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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金駮先生要求我们仔细的思考科幻小说的地位，肯定它在文学上的价值。他引用科幻小说作家克拉克先生的话，克拉克先生认为，科幻小说是一种无害的幻想，不会引导人们误入歧途，不像有些脱离现实的文艺小说，也不像有些不侠不义的武侠小说，科幻文学反映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准，能够触发人们的科学思想。
所以，吕金駮先生建议把科幻小说列为大学堂课程，这是一个有价值的构想，值此一九七○年代结束，一九八○年代开始之际，我们认为这建议对国家是一个隆重的献礼。
八○年代大愿
──一愿取消籍贯，二愿吃饭分饭，三愿直呼名字，四愿联考改变，五愿不再託人带东西，六愿自己争气，莫一味把别人怨。
一元更始，万象更新，不仅一九八○年驾临，一九八○年代也同时驾临，双马并驰，响声如雷。柏杨先生对世界大事，从来不管，这不能怪我，像柯梅尼先生在伊朗扣留美国人质，以及俄国大军佔领阿富汗，他们事先既没有向我请示，事后又没有向我报备，所以我也就懒得面授机宜，让他们去胡搞。值在此大地春回，隆重开笔之际，盼望一点小事，前瞻几桩美景。
吾友冯延巳先生，十世纪大诗人也，有〈长命女〉一词，语曰：「春日宴，绿酒一杯歌一遍。再拜陈三愿：一愿郎君千岁，二愿妾身长健，三愿同为樑上燕，岁岁长相见。」於是柏杨先生也有词焉，名〈长命男〉，词曰：「春日宴，香烟一支咳一遍（烟吸的太多，不咳嗽不行），磕头陈六愿（磕头比再拜更正心诚意），（十世纪距今整一千年矣，一千年才多出三愿，不能说冒犯天威）：一愿取消籍贯，二愿吃饭分饭，三愿直呼名字，四愿联考改变，五愿不再託人带东西，六愿自己争气，莫一味把别人怨。」
吟诗已毕，请听宏论。
第一愿是──取消籍贯。
在三○年代之前，中国人见面，往往问曰：「老哥，吃饭了没有呀。」於是被洋大人讥为吃饭的民族。有些中国同胞自己觉得脸上挂不住，认为洋大人见面时那一套，才是经典之作，美不可言。夫洋大人见面，昔之时也，还多少有点关心，所以曰「好都有都」。前之时也，已退化为没话找话，曰「哈啰」。今之时也，为了节省能源，就只剩下一个音节，曰「嗨」，不过表示看见你罢啦，「嗨」了之后，各奔前程，你是死是活，他毫不在乎。中国同胞所以把吃饭放在第一位，因为过去中国大多数小民都在半铮鲎刺３？兆哦亲油肚淄队选０匮钕壬资保？吹酱笕嗣窍喾甑某∶妫话炎ノ辉犊停旁唬骸赶醒陨傩穑畋ザ亲釉偎怠！谷松屡驮诖艘痪洹�
以上是老朋友见面，如果是新朋友见面，则另有一种问法，除了问他尊名大姓外，准问他曰：「府上是那里？」即「你是啥地方人呀」。一旦发现对方跟自己是同一个省，立刻大喜若狂。──其实即令不同省，只要邻省，也是一样，贵阁下不闻「直鲁豫大同乡」乎哉。大喜若狂之余，就急急追问哪一县，如果再是同县，就更手舞足蹈，再急急追问哪一村。於是，两个陌生的傢伙，可能刹那间成为通家之好，兼刎颈之交。
乡土之情，是人类最原始的感情，盖人不亲地亲也。以色列人分崩离析了两千余年，仍开枪开炮，打回巴勒斯坦。以及中国人的落叶归根，都是对乡土的眷恋。然而，一旦乡土之情变成了法定的「籍贯」，就成了人为的桎梏。
世界上只有中国对「籍贯」百般珍惜。这玩艺不知道是谁发明的，但它有它的历史背景，和成长的条件。可能跟专制政体下的奴隶制度，兵役制度，文官制度，以及考试制度有关。纪元前十一世纪周王朝时代，上自国王，下至封国的国君，都有固定的田亩，金枝玉叶们当然不肯御驾亲耕，全靠奴隶苦干，为了防范这些倒楣的朋友开溜，就用名册登记，限制在一个地方，越此一步，活活打杀。后来奴隶制度崩溃，纪元前二世纪西汉王朝时，又发生兵役问题，兵役问题实质上是逃兵问题，那时候当兵，比不得现代当兵，那时候当兵，老命不如一屁，於是有些人举家远走高飞，有些人则单枪匹马，脚底抹油。反正不管怎么吧，跑了神跑不了庙，有名册在焉，一旦捉住，立刻押返原籍──有名册在焉的故乡。押回去之后，查对清楚，当然有罪受的，不必细表。和防范逃兵同时产生的，还有文官制度，更使「籍贯」一项，有政治上的重要性，盖专制政体下文官制度的特色之一，是「回避本籍」，一直到二十世纪中华民国建立之初，本地人都不能在本地当官──当「吏」可以，吏是三四流以下的小职员。四川省人不能当四川省长，龙岩县人不能当龙岩县长。盖皇帝老爷天不怕，地不怕，就是怕小民抗暴谋反。本省本县人在本省本县当官，因乡土关系，亲友密佈，最容易官民结合。一旦揭竿而起，那种瓜蔓似的子弟兵，可能使皇帝老爷坐不稳龙墩。为了防范未然，所以才教那些具有才干的领袖人才，离开他的本乡本土，越远越好。
六世纪九○年代之后，隋王朝发明了新的考试制度──科举，规定只有本县的知识份子，才能在本县考试。问题就跟着来啦，甲县的教育程度高，人才济济。乙县的教育程度低，识字的没有几个。但名额却有限制，甲县的青年才俊，遂大动手术（大概类似乎台北就学儿童的乱迁户口），前往乙县应试。乙县当然严密防范，一经查出，称之为「冒籍」，除了要开除大吉外，屁股还可能有挨板子的艳遇，一顿板子下来，至少哎哟三天。
然而，这些都是想当年的破铜烂铁矣，我们已踏进二十世纪八○年代，产生并维护「籍贯」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因素，早已片瓦无存。奴隶没啦，惩治逃兵不必押解回乡，民主政体选举的结果，官员都是本地乡亲，考试制度完全开放，河北年轻人跑到广东参加联考，没有一个人过问，只要有两下子，照样头名高中。按理说，「籍贯」的基础既不存在，它也应该魂归天国。想不到它不但没有魂归天国，反而在我们社会上，到处挺屍。呜呼，聋子的耳朵虽然没有用处，却跟美容有关，不必把它干掉。「籍贯」则不然，它不但跟美容无关，干掉它反而更增妩媚，而且在实质上还帮助肠胃消化。它阁下已完成历史任务，应该去坟墓安息啦。
官老爷可能考虑到「籍贯」与选举有点牵连，某省产生若干委员，某县产生若干代表，如果不标明籍贯，怎么选举乎哉。咦，纵然贵阁下的籍贯是湖南，如果回到湖南，不住够法定的年数，你也选不成。而柏杨先生的籍贯是河南，在贵湖南住够了法定年数，我想选张三就选张三，想选李四就选李四，想选王二麻子就选王二麻子，盖选举根据「户籍」，不是根据「籍贯」也。呜呼，在新生代的小朋友身上，更可看出「籍贯」的毫无意义，广东省年轻人对广东省一无所知，江西省年轻人连江西省在哪里都摸不清。如果仅靠着「籍贯」来慎终追远，那就更其乱如麻。河南人是从山西省洪洞县（吾友苏三女士起解的地方）大槐树下摔锅片摔到河南的，福建人更多半是八世纪时的河南人，台湾人更多的是来自福建、广东。为啥只慎终追远后半截，而不慎终追远前半截乎哉？有本领的人千万解释给我们小民听听。如果前半截也算，台湾人籍贯应改为福建、广东，福建人籍贯应改为河南，河南人籍贯应改为山西，山西人籍贯应改为匈奴和沙陀矣。呜呼，累死人啦。
我们的愿望是，把「籍贯」一笔勾销，只记载「出生地」。欧美朋友都是只记载出生地的，照样办他们的选举，而且办的更漂亮。「籍贯」在今天唯一的功能，是加深并加宽地域观念的洪沟。当我们的物质文明正拚命的现代化之际，精神文明上，也应该紧跟着现代化，千万别紧抱住殭屍不放。
一位朋友以真知灼见的声调曰：「即令取消了籍贯，也不能消灭现在的省籍的和地域的观念。」呜呼，谁说可以消灭了哉。泥土的芳香，故园的眷恋，「根」的追寻，正是人类异於禽兽的特有情操。取消「籍贯」的记载，只不过使地域观念不至於发展到危害向心力的程度。而且，泥土的芳香和故园的眷恋，事实上只是童年的怀念。老一辈怀念的是他们儿时的乡土，因为工商业发达和交通太过於方便，所以新生代怀念的则是台北的圆通寺，高雄的大贝湖。不要把孩子的乡土硬生生的跟父母的「籍贯」结合，那时代已一去不返。
我们建议取消「籍贯」，只记载出生地，不在急功近利，而在培养中国人开阔的胸襟。现在已是太空时代，还有人坚持着在小圈圈的「籍贯」里跳来跳去，实在使人着急。在八○年代中，我们愿看到「籍贯」化为乌有，而各省各县的同乡会之类，也都该停止营业。文明进步神速，说不定九○年代，出生地只记载国别。到了二十一世纪，出生地恐怕只记载「地球」就行啦。
分而食之
──中国人应有拒绝吃别人口水的权利，和不在饭桌上抢东西的尊严。
八○年代第二愿是──吃饭分饭。
人类文化发展史上，有太多的奥秘，教人越想越糊涂。即以吃饭的方式而言，至少就发展出两大形态，一是洋大人的分而食之，一是中国人的聚而食之。为啥形成这两大差异？当初是哪位太乙真仙捣了那么一下鬼，捣的如此这般的截然不同，真需要专家学人，追根究底，找到他阁下，问问他倒底是何居心。
聚而食之的场合，大概有三种，一种是家庭的焉，一种是伙食团的焉，一种是宴会的焉。不论哪一种，都同样的不卫生。岂止不卫生而已，而且成了专门制造疾病的细菌传染工厂。有些卫道的酱瓜之士，一听说不卫生，马上热血沸腾，号曰：「洋大人亲嘴就卫生啦，他们火车站也亲，飞机场也亲，马路上也亲，怎么不传染呀。偏偏中国人骨肉团聚在一个饭桌上，不过共喝一碗汤，共吃一盘菜，就不卫生啦。崇洋媚外，也不能崇洋媚外到这种程度呀。」呜呼，亲嘴有它特定的对象，而且往往只不过一阵子，过了那股热劲，也就自动收山。聚而食之，却是每天三顿，病河永浴，白头偕老的也。而且贵阁下听说过一个故事乎，穷措大朋友年初时买了半碗食油，放到桌子上，规定每顿饭时，家人只能用筷子轻轻的沾上一下，以润枯肠。到了年底一瞧，半碗油不但没有吃光，反而成了一碗油啦，盖筷子上的大量口水，倒灌而入，自然猛涨。势大财粗的老爷，如果说聚而食之的汤和菜里，绝对没有别人的唾液，恐怕最忠实的马屁精都无法呐喊响应。夫家庭之聚，吃吃亲人的口水，或许没啥了不起。但是伙食团之聚，或宴会之聚，去吃那些毫不相关，甚至陌生人的口水，就实在他妈的於心不甘。咦，怎知道他有没有花柳病，病菌已经进入口腔？又怎知道他有没有肺结核，病菌已经扩散？更又怎知道他有没有痲疯，病菌已经冒了泡？如果有的话，顺着口水，倒灌入汤菜，然后再倒灌入自己尊肚，一旦躺到床上哼哼唧唧，小鬼敲门捉拿，还不知道该病是怎么弄到身上的，见了阎王报到填表时，连笔都难下。
柏杨先生有位朋友在台北肺结核防治中心当工友，前些时前往探望，正碰上一个面黄肌瘦的大人，抱着一个面黄肌瘦的男孩，在那里毕恭毕敬，听医生老爷的训话，医生老爷曰：「老娘既有肺结核，就应该教她单独进餐，为啥还要挤在一桌？弄到今天这种样子，一家人都成了痨病鬼。」大人喘气曰：「我们於心不忍呀。」我在旁就想斜刺里给他一脚。朋友看我又要惹事生非，猛的把我拉开，几乎拉个嘴啃地。
疾病传染固然是常识问题，但基本上还是传统的吃饭方式问题，在聚而食之的景观之下，汤碗里也好，菜盘里也好，无一不是病菌老爷的聚会场所。牠们一个个身轻如燕，从四面八面，乘着口水，驾着唾液，蜂拥而至，一番联欢，交换心得之后，再顺着筷子汤匙，各奔前程。包管先是「病从口出」，接着是「病从口入」。
除了疾病传播，聚而食之似乎还是更重要的功能。那就是从小就在饭桌上对自私的心性，作过度的培养，培养出来不为别人着想的习惯反应──目光如豆，钩心斗角。
四○年代，中国跟大日本帝国作战时期，很多学堂迁到后方，家在沦陷区的学生老爷，靠着教育部的贷金，维持残生。举重庆沙坪坝的中央大学堂为例吧，学生老爷吃的是「八宝饭」，意思是米只佔八分之一，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