨板之外，其他如书籍之类，也实在可怕。盖寥寥几本书，即令航空挂号寄递，又能费几钱银子？如果是成筐成篓的书，那就不是对朋友之道，而是对仇家之道矣。二曰：太大的东西，即令不重，体积太大也照样是对仇家的手段。我有一个朋友上月前往欧洲，他小姨竟託他带两个十斤重的棉被给在伦敦的儿子，他气的几乎当场就要撒野，结果只好採取柏杨先生所传古法，打包投邮。三曰：太贵的东西。像钻戒之类的金银财宝，自己遗失啦，怨天尤人，闹了一阵，只好拉倒。如果是朋友的，赔吧，根本赔不起，不赔吧，可能被认为假掉啦，发生流血悲剧。四曰：危险的东西。涉及政治性的危险，当然不必细表。就是涉及刑事上的危险，同样麻子不叫麻子，而叫坑人。託带海洛英固该万死，託带能引起公共灾祸的东西，也罪不容诛。有一个傢伙是收集火柴盒专家，火柴盒里又都装满火柴，一天他大骂他的朋友拒绝带一箱上飞机闯关，就未免太过於王八蛋也。
现代文明带给我们太多和太方便的交通工具，像邮政电话之类，简直是上帝的傑作，只要用少得可怜的费用，想上山就上山，想下海就下海。亲情友情，不应乱被糟蹋。然而，只要两情相悦，自然另作别论，前天我去法国文化中心，找魏延年先生借钱，只见一个蹲式的马桶，绳捆索绑放在那里，那就是他託朋友带到巴黎去的。他阁下所以如此，并非故意表示威镇天下，而是该朋友经常来往台北巴黎之间，两手空空，乐於战战兢兢，手捧活宝。如果是柏杨先生前往，有人託我带它，恐怕免不了受我心狠手辣的修理。
朋友的意义是互相解决困难，不是互相增加困难，如果互相增加困难，那就不是朋友矣。所以凡事总要跟朋友调换一下位置。好比说，某种等它救命的药品，自己就有权利开口，朋友也有义务接受。但主要的是，无论带啥，双方都应有充份的信任，如果是丢啦，破啦，那就确实是丢啦，破啦。不能霎时间疑云重重，三十年交情，发生动摇。至於託人买东西，那就更需要信任，无论样式也好，质料也好，赛死也好，不称你的心，不如你的意，应该相信朋友已为你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