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的。大丈夫应该真正的行不改名、坐不改姓。除了第一次相见或特别情形外，统统互相称呼名字，既清爽利落，又省气省力，它还可以推动基本人权上的平等观念，减少一些飘飘然自命不凡的僚气，也是化暴戾为祥和之道。
好吧，从今天开始，你就叫我老人家柏杨，「先生」也别加，「老」也别加。我如果心急难熬，要表示尾大，就由我自己动手加，阁下千万别理。
联考必须改变
──事急矣，救救学生老爷，救救国家命脉。
八○年代第四愿是──联考改变。
提起来联考，柏杨先生一向忠心耿耿，誓死拥护。为了它跟人吵过架，也为了它跟有些人横眉怒目，有无数篇敝大作为证，可不是自己猛往脸上抹粉也。盖联考的好处，在於不必忽冬忽冬乱跑，御体不出城门，就可投奔千里外的学堂。贵阁下对科举一定熟习，多少考生，形单影只的跋涉三个月五个月，去京师殿试。有的固然平安到达，但也有的病在路上，有的死在路上；有的被小偷偷个净光，有的索性被强盗老爷一刀两断。幸而平安到达的，考取啦身价十倍；一旦落榜，只好流落异乡，有钱的还可以租间公寓，埋头苦读，等候三年。穷朋友则只能投宿到破庙，有病没人管，饿死没人埋。多少家庭子弟，都像断了线的风筝，一去渺无消息。中国文学作品中很多悲剧──诸如蔡伯喈、陈世美等等，都是用「赶考」作为主题的。幸好从前考生都是髒小子，如果也有女娇娃，恐怕遭遇更要惨不忍睹。那时候就有联考制度的话，分别在各省或各县举行，只把试卷集中京师评阅，将减少多少辛苦，多少生离死别乎哉。
联考是二十世纪三○年代末期，突破性的发明。对教育的普及，和清寒学生的培植，已发挥了最大的功能。然而，实行了四十年，到了八○年代，它的弊已超过它的利。好像一副仙丹，本来对青春痘有特效的，一剂下肚，玉面如洗。可是，大概青春痘产生了抵抗力，或其他一时弄不清的什么原因，最初十年二十年，还不太察觉，久而久之，副作用或后遗症，却大量爆发。青春痘固然治癒，鼻樑却跟着塌啦，鼻樑没有塌的，也一个个得了肠胃砍杀尔，老命不保。到了这种地步，仙丹便不再是仙丹，而成了毒药矣。
柏杨先生从拍巴掌赞成，进而认为必须重新检讨，不是柏杨先生变啦，而是联考制度变啦。联考已从有益，逐渐变的有害。在有益的时候，我们自应努力维护，一旦发现它有害，就不该因为过去拍过巴掌，就一硬到底。如果继续把毒药当成仙丹，小民就无噍类矣。
呜呼，世界上万邦林立，恐怕只有中华民国的学生老爷──从小学堂一年级到高中学堂三年级，也就是从五六岁的小娃，到十六七八九岁的小子。从早到晚，背着重达两三公斤的巨无霸书包。盖联考的压力，使他们不能不背。现在年龄稍大的朋友，还能记忆实施联考初期之前，学生老爷们放学回家，爬树捉鸟，下塘捕鱼的欢乐镜头，孩子们用不完的时间和精力，常气的大人们跳脚：「三天不打，上房掀瓦。」那个黄金时代，已一去不返矣。巨无霸书包里满装各式各样课本，和各式各样模拟试题，孩子们回到家里，三口两口把饭塞进尊肚，就往板凳上一坐，「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立志时」。他们的「志」只有一个──联考。家中只要有一个要参加联考的孩子，这个家就成了坟墓，其静如死，连走路的声音稍大都不行。灯光之下，瘦削的身子俯到案上，偶尔手动一下，头动一下，或咳嗽一下。鬼影幢幢，活像小小殭屍。有些爱儿女心切的爹娘，不愿儿女独自承担苦难，还在旁陪绑。於是，本来是活蹦乱跳的「中国未来的主人翁」。小学堂没毕业，就成了近视眼；初中学堂没毕业，就成了驼背；高中学堂没毕业，就发苍苍而视茫茫，而牙齿摇动，而面目癡呆，而大便不通。当十九世纪鸦片为害最烈时，林则徐先生有言曰：「是使数十年后，中国几无可以禦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连当时最颟顸愚昧的清政府，都大为震惊。而联考比鸦片更要严重，儿童和青年正当发育成长期间，联考却像看不见，又摸不着的滤过性病毒，由制度和父母联手，强迫孩子吞下去，活生生的把他们折磨成残疾，至少也把他们折磨成未老先衰。则数十年后，亦无可用以禦敌之兵矣。每个兵老爷都戴深度的近视眼镜，躬其腰而喘其气，还成啥战斗部队哉。尤其是，无兵可用，问题还小，久而久之，恐怕无民可用矣。
然而，身体的斲丧还不算致命伤，致命伤的是心理上、性格上的斲丧。在联考制度下，「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大家完全重蹈封建时代科举制度的覆辙。知识支离破碎，不但丧失了组织能力，也丧失了思考能力。联考像一个框框，学生老爷只好把自己血肉之体，用刀削的合乎那个框框。只要通过联考，其他任何牺牲都在所不惜。夫课本的内容每年都是一样的，可是联考的试题却不能一样，考试官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看谁出的题能难住考生，谁就是高手。科举时不得不把四书的句子，片片割裂，连「学而」都成了作文题目，其他的花样更层出不穷。而今联考竟然有「张岱何时游湖」的选择题，真不知道这种知识算哪门知识？对一个研究电机的小子，有啥必要？然而学生老爷却不得不辛辛苦苦，猛记这种鸡毛蒜皮。这些鸡毛蒜皮在学生老爷脑袋中长年累月的累积，结果仍是鸡毛蒜皮──一大堆毫无意义的鸡毛蒜皮。柏杨先生有位朋友的儿子，当他的老娘在客厅里被扫帚绊倒在地，爬不起来时，儿子老爷连头都不抬，恁凭老娘哀叫。并非他不孝，而是父母曾有严令，联考第一，死人第二。幸亏老爹回来的早，才救回老婆一命。这种性格上的斲丧，对社会的影响，更远超过知识上的鸡毛蒜皮。
嗟夫，联考正无情的摧残知识和人性，清王朝徐灵贻先生曾有诗科举曰：
「读书人，最不济。烂八股，一堆泥。原来只为求才计，谁知道变成了坑人技。三句承题，两句破题，摇头摆尾，便认为是圣门高第。可知道三传四史，是何等文章？汉高唐宗，是哪朝皇帝？案头放，高头讲章（现代则是模拟试题矣），书店买，新科利器（这类参考书，现代书店可多啦）。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嘘唏。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日昏迷。就教他骗得了官，也是小民跟国家（原文是「百姓朝廷」）的晦气。」
这正是联考制度下学生老爷的画像，嗟夫。
时到如今，联考即令不能完全取消，也应改变。报上说，今年（一九八○）的国文科，将减少选择性测验试题，提高作文分数。这是一个觉醒，不过这种点点滴滴的改变，无济於事。科举制度实质上是统制思想的工具，假定一位考生在作文中批评孔丘先生，即令有其深度，而又行文如流水，他能考取乎哉。我老人家敢跟你赌一双破袜子，所作出的文仍是「烂八股，一堆泥」。学生老爷只要多读几篇模拟文，就足够矣。通顺固然通顺，而且八面周到，但没自己的思想，没有自己的感情，只是模拟试题一大抄。
我们建议的是──
一曰：学生老爷的志愿，铁定的限制只能填两个，考不上就荡掉。几十个几百个志愿不叫志愿，只叫吃豆腐。应以系为一单元，仅在该系的考生中，挑分数高的录取。张三先生第一志愿是ＡＢ系考了第一名一百分，他就考取啦。李四先生在第一志愿的ＣＤ系落了第，他就是一千分，也请他家里墩。不用分数去鼓励投机，第一志愿有权比第七八九志愿优先。
二曰：文科不必考物理化学，但他的中文必需超过九十分（如果他考英文系，英文也得超过九十分）。理科不必考历史地理，但他的数学之类必需超过九十分。依此类推，学生老爷有权就他的兴趣，单线发展。通才不可多得，而且这种支离破碎，一知半解的通才，不过一罐浆糊。如果说文科学生的物理化学知识也很重要呀，理科学生的历史地理知识也很重要呀，怪啦，啥不重要？结婚生子更重要，难道也要考恋爱学乎哉。
三曰：奖励私人大量创办大专学堂或职业学堂，教育官别再东挑西剔，给人为难。听说现在严格限文科学堂的设立，咦，官脑果然与民不同，一个没有理工兴趣的小子，便是把所有文科取消，他也难以挤进理科，难道文科学生老爷一多，社会就大乱啦。台湾人口一千七百万，至少应有一百所大专学堂和四百所职业学堂──这数目不供抬槓之用，而是说，必须使新生名额，跟考生名额相差的不太吓人，才能根除联考的病毒，才能使学生老爷脱离框框，正常发展。
事急矣，救救学生老爷，救救国家命脉。
不再託人带东西
──别把自己的面子，建立在困扰别人的行为上。
八○年代第五愿是──不再託人带东西。
四世纪晋王朝时，殷洪乔先生当豫章郡（江西省南昌县）郡长（太守），从京师建康（南京）出发，走马上任──当时却是走船上任。盖小舟逆长江而上，穿过鄱阳湖，便到目的地。很多朋友託他带信，大概都是竹报平安的家书，有百余封之多。他阁下一一接受，可是船刚离开京师，还没进入长江，只到了石头（南京北郊），就把那些信件，统统投到水里，念念有词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俺殷洪乔可不给人送书邮。」此公行为恶劣，教人油然而兴把他屁股打的稀烂之感。
想不到二十世纪，柏杨先生出，历史重演。我於五○年代，曾赴日本一游，既然观光上国，难免逢人夸耀，临行的前一天，一个朋友驾临柏府，拍肩膀曰：「老头，我有一点小东西，拜託你带给我在东京念学堂的小犬（小犬，他那宝贝儿子是也，由此称谓，可知他仍是老派人物），你意下如何？」我曰：「那还有问题，拿来拿来，为朋友两肋插刀都干，何况一点小东西乎哉。」他蹦跳而去，当晚，一点小东西送到，竟是各重约二十公斤的两大篓柿饼。按照那时飞机规定，每位乘客的总重量不能超过一百公斤，看情形我势必砍掉两条尊腿，才不致超重，当下也不言语，翌晨出发，拐了个弯，就把它统统投到淡水河里，并效法殷洪乔先生，也念念有词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俺老人家可不给人当冤大头。」
──殷洪乔先生干的那一票，古书上没有提到以后怎么交代，只提到成了佳话，载诸史册。而我干的那一票，却后患无穷，「小犬」因没有收到柿饼之故，「老犬」打上门来，跟我对骂了两个小时，才悻悻而去，到处宣传我不是人，盖「为人谋而不忠，与朋友交而不信」，比殷洪乔先生还要教人切齿。
这是二十五年前的盛事矣，就在去年（一九七九），柏杨夫人前往美利坚，既然仍是观光上国，我忍不住就又到处乱嚷，结果主顾云集，託带的东西，足有七八九十箱。而且客户如天女散花，有的在旧金山，有的在洛杉矶，有的在西雅图，有的在芝加哥，有的在纽约，有的在华盛顿敌洗，有的在达拉斯，更有一位在弗罗里达州的丹巴。尤其教人瞪眼的，一个朋友的女儿嫁到墨西哥，住在赫摩西洛，赫摩西洛距美国边界足有一千公里，但老娘坚持就在隔壁，她曰：「阿巴桑呀，既然出门，就要散散心呀，我女儿有六个娃儿，你去帮忙带带也好。」於是不但带东西，还多了带娃儿的任务。主顾鸟兽散后，屈指计算，如果一一送妥，马不停蹄，也要一月，机票钱够我老汉吃一辈子矣。而且，实在不能想像，专程丹巴、赫摩西洛一趟，只不过送两件衬衫和二十个皮蛋，客户顶多握手一番，道谢一句，恐怕连顿饭都没得吃的（除非她开恩准许给她带娃儿），呜呼，万里迢迢，敲门而入，鞠躬而出，枯立街头，不知何处投奔。把朋友置於如此窘境，实在抱歉，万一客户不在，度假去啦，是蹲在门口乾等乎？抑原封带回挨骂乎？既无明文规定，就更两难。想前想后，老妻泣曰：「这该如何是好？」如在从前，我就仍是老规矩，淡水河见。现在比较老奸巨猾，不敢再有此念，於是连夜打包，就在台北邮寄。到了今天，总算纸仍包住了火。只那邮费，着实可观，每一想起，心如刀割。
然而，代为邮寄并不是万灵手段，主顾如果出奇制胜，来个泰山压顶，跑腿的立刻就土崩瓦解。我有一位女学生，在台北某学堂当教习，春节返新加坡省亲。大包小包，全是託带之物；皮箱纸箱，尽都託送之礼。新加坡地方小，挨户传递，固也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