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先生于去年（一九六五）十二月十五日，在谈现代化的时候，信口开河，鬼迷了心，提起来台北忠孝新村，说它盖得实在窝囊，想不到闯了大祸。原来台湾省铁路局本来正要买第二批的，已谈得差不多啦，就要签约啦（当然没有谈到回扣红包之类，千万不要往那上想，谁要往那上想，谁就心术不正，天殛之，天殛之），可能有人把该文呈给大官，也可能大官觉得风声不好，于是乎签约之事，乃宣告延期。已经咽到喉咙里的钱又被掏出来，忠孝新村老板当然义愤填膺，一封信寄到报馆，再加上千钧压力，压得我金疮崩裂。我要是早知道这般厉害，就是房子塌啦，把铁路局的朋友压死净光，我都不写。不过话又说回来，也可以说菩萨和房老板同在，那一天实在肚胀难忍，只写了几句，交卷了事，如果具体的写，真能写上十天，像京戏里阎瑞生惊梦，「一桩桩，一件件，听小妹细说端详」！那就不是一封信可以磨得开矣。谨向房老板致万分歉意，好在来函已经照登，已证明了柏杨先生没理，铁路局管买房子的朋友，有该「照登」在手，该买照买，不过迟几天拿到钱罢啦，则这几天的利息不妨就算我的，卖掉裤子也得付，以作胡说八道之戒。至于每家必须再花上一、二万元才能住进去，那不关大官的事，也不关柏杨先生的事，而且修来修去，起码有繁荣市面之功，即令怨声载道，嗓子也可健康。铁路局的朋友，说不定将来都成了男高音、女高音，开个音乐大会，扬名国际，更是人间盛事，敢不额手称庆乎哉？
朋友劝我不如就此下台鞠躬，都是出自爱心，杂文是一种和现实社会尖锐接触的文章。它最伟大的贡献是得罪人。不要说别的，就说三作牌吧，前几年我一连三次英勇失窃，那时柏府恰是台北市警察局第四分局的管区，第四分局长杨仲舒先生，一听说柏杨先生被盗，大喜曰：「他还想给他破案哩，再偷他三次也消不了心头之恨。」现在杨先生升了台湾省警务处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当然更威风凛凛，跟相对基金原理一样，自然相对得我忧心如焚也。
其实三作牌老爷对柏杨先生的印象，似乎很早以来，就不太优良。听说有位大官当台湾警务处处长，折腾得最厉害的时候，曾经大笔一挥，把柏杨先生列入流氓名册。按修理庙的规定，流氓也者，必须不断在街头惹是生非。而柏杨先生虽月入甚少，但正当职业倒是有的；至于说街头惹是生非，那更无关，我除了在巷口下下棋、吵吵架，到新公园打打太极拳之外，其他任何地方都不去，偶尔有人请吃一顿，进得饭店，也目瞪口呆，啥话都没有。自以为应该非常安全啦，偏偏流氓奖落到我头上，实在受宠若惊。这都是写杂文埋的定时炸弹，幸亏那位先生咚的一声，栽下宝座，如果他阁下仍在台上，柏杨先生危矣。不过他阁下虽然栽下宝座，不知道我那盛大的流氓头衔，现在取消了没有，教人心焦。
──有些朋友一直警告曰：「柏老柏老，你这么大年纪啦，还发明三作牌，老往上碰，一旦碰到他们手里，筋都抽出来矣。」这一点必须弄明白，三作牌可不是我发明的，而是他们自己发明的，难道「作之君」「作之师」「作之亲」，是我上他们的尊号哉。呜呼，如果说谁发明了三作牌谁就可得诺贝尔奖金，准没人说是柏杨先生发明的，如今荣登流氓簿，眼看要修理啦，却硬说是柏杨先生发明的，我就誓不承认。
──好吧，就算是柏杨先生发明的吧，三作牌者也是善颂善祷之词，既然有人要作小民之君、之师、之亲，而小民也欣然同意，还不行呀？好吧，即令不行，那危险也不比不发明大。有一个男人焉，被活活打死；有一个女人焉，双手被吊到栏杆上，吊得哭天号地。这些人难道都发明了三作牌，都触犯了三作牌乎？就是说被偷之事吧，举目所及，破不了案的多如牛毛，难道他们也都是柏杨先生乎？
不过，无论怎么说，午夜梦回，心里仍然跳个不住，而且困难的是，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哩，定时炸弹已英勇的埋下。柏杨先生这一次南下避年，到了高雄，一位多年不见面的老朋友请我到他尊府吃便饭。新年期间，名虽便饭，定有油大，当下就饿了一顿，携带老妻孙女，届时前往。他阁下是住在登山街的，跑了那么远，好容易找到，却大门紧闭，铁将军在焉。最初以为他阁下童心未退，躲在屋里，捉一下迷藏，要敝老头惊喜一下的，谁知道喊了半天，把眼泪都喊出来，仍无人应，邻居看我一头大汗，乃告曰：「他们一清早就去台南啦，说三天后才回来。」
实在记不清
呜呼，三天后才回来，这算他妈的啥话，当下把小本子掏出来一看，时间完全正确，并不是三天之后呀。柏杨先生狼狈回去后，心中不服，到了第三天，只身又往。别瞧我这么一大把年纪，仍沉不住气，非把其中曲折弄个一清二白不可。该朋友突然见我驾到，尊脸上红得简直像谁刚打了他两鞋底，人有羞耻之心，就坏不到哪里去，心里先原谅了他。但他却堵住门口，低声曰：「请到巷口稍站，我马上就来。」其状鬼鬼祟祟，好像灰色份子。果然，我在巷口站了不到五分钟，他踉跄而至。
来了之后，没等我开腔，就作揖打躬曰：「老哥，千万原谅。」我曰：「我也不是没地方打饥荒，你吊我胃口干啥？」朋友曰：「阁下有所不知，那一天，我回到家中，说要请一位老朋友吃饭，太太倒很起劲，又买菜又买肉，把过年做的香肠也拿出来啦。可是后来听说请的竟是你阁下，就像挨了刀的老母猪，看她拉着嗓门叫吧。」我大惊曰：「她叫啥叫，我也没惹她。」朋友曰：「你虽没惹她，可是你惹了何柏林呀！」我困惑曰：「谁是何柏林？狗狼养的才惹了何柏林。」
如此这般，弄到后来，才知道朋友的太太跟何柏林先生的太太原来是情同骨肉的干姐妹，是若干年之前矣，朋友说，何柏林先生发表了台北市公共汽车管理处处长，走马上任时，全体职员在门口排队相迎，是柏杨先生在专栏里表示了一下肃然起敬，从此，朋友太太就把柏杨先生恨入骨髓，如今还没报该一箭之仇哩，反而请他吃饭，天乎天乎？是可忍，孰不可忍？要吃倒是可以的，她就去跳爱河。依她阁下之意，等到上门，再把我轰出来，还是老朋友温柔敦厚，这才潜逃无踪。嗟夫，柏杨先生啥时候写过何柏林先生的哉？实在是记不清矣。另外还有一件事，发生在一年之前，但到今天想起来仍心有余悸，那时柏杨先生想找个晚上兼差干干，每月能多收入三、五百元，也可松动松动。有一个朋友就介绍到一个大机关（对不起，实在不能公开，但私下里可以告诉你），说明已经跟科长谈妥啦，只要去见见面就可决定。于是买了一包「美原」，把头发染黑，把胡子刮掉，西装革履，兴兴头头，前往晋谒。科长老爷巍然高坐，我向他鞠躬他也没有理，当时我的第六感就告诉我要糟。
柏杨先生虽觉得要糟，但既入虎穴也只有小心翼翼，而且人类的弱点，总是希望强大的对手圣手仁心，大人不把小人怪的。当下鞠躬之后，科长老爷也没有让座，用两只基于神圣原因而洞察肺腑的尊眼，瞧了我半天，打开介绍信，好像看情书似的又看了半天，然后徐徐问曰：「迷死脱柏，你身体如何？」我曰：「还结实，前些时害过肚胀，现在好啦。」科长曰：「你明明没好，怎的说谎。」第一棒就如此严重，心里一紧张，嘴巴就不灵光，只好结巴曰：「没有，没有。」科长曰：「你不是天天在什么报上写杂文乎？」我急曰：「没，没……」科长曰：「听说你为了女人被法院判了五年的有期徒刑？」我更急曰：「没，没……」科长曰：「那定是为了涂改支票，把一百元改成七万零一百元，因之坐的牢……」我脸红耳赤曰：「没，没……」科长冷笑曰：「不要再说没啦，我对你清楚得很，这里的工作，我替你留意，以后有机会就通知你。你年纪已经不小啦，多积点德，也是好事。」说罢端茶送客。
柏杨先生在众目睽睽之下，连走带跳，中途还被凳子绊了一跤，几乎撞到玻璃窗上，惹得哄堂大笑。等我一口气跑到原介绍人那里，电话铃也适时而响，朋友听过电话，向我抱歉曰：「老哥，对不起，对不起。」接着说明内情，盖该科长是表演沉船的那位船长谭守杰先生的亲戚，当该船沉入海底时，我曾写了几篇大作，他就牙齿发痒，再也料不到神差鬼使，找差事找到他头上，遂故意不动声色，满口答应，诱敌深入，迎头痛击，刚才那电话就是他阁下向该朋友说明原委的，朋友告我曰：「你得罪的人太多啦，木法度，木法度。」从他那里走出来，就好像从河里爬出来，汗流浃背，连裤裆都湿透矣。
这不过顺手拈来，就碰到头上的若干钉子中，随便举例以说明之，至于暗下毒手，在阴山背后，会议桌上，放放冷箭，戴戴帽子，掀掀底牌，「更不知其几千万落」。如果不写杂文，恐怕丢了的东西早找回来啦，高雄那顿油大早吃到肚里啦，去年时节也早兼上差啦，哪有这么多麻烦之事哉？不过说又说回来，台北的专栏作家多矣，最有名气的若何凡先生焉，寒爵先生焉，龙套先生焉，方以直先生焉，还有已经不写了的言曦先生焉，都是妇孺皆知的人物，为啥均稳如泰山，没有柏杨先生这种节目乎？似乎这还是人品问题，柏杨先生如果也跟他们一样洁身无瑕，别人想抓小辫子就抓不住矣。
不幸失足
因为杂文有惹祸招灾的功能，所以绝顶聪明之士，绝不肯干这一行，就是不幸失足，干上了这一行，也急急忙忙，爬上岸来，跺脚而去。盖只要有两篇文章出世，就等于在前额上挂了招牌，即令并没有得罪什么人，但你一旦讨一个别人羡慕的老婆，写两篇自己喜欢的文章，自然而然的就会有些人心里不舒服。这种不舒服，是心脏抽筋的主要动力，现在《中华日报》和台北区扶轮社不是正联合选拔全国十大优秀女青年乎？拥有广大读者，家喻户晓，人人都认为有绝大希望的女作家琼瑶女士，虽经一再劝请，却仍不肯参加，不是她自傲自大，瞧不起十大优秀女青年的头衔，而是她已经成了那些没有读者，或读者奇少的作家们的眼中钉，如果再锦上添花，成了优秀女青年，恐怕皮都会被剥下来──当然不是真的剥了她的皮，但流言、诬陷、栽赃，纷至沓来，其痛苦还不如剥了皮算啦。
有人说，她未免有点自作多情，谁找她的麻烦呀，她配人找麻烦呀，说这种话的人如果不是老羞成怒，定是对人情世故，一窍不通。中国小姐林静宜女士嫁了人后，马上就有正人君子撰文掀她和她丈夫的底牌。该底牌是真是假，没人知道，且不允许当事人分辩──其实不分辩还好，越分辩那钉子越结实。即令它是真的，也是典型的损人而不利己的事。可是，一旦心脏抽筋抽得到了九段，并不求利己，只要能损人就行。而中国人又都是竭诚相信别人丑事的，遇到伤害人的传说，就宁愿信其有，不肯信其无。于是乎柏杨先生如果咬定牙关，说没有涂改过支票，没有玩过女人，没有写过杂文，没有判过五年徒刑，而又没有偷过东西，恐怕没人相信。──就是表面相信，心里也不相信。
正因为杂文能坑人，所以就是想改过自新，放下破笔，立刻成官──不要说官啦，恐怕啥都干不成。诚如《捉放曹》中唱的：「马行在夹道内，难以回马。」这才苦也苦也。柏杨先生自从找事碰了奇大的钉子，就死心塌地，猛和编辑老爷拉关系，不再胡思乱想矣。这一期又买了爱国奖券，看情形非得第一特奖，不足以救老命也。
写此稿时，已是正月十六，「年」算过完啦，王小二过年，固然一年不如一年。便是柏杨先生过年，也是一年不如一年。除了高雄那次闭门羹节目外，初三那天，就驾旋台北，盖没有一个地方的朋友不闹穷的。还没吃他两顿哩，就张着眼问太太曰：「今天的饭够不够呀？配给米送来了没有呀？」问得我食欲不振，于是就在初三当晚，把小包一卷，呜呼，「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日难。」
一九六五年是柏杨先生流年不利年，总算熬过去啦，现在是一九六六年啦，但愿一九六六年是柏杨先生的肚子不胀年兼奖券得奖年。如果美国国务院猛邀（吾友詹森先生来电说，我要是不去美国鼓励他们的民心士气，他就跳河），因而成了出国过瘾年，那就更笑得嘴都合不住矣。甚至于忽然间我被政府派为阔大之官，更成了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