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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衰老，最敏锐的表现在国家的力量上，自十九世纪以来，中国不断被西方国家击败，使中国人在腐蚀力极为强大的缸底惊醒，才发现中国之外，还有其他更强、更大的国家；也发现除了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之外，世界上还有其他更吸引人，更博大精深的思想和主义。于是，到了二十世纪，中国遂成为一个各式各样思想及各式各样主义的庞大试验场。一百年中，中国国土上，至少有过下列四次惊天动地的大规模试验：
──推翻清王朝，同时也结束历时约五千年之久的专制政治，建立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接受西方基督教信仰，建立亚洲第一个基督教王国（太平天国）。
──中国人自己发明了三民主义，建立亚洲第一个高举主义大旗的国家。
──接受马克思共产主义，建立亚洲第一个共产主义国家。
接连四次严厉的试验，并没有使中国和中国人的处境改善，反而使中国更加贫穷，互相残杀、互相憎恨，脸上蒙羞。本问题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其一部份的文化被遗忘，今后是否存在一种可能性：对现存的文化进行保护？」文化形成是一种生命累积，无法用几次政治运动，使人遗忘。所谓新中国，如果指的是共产中国的话，我认为她不但没有忘记传统文化，反而是把传统文化中最恶质的部份，强烈发扬。例如中国特有的官场文化，包括精致的阿谀术，和无耻的政治谎言，以及根性上的不诚实，都被转化为现实生活，跟列宁、斯大林式的独裁政治，熔为一体。东西文化中最邪恶部份大融合之后，产生一种更堕落的意识观念，使中国人的脚步，既踉跄、又沉重。
问：中国目前是否还能意识到长远的儒家思想传统？儒家思想是否今天还被提倡？它是否还能帮助解决现存的问题？
柏：两千年以来，儒家思想通过各种形式，像大海中章鱼的群脚一样，紧紧的抓住中国。共产中国一度强烈反对儒家，除了对儒家大肆侮辱外，还使用政治力量，希望消灭儒家思想。然而，儒家如果那么轻易的就被消灭的话，它本身就不会有存在价值。儒家是一种柔性思想，可以跟任何一种相异的，甚至相冲突的思想结合，它本质上是和平的、保守的，像一盆温水，而且基本教义是：「统治者尊贵，被统治者卑微」。每一位以统治阶级自居的知识份子，都欣赏这种理念。所以，共产中国不久就回归到儒家大旗之下。而新加坡共和国，也在努力提倡儒家，原因在此。
本问题提出的是：「儒家思想是否能帮助解决现存的问题？」我认为：共产主义在各地所作的试验，全都失败，足够证明共产主义并不能解决社会问题，也足够证明马克思所发明的程式，只会使试验所爆炸，不会产生大家所期望的新的事物。儒家亦然，她治理中国，已有两千年之久，不但没有把中国治理好，反而越治越糟。两千年是很久的试验时间，足够证明她没有治理国家的功能，对我们解决现代问题，所能提供的帮助，几乎是微乎其微。只因为，儒家思想中，缺少人权思想，缺少民主观念，而这两大支柱，正是现代文明必须具备的基因。
问：中国长期处于闭关自守状态，直到近一百年来才对世界开放。近十五年来一直进行着市场经济改革，这条路是否正确？它将会被导向哪里？
柏：因为地理环境的缘故，中国拥有亚洲东部广大的土地，几乎一开始就控制黄河、长江两大流域，而在这两大流域上，创造出古老的中华文化。当中国人已读书识字的时候，四周的其他民族，还都在茹毛饮血。巨大的差距，使中国的版图不断扩充，而且所向无敌。附近邻居们对这个庞然大物，自然会说一些讨好奉承的话，中国人听惯了之后，就信以为真。进贡本是一种小国向大国表示臣服的行为，依照常理推测，小国应该认为进贡是一种羞辱，但事实上却不然，外国向中国进贡却是一种权利，中国拒绝外国进贡则是一种惩罚。原因很简单，小国进贡一些破铜烂铁，中国君主满足了虚荣心之后，就赏赐大量的金银财宝，做为酬谢。很多小国，为了争取更多向中国进贡的次数，不惜攻击中国的边境。中国渐渐自满自大之后，遂变成一个封闭国家。到了一八四○年代，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五口通商，中国才第一次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员。一九四○年代，共产中国建立，再度封闭，这次封闭的原因，不是拒绝外国的进贡，而是拒绝外国的平等、自由、人权思想的传入，共产国家最主要的特征，是它必须锁国，好像一块巨大的坚冰，最畏惧阳光照射。共产中国在二十世纪八○年代的对外开放，是一种冒险行为。不过，无论政府或人民，都从开放中发现自由经济的益处，她再想回归闭关时代，可能性不大。
问题是，开放政策这条道路虽然正确，但正确的道路不一定平坦，就在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可以预见的是，中国社会将会发生贫富极端不均的现象，官吏普遍贪污，社会正义和公道受到践踏。这种情况下，中国内部产生巨大的变革，甚至可能发生革命，如果这样，中国人的灾难还在后头。只有在和平中找到平衡点，那才是中国人的幸运。
问：中国知识份子评价本国人，有的以身为中华人而骄傲，有的批评中华传统文化，比如柏杨曾写过《丑陋的中国人》一书。有没有具有传统典型特色的中华人？如果有的话，能否举出一些典型？
柏：我是一个中华人，因为我别无选择，我不能选择我的出生，但我并不以身为一个中华人为荣。近五百年来，在世界文化史上，中华人无论在文学上（除了一部《红楼梦》）、音乐上、绘画上、雕塑上、宗教上、哲学上、建筑上，以及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上，几乎没有任何贡献。如果中国像印加帝国一样，突然从地球上消失，真不晓得后人拿什么事物来怀念我们？但是，我也并不因为我是中华人，而感到绝望，我属于这个族群，这个族群还使我有过痛苦，但也使我感到奋发，而充满挑战。本问题提出：「有没有具有传统典型特色的中国人？」当然有！古代孔丘就是最早的一位，他性情温和、博学多才，有很大的包含性。像王安石、李卓吾，他们都能跳出儒家的束缚。近代则有胡适，他和王安石一样，道德相当圆满，开创了中国知识份子的思想领域。像蔡元培、王云五、孙观汉，都是知识份子的典范，而我所没有提及的人，当然更多。文化大革命期间，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出卖朋友、出卖父母、出卖子女、出卖良知，大多数人，仍保持善良方面的精神，而这些正是中国所以能复兴的一个动力。
问：要不要接受巴金、冯骥才等人的建议，成立一座关于文革时期的博物馆？
柏：我非常赞成修建文革纪念馆，事实上，我在台湾，也正发起修建一座「绿岛垂泪碑」，碑上刻着白色恐怖期间，被枪决和坐牢的人的姓名。我所以赞成这种行动，主要的是，这是一种文化跃升，认为：对于政府过去的罪恶，不应忘记，当你忘记过去政府的罪恶的时候，政府的罪恶一定会重现。而中华传统文化，有一种严重的倾向，就是希望人们忘记政府的罪恶。尤其是暴君暴官，更害怕人民记得他们制造出来的灾难，总是告诫说：「算了！算了！」以及「过去的就过去了，不必再提！」以便他下次行凶时，人民能够顺服的接受。如果有人不肯忘记，就会被认为你不爱国、不宽厚、不容忍，故意挑拨人民与政府之间的感情，应受到谴责。
长期生活在专制独裁下的中国人，终于被训练成一群驯顺的羔羊，习惯于把政府过去的罪恶，一笔勾消，特别是这项灾难与切身没有直接关连的时候。这种表面看来既往不咎的「温柔敦厚」，乃是因为不敢面对过去错误的一种懦弱卑怯的反应。久而久之，中国人遂不能分辨是非，丧失了检讨和反省的能力，鼓励政府一而再、再而三的制造灾难。
问：在将来会不会对六四事件作出新的历史评价？如果会的话，会在哪段时间内？
柏：对一个历史事件的评价，因为立场和背景的不同，往往并不一致，甚至于恰恰对立。然而，无论如何，「六四」是一件大事，永远是共产政府的一颗病牙，即令是一点凉水、一阵清风，都足以使一个巨人痛得浑身发抖。除非有一天，她能够公开而合法在北京纪念，病牙才能成为一颗健康的牙。这个时代的来临不会太远，甚至于就在共产政府当权期间，这就是所谓「平反」的出现。
问：知识份子和作家在大陆、台湾，各扮演何种角色？他们是「国家的良知」吗？
柏：「国家的良知」含意是什么？必须先有具体的共识。在一个思想受箝制、自由被剥夺、知识份子和作家被豢养的国家，「良知」就是效忠党、效忠领袖，扞卫国家机器。有一件事情使人心惊的，在这种社会制度之下，迫害知识份子的，往往也是知识份子，迫害作家的，往往也是作家，而凶手同样自称或被政府称为「国家良知」，无论中国大陆或台湾，都有过这样的经历。
如果我们把上述的行为称之为「官方的国家良知」，则和它相对的，反暴政，反暴力，追求自由、平等、人权的行动，则可称为「民间的良知」。台湾因为政治的民主化和社会的多元化，对政治和社会上不公义的反应，对国家民族直接的责任，大部份转移到选民和民意代表的身上，普通知识份子和作家所扮演的是一个西方民主社会知识份子和作家扮演的角色。而大陆因开放改革的关系，知识份子和作家，势将分裂为两大阵营：「官方的良知」将继续代表政府发言，「民间的良知」将受到压制。
问：像中国如此大和人口众多的国家，也一定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哪一种社会形式能够组织起来解决这些问题？
柏：自十九世纪开始，中国和欧、美正式冲突，而节节失败，中国知识份子就开始思考：用什么样的方法，才可以重建中国的地位和恢复中国人过去的荣耀？最初认为这只是单纯的武器问题，只要中国拥有西方的大炮和铁甲军舰，就可以战胜外国，结果幻灭。于是，中国知识份子才深入的想到，这是一个制度问题，良好的制度可以产生良好的政治环境，于是推翻专制政体，建立了共和政体，试验过程，在回答第一项问题时，曾经叙述。中国人不断的更换自己的政治制度，甚至经济制度，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我们这样，有那么多变化，而每一个变化又都那么激烈。可是不但没有解决我们的问题，当二十世纪将尽的时候，才发现我们的问题，不过刚刚开始。
中国的问题，固然是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问题，但最根本的还是文化的问题。举例来说：当一个族群，说谎像吃糖一样，认为诚实是一种愚蠢，说谎是一种美德；以及当一个族群，因为没有人权思想，认为喂饱肚子，就可以代替人性尊严；不把人当人，而被物化。在这种污泥般的基础上，任何新式武器、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都只能带来灾难，不能带来幸福。
所以我认为：中国的问题，是文化问题，中国人对抗邪恶的免疫系统，已经受了重伤，必须重建，使任何新的思想，和新的制度，进入中国之后，都不至于扭曲变形，而保持它原来的生命力。这是一项庞大的工程，用急功近利的手段，达不到目的。一个人驾叶扁舟，可以随时随地，用一分钟的时间，转身航向另一个方向。可是一艘航空母舰，它要想转身的时候，必须要很长时间。所以，中国土地大、人口多，文化的改变，需要比其他国家更长的时间。她不能立刻见到功效，但是我们必须有这样的共识，才能够踏出第一步。
中国一向是一个组织非常松懈的国家，国民政府和人民政府，曾使用极权统治，使全国划一，于是全国几亿人口，穿一样的衣服，理一样的发型。然而，那只能使中国人的心灵萎缩、思想僵化，酱缸更深不可测。我真盼望，省，应该被看作是一个小型国家，使他们能够练习如何的和平竞赛。
问：历史上几千年来，中国在亚洲占统治地位。九七年收回香港及九九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