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全集- 第635部分

　　　
　　　　　近年来，亚洲的经济发展快速，「亚洲价值」口号顺势冒出，直接挑战十七世纪以前，以自然法为基础的启蒙思想。一时之间，亚洲人也因为这个口号，忽然发现自己的身价暴涨，为我们自己有自己的价值判断与价值标准，而洋洋得意。然而，这个口号经不起考验。我们从原始的农业社会，逐渐迈入工业社会的转型之际，亚洲人还是脱离不了自耕农和佃户思想。我们没有从根本上了解贸易的真谛，而一直认为外国人来我们国家做生意，是赚我们的钱，所以产生了下列认知：「你只要敢借钱给我，我就敢向你借钱。」亚洲大、小城市，高楼大厦遂连云而起。所谓的三小龙、四小龙、五小龙、六小龙，纷纷出笼，「亚洲价值」成为金字招牌，好不风光。忽然间，西方国家收帐索钱，各龙无以为应，除了诟骂西方资本家心怀叵测外，「亚洲价值」连颜面都保不住，徒落笑柄。它并不能颠覆西方电脑时代的经济思想和经济体系，只能颠覆自己国家国民（尤其是低阶层小民）的正常生活，而使国家的力量更形下陷。
　　　
　　　　　何谓「中国特色」人权
　　　
　　　　　人权是世界性的，人类全体性的。台湾最初也曾经拒抗过人权思想，当初的挡箭牌是：「我们有我们的国情」。所以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公布了五十周年的时候，国民政府才签署。而就在同时，大陆声称中国拥有的是「中国特色」的人权观，这跟前述的「亚洲价值」及「我们有我们的国情」，是一条生产线上的复制品。政治语言有时固然令人捧腹，但有时也会刺激我们，兴起一种掀开盖头，瞧瞧新娘真实面貌的冲动。现在大陆推行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实上就是资本主义，那么中国特色的人权观，到底有什么样的架构？难道说，中国人的生命没有保障，随时可以屠杀；健康没有保障，随时可以摧毁；自由没有保障，随时可以逮捕；人格没有保障，随时可以侮辱，这才是中国特色的人权？如果是这样，那是中国人自异于人类。如果不是这样，应该告诉我们，在人权观念上，「中国特色」具体的理念和行为是什么？现在这样的干法，是把西施女士的盖头，盖到无盐女士的头上，然后宣称，这是有「中国特色」的美丽新娘。那不仅是对外国人的一种欺骗，也是对中国人的一种嘲弄。
　　　
　　　　　中国人，你的名字是苦难！
　　　
　　　　　人权就是人权，没有东方人权与西方人权之分；没有白色人种人权与黑色人种人权之分；也没有男权与女权之分；没有无产阶级人权与资产阶级人权之分；没有官人权与民人权之分。然而，这些年来，出现了亚洲价值人权与中国特色人权的不同声音，说明对这一项人类最高无上的理念，需要作更进一步明确的澄清。
　　　
　　　　　一提起人权，封建落后国家的掌权人物，立刻老羞成怒。他们感觉到一个政治性的斗争，就要来临。于是把人权视为洪水猛兽，口中念念有词，释出「亚洲价值」、「中国特色」。他们的恐惧，当然有相当理由。在人权发达的国家，特权一定减少，不过我们这里所说的人权，要比政治人权、经济人权、法律人权的层面，更为提升，也更为深入，而是生活人权。
　　　
　　　　　有很多人问我：「你读过中国的《二十六史》，有什么感想？」更有多人问我：「你读了《资治通监》之后，有什么感想？」感想当然很多，但如果用一句话来总括的话，那就是：「中国人没有尊严。」读史的时候，我常掩卷叹息：「中国人，你的名字是苦难！」不仅生没有尊严，死也没有尊严，健康也没有尊严──至少一千年以来（多么漫长的时间），在中国广大的土地上，你会发现，每逢夜深人静，家家户户都有小女孩的哭声，她们的骨头被摧折，她们的肌肉被蹂躏成为烂疮。人格更没有尊严──灭九族、灭十族，屠城、杀降、阉割男性的生殖器、强迫接受单一思想、三百年丑陋的剃发、五千年无时或断的冤狱酷刑，中国人活在恐惧、羞辱之中。
　　　
　　　　　曾志朗博士曾经用小白老鼠做过实验，他把小白老鼠分成甲、乙二组，然后电击他们。甲组的小白老鼠受电击后，立刻跳过一道矮墙，奔向广场另一端的几个小门，穿门而逃。乙组的小白老鼠，在受电击后，同样也立刻翻过矮墙，奔向广场另一端的小门，可是小门不开，因为那是画的假门，而不是真门。小白老鼠一直撞击小门，有些撞得筋疲力尽，有些甚至撞昏。过一段时间之后，再做第二次实验，甲、乙二组所有的反应，跟上一次一样。但在做了若干次之后的最后一次，甲组小白老鼠，照样的立刻翻过矮墙，奔向广场另一端的小门，穿门而逃。可是乙组的小白老鼠，在接受电击之后，却不再有任何反应，不再跳过矮墙、也不再奔到广场另一端的小门。他们都趴到地上，无奈的承受电击，不再挣扎。唯一的盼望，就是电击早一点停止，或不再电击到自己身上，而电击到别只小白老鼠身上。
　　　
　　　　　这就是现代中国人的写照。大陆朋友常常自豪的说：中国人终于站起来了。事实上，只是中国大陆少数几个高级政府官员，在外交场合中，敢跟美国说相反的话，如此而已。广大的中国人并没有站起来，因为我们的极度穷困、极度愚昧，以及极度的自卑，使我们像一只体积庞大的井底之蛙。去美国开会，在会议桌上，中国大陆官员严厉指责资本主义的罪恶，但是回到房间，几乎没有人不想在这个罪恶的资本主义国家定居下来。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国民，像中国人这样热爱自己的国家，但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国民，像中国人这样，急吼吼想移民到别的国家居住。
　　　
　　　　　人权观念的觉醒，是美的诞生。我们用人权教育，唤醒一群乙组的小白老鼠，使他们在电击中，重新建立尊严──生命的尊严、健康的尊严、自由的尊严、人格的尊严。这四项尊严，是一种基本的人权。我们训练自己，使自己尊重这四项尊严，当这四项尊严受到侵犯的时候，绝不退缩回避。但这四项基本人权有冲突的时候，那我们就要学习第一个课题：包容。最后，还有一项更基本的人权素养，那就是，我们要训练自己诚实，诚实的尊重，诚实的包容。
　　　
　　　　　我们常把「五四运动」比作中国的文艺复兴，其实两者有非常大的落差，文艺复兴运动是唤回欧洲人的诚实精神，主要是使自己诚实的面对自己。中国的五四运动，追求的只是科学与民主，所以我们迄今为止，仍然不能建立一个很诚实的民主制度，也不能执行一个很诚实的科学观念。最近，桃园机场发生空难，在媒体上看到一篇文章，标题是：「当中国传统文化，遇到西方电脑飞机的时候」，我感觉到，我们不能够诚实的认清自己的缺点，所以也不能诚实的学习别人的优点。我们所会的，只是制造一个美丽的盖头，认为无论盖到任何人的头上，她都会成为美丽的新娘。

　　　
　　　　　中华文化中，勉强诚实的文字，多得不得了，可是这些文字，都放在书架上，专制政治的长期迫害，五千年以来从不曾停止过电击，让外国人认为中华人是世界上最狡狯的一个民族。中华人说谎像吃糖一样，自从毛泽东先生把阴谋变成阳谋，「引蛇出洞」以来，大陆中国人讲起谎话，如同流水，不但别人不相信，连自己也不相信。而对那些相信他们的人，还加以嘲笑，说他老实天真。
　　　
　　　　　我们推行人权教育，是希望发起中华文化再造运动，诚实是最基础品质，民主就是民主，不是玩具；法治就是法治，也不是玩具；斑马线就是斑马线，更不是玩具。我们追求诚实，不是立刻要每一个人都能诚实，而是希望建立一种诚实的新文化──尊敬诚实。
　　　
　　　　　推动「追求诚实」文化
　　　
　　　　　人权教育基金会在推动「追求诚实」文化中──诚实的尊重和诚实的包容，第一件事情是推广人权版结婚证书。教育的对象，不是壮年以上的人，尤其不是老人。他们已经定型。我们希望另造一种新的人类，新的中华人、新的中国人、新的台湾人。这些新人类不会从天而降，我们要给这些新人类一个有人权观念的新的家庭。也就是，从年轻的新郎、新娘开始。我们把结婚证书改为结婚盟誓，这个盟誓就是新郎、新娘共同认知。从结婚那天开始，他们同意做到下列几项：他们除了是夫妻外，还是朋友；在家庭中绝不允许有殴打、诟骂之类的任何暴力；夫妻收入，完全等质；一旦对子女的教育发生歧见，必求教专家；尽量维持一夫一妻制；一定为自己订下休闲的假期；双方互相孝敬对方的父母；以及他们要了解，年老的时候，不可心存对子女的依靠，而应培养业余的兴趣。在双方都有这样认知之下的家庭，就是一个有人权信仰的家庭，他们的下一代，将是真正新人类一代，在这样家庭出生、成长的孩子，将是器宇轩昂、追求诚实、自尊尊人，而有宽大包容心的一代。不同于我们这一代，更不同于我们的上一代。
　　　
　　　　　我们的第二项工作，是要建立绿岛垂泪碑。中国人从来不敢诚实的面对灾难，不敢面对死亡，认为只要不想到灾难、不想到死亡，灾难和死亡就不会来临。像乙组的那群小白老鼠，他们唯一的盼望，就是忘记电击，认为只要忘记电击，电击就不会再来。一些暴君，就是希望我们忘记过去的暴政，然后他才可以从容的再下毒手。乙组的小白老鼠群的哲学是：过去的就过去，把它忘记。事实上，他不能忘记，而只是把恐惧冤酷的悲情，刻在自己的基因上。
　　　
　　　　　只有不忘记过去的罪恶，才能避免罪恶的重现；忘记过去的罪恶，罪恶一定重新抓住自己。大陆已经忘记了三反、五反，和文化大革命，台湾也有人鼓励我们忘记白色恐怖，这正是我们要建立绿岛垂泪碑的主要原因。「英雄眼泪不轻弹，皆因未到伤心处」。我们为全民长期以来受到的迫害垂泪，也为所有受灾难的朋友垂泪，这个碑的建立，不但是宣告白色恐怖的结束，也是宣告历史上绵延五千年之久的政治迫害结束。这座碑，也像华盛顿越战纪念碑一样，矗立在大洋之滨，掀开历史新的纪元。
　　　
　　　　　「老庄稼汉」呼唤「尊严」·李凌俊
　　　
　　　　　⊙访问者李凌俊先生。
　　　
　　　　　⊙文载二○○三年一月十六日上海《文学报》。
　　　
　　　　　李凌俊：有读者认为，从《丑陋的中国人》到《我们要活得有尊严》，似乎经历了一个从「抨击」到「祝福」的过程，这是否与柏杨先生近年来的心境变化有关？
　　　
　　　　　柏杨：记得刚开始写《柏杨版资治通监》那年，为了一件我觉得受到欺负的事，大发脾气，以致远流出版公司董事长王荣文，设筵向我道歉。五、六年后，同样事再度发生，我却觉得那是一个屁，王董事长问我说：「奇怪，我告诉编辑说，看吧！柏杨又要跳高了。可是你竟没有跳高，平静如常，这是怎么回事？」我说：「我很后悔上次的大发脾气，即令有人欺负，我也应该包容。」他说：「你怎么忽然明白起来了？」我说：「你门缝里瞧人，把人瞧扁了，你认为我不会成长呀！」
　　　
　　　　　李凌俊：从表面上来看，知识界似乎正在变得宽容，但实际上，这是一个犬儒主义盛行的年代，相当一部份知识份子迅速地蜕变为「知道份子」、「知利份子」、「知乐份子」和「知趣份子」，许多舞文弄墨的人只讲风光不讲风采，更不讲风骨，作为一个有社会担待感，有良知，有独立见解的知识份子，在清醒之余，柏杨先生是否会感到「高处不胜寒」的孤独？如果有，该如何排遣这样的孤独？
　　　
　　　　　柏杨：您说现世代是一个犬儒主义盛行的世代，我有同感。酱缸文化，就在这世代发挥了强势的功能！中华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之一，有时候聪明得冒泡，对任何流行的普世价值，都能霎时间一口吞入，在内化之前，随时都会脱口喷出。像斑马线，我们常夸耀我们也有斑马线，但外国斑马线保护行人，我们的斑马线则把行人诱进来压得头破血流。一九六○年代，孙观汉博士把「爱」引进台湾文化界，十年之后，「爱」泛滥成灾，到处是「爱」，甚至出现「把交通的爱找回来」这种标语。二十一世纪开始，人权成为我们社会显学，每个人都呐喊人权，教师穿拖鞋、短裤，打赤膊上课，没有人敢干预，因为他有人权。罗兰夫人在巴黎断头台上，曾悲恸说：「自由！自由！天下多少人用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