谌容：我很珍惜这个机会，使得我们能够在一块儿谈话。
聂华苓：你们两位在一块儿吵不吵架？
谌容：我们可以在一块儿练习英语。
聂华苓：怎么样练法？打电话？
谌容：打电话。（笑）
聂华苓：还有，你在大陆看不看得到柏杨翻译的《资治通监》？
谌容：我听说北京的「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好像是要出版柏杨先生的《资治通监》，你自己大概不知道？
柏杨：不知道。
聂华苓：我听说好像有一位美国的汉学家考虑把古文的《资治通监》和你的白话的《资治通监》，加上你的评语，翻译成英文。还有一点，说老实话，我们是老朋友了，我没有想到有一天能在爱荷华城重见。可以说有三十年了吧？尤其是你坐牢，后来你被释放，当然很高兴，我觉得你现在在爱荷华城不但能够见到老朋友聂华苓，而且可以见到从大陆来的谌容，我觉得这就是表示了台湾是比以前开放。
柏杨：它是比以前开放、进步。不论是大陆或是台湾，方向是走对了的。不过我很直率的说，或许台湾可能走得更快一点。
聂华苓：这真是以前没有想到的。
柏杨：是，没想到。
谌容：我觉得需要了解。
聂华苓：大家可以有不同的意见，连你们两个也有两个不同的意见，是吧？
柏杨：我觉得意见最好不要相同。
聂华苓、谌容：对！对！
聂华苓：我们三个人都可以有不同的意见，但是可以坐在一起谈。
谌容：我们有一点相同：我们都是作家。
柏杨：我们处得像兄妹一样，这个，我们谢谢「国际写作计划」，谢谢安格尔先生，谢谢华苓，谢谢美国，谢谢他们的国家给我们那么宽厚的环境让我们见面。
聂华苓：我特别要谢谢海峡两岸的政府，使得我在这儿，一个海外的作家，能在爱荷华城和大陆的作家谌容在一起，和台湾的作家柏杨在一起，而且每年都可以和海峡两岸的作家在一起。对我而言，作为一个华裔，作为一个作家，可以说是梦想不到的事情，非常好的事情。你们两位现在有什么写作计划？
柏杨：她写她的小说，我写我的《资治通监》。
聂华苓：谌容，你下一部小说要写什么？
谌容：我还是要写中国农村。
聂华苓：我记得你在来之前在中国农村住过很久。
谌容：对，对。我在今年年初就待在农村，而且我在一个县里当顾问。
柏杨：什么顾问？
谌容：我这个顾问是挂名的，因为我到处跑，可以给他们传递点儿信息。
聂华苓：你下一个长篇？
谌容：唔，不敢说，写到哪儿算哪儿，因为我手里面还有一些稿子，我不知道我能先赶出哪个？哪个先写好就先发哪一个。
聂华苓：谢谢你们两位。
很难绝对客观·张灼祥·魏便利
⊙访问者张灼祥先生·魏便利先生。
⊙文载一九八七年三月八日香港《信报》。
访问者：张灼祥／香港电台「开卷乐」节目主持魏便利／香港电台中文台教育组编导。
被访者：柏杨／台湾作家，作品：《中国人史纲》《丑陋的中国人》《柏杨版资治通监》等张香华／柏杨太太，台湾诗人
播出时间：一九八七年三月七日（星期六）晚上七时，香港电台第一台。
魏便利：杂文中，你对一些不喜欢的人说是晚娘脸，这是否与小时候的遭遇有关？
柏杨：应该有关。小时候都希望得到父母的温暖，如果父母沉脸，甚至翻了脸，就会觉得害怕，受到伤害。
魏便利：初中时，你因体罚问题与老师争论，现在年纪大了，经验也丰富了，是不是还坚持不能体罚孩子？
柏杨：我不但坚持，而且绝对反对。「因为爱你才打你」这句话，有一定程度的道理。但是我们明白，愤怒的时候，便会失去分寸，很容易伤害孩子。孩子是脆弱的，如果到了不得不打的地步，也要小心，也要懂得自制。对于孩子，我觉得不应该体罚，而且也不要骗孩子，不论是什么方式都不可以。
张香华：我任教的学校是台湾著名的一所优秀中学，但是有些时候学生的意见和行为，也会令我感到愤怒。可是，我依然不赞成体罚，因为我们要顾虑它的副作用。首先，我们很难控制自己的感情，很容易出错。而且我们应该要让学生明白自己的责任，不可伤害他们的自尊心。
张灼祥：你的小说风格与鲁迅相近，可是结构和技巧不大成熟，往往流于说故事的形式，如果名之为报告文学则可，但若说是优秀小说，则有所保留，你自己有什么看法？
柏杨：我常常觉得自己的作品很好，可惜没有人同意。都说我的小说含蓄不足，香华就批评我，说我写小说时不肯用心，其实我花了很大的心血，也许是能力不足吧。
张香华：我认为他的个性不大适合写小说。他是热情和主观的，想什么就说什么。而小说应该是含蓄的，作者应该能入能出，有时候需要冷静的分析，他的小说过份重使命感。
魏便利：你的小说内容都倾向描绘社会的黑暗面？
柏杨：鲁迅也是如此。我觉得自己应该提出这些黑暗的现象。在五十年代，许多台湾人都是同样面对这些困难、绝境。我思考为什么会如此？我不能忘记那个时代、那种生活，所以便写出来。写的时候，心情很沉痛。
张灼祥：你的杂文常提出人性的黑暗面，较少指出应如何改善，观点是否过于偏激？
柏杨：如果社会没有毛病，我要挑也挑不出来。在社会中，不是每个人都会看出同一的毛病，不同的人便有不同的意见。至于指出如何改善？真奇怪了，为什么不自己思索，而要人指出！
张灼祥：但是，偏激的感情容易引起共鸣感，更令人产生错觉，认为你所说的全都是真理？
柏杨：我认为真理应被允许用充份的感情表达出来，不应该非用冷冰冰的辞句表达不可。真理的判断不关乎感情，只要是真的，充份感情可令它更合乎情理：如果不是真的，任何学院派的语调也于事无补。
张灼祥：可是人性是复杂的，如何能够界定对错？
柏杨：人性的复杂与行为的对错没有关系，人的一生，就活在不断的判断对和错之中，你必须学习如何判断对错，不管你高兴不高兴。
魏便利：你的文笔很流畅，有人形容为「绕指柔」，是怎样训练出来？
柏杨：这是过份的赞誉，我没有这份功力。
张香华：以前，我读他的作品，觉得他应该是写得很快、很轻松。当生活一起以后，才发现他写作的速度很慢；苦心经营，重复修改，有时候初稿和修订稿的日期相差很远。有些读者来信，文笔都在模仿他的，其实不可能完全相似。
魏便利：你因坐牢而妻离友散，但也因此而跟孙观汉、陈丽真等人成为更好的知己。这对你产生了什么启示？
柏杨：灾难好比一个过泸器。一坐牢，许多朋友都离去了，因之朋友也不复杂了。孙观汉先生和陈丽真，是我的恩人，这种传奇性的义男侠女，可遇而不可求，而我遇上了，这是我的福气。我不会因曾有朋友害过我，出卖过我，而改变我喜爱朋友的心，也许因为我喜欢读《水浒传》，满腔豪气，所以要变也变不来。
张香华：他的秘书批评他，交朋友不懂得适可而止，我觉得这句话真好。朋友与朋友之间当然应该互相关心，但是也要讲求适当的程度。可惜，他的性格就是如此。
张灼祥：历史应该是以客观的笔调来记录。如果过于主观，便难免偏差、煽情。你觉得《中国人史纲》是否有这样的问题？
柏杨：中国人的历史最久、历史书也最多，但是许多中国人都害怕读历史，认为很枯燥，所以我希望能尽量令它趣味盎然。中国史书都是冷冰冰的，说明有太多的历史学家写不出生动的文章，至于主动和客观，我们很难界定，我相信没有一个历史学家能够完全客观。
魏便利：在《柏杨版资治通监》的〈柏杨曰〉中，你以现代人眼光去看历史事实，常常表现出同情的态度，有人不赞成。请问：我们应该以什么眼光去评价历史？
柏杨：我们应该以现代人的人权眼光去评价。否则，我们就没有理由谴责白起在长平坑杀降卒四十万了。
魏便利：最近，我们举办「开卷有益」读者报告征文比赛，目的是推动阅读风气。你可否向青年朋友推荐几本有价值的书籍？
柏杨：我推荐《资治通监》，纽约大学教授唐德刚先生称之为「一书定天下」。从这套书，我们可以透过种种事迹，去学习判断、批评我们的民族、生活，并帮助我们展望未来。
没有制衡的权力最可怕·鲁雪
⊙访问者鲁雪先生。
⊙文载一九八七年四月香港《争鸣》杂志。
三月七日（一九八七年），柏杨偕夫人应邀莅临香港。下机伊始，记者问及北京《光明日报》批判他的事，柏杨一脸惊愕。
正好在二十年前，柏杨因文字获罪，被开除国民党党籍，入狱近十年。柏杨的文字泼辣，针砭时弊，毫不留情，但却是一个理性的人。他坦言台湾进步最快是在他入狱的那一段时间。尽管个人经过了许多痛苦的折磨，他认为是值得的，因为他欣慰地看到代价──今日的台湾政治，乃是五千年来中国人最盼望得到的民主模式。
幽默而富有哲理、感情充沛而深沉──这就是柏杨的气质。我坐在他下榻的酒店里，一边进，一边听他用生动的比喻来谈论中港台三地的政治问题。柏杨拿起一块烟肉三明治，感慨地说：「要是全中国人民都有肉吃就好了！为什么做不到这一点？统治者真是该死！」他对处在人为贫困的同胞，寄以深切的同情。当他谈到专制主义的霸道及海峡两岸知识份子厄运时，声音颤抖，语调沉重。我强烈感受到他对丑陋嫉恶如仇的情怀，正是这种情怀的魅力，激起了海内外千千万万个中国人的共鸣，也使专制者胆战心惊。
访问结束之时，柏杨请本刊记者转告他对大陆读者、学生的敬意。他再三强调，保守势力的反扑，永远是暂时的，大陆还是有民主希望，他就是在失望和痛苦中奋斗到今天。
鲁雪：您的《丑陋的中国人》风行大陆，您勇于挖掘和抛弃中国传统文化的劣根性的精神令人敬佩，您是否这样认为，中华民族落后的根源就是被您称之为的「酱缸文化」？那么，政治体制改革和文化改革，哪一样重要？
柏杨：应该说是落后的结果成了酱缸，而酱缸使社会更落后。至于哪个是起源、哪个是结果，就跟「鸡生蛋、蛋生鸡」一样很难定论。当然，我强调文化改革，不是说政治改革不重要，它当然非常重要，文化改革的目的之一就是政治改革，否则文化改革本身就毫无意义。回顾历史，政治改革流了多少血、吃了多少人，但是迄今还没有成功。就好比人的身上长了一个疮，病毒不根治，疮是无法痊癒的。不是我们不治这个疮，而是必须先消灭病毒。也就是说我们要政治改革，怎么样来政治改革呢？就是先着手改革文化。
鲁雪：最近北京《光明日报》批判您。对这种反常举动，您认为是什么原因？
柏杨：这个问题已不知有多少人问过我。中共对海外作家只批过胡适，那只是建国之初。现在批我是第二个，其中原因我也莫名其妙，我只能这样怀疑，中共的统战政策是否变了？是否对台湾政策也变了？也或许，只是一个偶然。
鲁雪：您似乎对《光明日报》批判您的事不愿多谈，这是为什么？
柏杨：我想声明一句，香港某报访问说：我不愿意看到这些文章，并且很生气。这是误解了我的原意，我没有说过这些话，这不是柏杨的气质。我不是不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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