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呜呼，如果换了神经文明，恐怕不会如此简单，义和团朋友如果不服气的话，不妨也扔一封信到马路上试试，届时落到神经文明之手，把邮票一掀，往腰包里一装，再把信一撕，也擦屁股去啦。问题是：阁下的信如果属于情书之类，纸张又白又软，说不定还香喷喷而喷喷香，用来擦屁股还有可说的。而柏杨先生寄的是一叠校稿，满纸油墨原子笔，擦屁股准擦出痔疮来，当字纸也卖不了一毛钱，真不知道为啥要顺手牵羊，这种损人而不利己的想法和行为，正是神经文明的精华。
公寓房子，不但信件容易遗失，报纸送到信箱里，也会有人掏出来猛看，猛看没有关系，看罢却往口袋里一塞，那就有关系矣。结果直接受其害的是送报生，盖订户老爷跳高之余，纷纷写信给报馆，声明如果不能把报送到楼上，则敬请停报，俺也不是百万富翁，总不能替神经文明订报吧。
蔚为奇观
现代化运动中，第一要紧的观念，是必须认识我们过的是群的生活，是人挤人、物碰物的生活，而不再是农业社会那种空旷无际的生活。帝王世纪上说，上古时代，有一位八九十岁的老头，一面敲土块，一面唱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悠悠忽忽，舒舒服服，除了敬神祭灶，跟谁都不来往。现在恐怕是不行，你就是到喜马拉雅山上种菜，都会有位邮差先生把政府缴粮纳税通知单，送到你手中；你如果相应不理，用不了多久，三作牌光临，你阁下就得站到法庭上，听候审判。其实用不着站到法庭上，即令没有啥通知之单，而你阁下一旦得了脑膜炎，也势必要请医生。即令英勇到底，连医生也不请，死了之后，总得买个棺材吧。即令棺材是自己事先动手做好的，难道铁钉也能自己铸乎？跟卖铁钉的小贩交易交易，也得和外人接触。
工厂、学校、军营、办公室写字间、公寓，是现代人类五大群居之地。而公寓属于私生活的范围，尤其主要。用中国神经文明的行为，住西洋物质文明的公寓，真是《圣经》上说的，跟猪先生吃珍珠一样，糟蹋到姥姥家矣。抗战刚胜利时，柏杨先生在北平，和一位等候遣送回国的日本朋友聊天，他叹曰：「我一看到贵国朋友用军车载着女人满街乱跑，就心痛如割，这对我们皇军的神圣武器，是一种侮辱。」呜呼，被侮辱的岂只是皇军武器而已，连整个现代化的西洋物质文明，都橘子过了淮，而成了枳子矣。
偷拿别人的信，偷拿别人的报，不过是小焉者已，至少他还怕被别人捉而揍之。有些公然亮相的神经文明，那才使人束手。就在前天，为了那篇丢了的校稿，拖着两条尊腿，前往光武西朋友处当面道歉。屁股还没坐定，只听楼下鞭炮大鸣，砰砰崩崩，响了十分钟之久，响得全村人仰马翻，我大惊曰：「怎么，谁家死了人啦？」朋友曰：「胡说，明明是结婚之喜，你连这个都不知道。」嗟夫，我怎么不知道，不过说说丧话，触触他们霉头而已。真不明白，娶媳妇就娶媳妇罢啦，放鞭炮干啥？即令非放鞭炮不过瘾，也不必一放就是十分钟，假使邻居有一个发着高烧的重病孩子，岂不被惊成羊痫疯乎？而好容易睡一大觉的穷朋友，也要在床上打挺矣。
比放鞭炮还叫座的，是锣鼓喧天的做道场，这才是真正死了人啦。就在前个星期，联合新村的某一家焉，不知道是哪个恶贯满盈的家伙翘了辫子，大概生前罪孽沉重，未死的亲人们觉得准入地狱无疑，于心不忍，只好乞灵于大做佛事，希望阎王老爷手下留情，免了他炸油锅。乃请了一批方外朋友，搭起丧棚，吹喇叭的吹喇叭，敲门板的敲门板，有的高声大叫，有的号啕痛哭，有的拉起嗓门猛喊，有的哼哼唧唧念经，有的跑来跑去，有的就地打滚，闹得鸡犬不宁，天翻地覆；家不像家，却像马上就要开宰的屠场，蔚成奇观。
那场佛事一连做了三天，做得乌烟瘴气，怨声载道。我想该翘了辫子的家伙，在阴曹地府，本来只不过挨两板子就可拉倒的，恐怕非上刀山不可。盖四邻怒火，上冲霄汉，阎王老爷低头一瞧，原来你死了之后，还留下残余份子，在阳间作孽害人，饶你不得。联合新村乃台北市的高级住宅，住的都是高级人士，经过神经文明这么一搞，一下子变成了落马湖矣。在美国有这么一种现象，任何高级住宅区，只要住进去一家黑人，大家就纷纷搬走，这现象是恶劣的，但那股劲使人敬佩，一个现代文明的公寓，如果住进了一家神经文明，其他住户应该逃跑一空。
联合新村的住户虽没有逃跑一空，但敢怒而不敢言之余，只好找合作社──该村合作社即住户服务处；合作社倒非常负责，一面登该神经文明的门劝告，晚上十一点之后，不要再热闹啦；一面逐户通知，请大家原谅原谅，忍耐忍耐。其中也有人实在忍耐不住的，前往劝说，结果出来一个地头蛇。吼曰：「这是我自己的家，我有我的自由。」哀求得紧啦，又吼曰：「我难道不能举行宗教仪式？」举行宗教仪式当然可以，但扰乱别人安宁便不可以矣。「我有我的自由」似乎是所有神经文明的口头禅，动不动就往外冒，实在有修理之必要。最妙之法，莫过于弄个手榴弹扔进去，你既然有扰乱别人的自由，俺就有扔手榴弹的自由，台北市只要扔上两个手榴弹，这种神经文明就会霍然而癒。
比锣鼓喧天更下三滥的，还有烧生煤的杰作。呜呼，用不着身临其境，只要一想就知道啦，在楼下院子里，燃起来生煤，浓烟跟火车头一样，凶猛喷射，住在楼上的四邻，还能过日子乎？公寓房子，各家晒衣地方，重重相叠，煤灰一直上升，至少有十二家洗净的衣服全被熏脏，天天如此，别人不用换衣服矣。脏还是小事，主要的是，一个家庭如果天天被毒雾弥漫，大人小孩就不要活啦，这不仅是「自由」而已，简直是残酷谋杀，扔一个手榴弹似乎还嫌轻，至少得扔两个。
──关于烧生煤，专栏作家们呐喊的最多。而在议会上，也总是听到有人努力嚷嚷。结果没一点用，该烧的照烧，该卖的照卖。
（柏老按：台北市到了一九八○年代，家家瓦斯，生煤已被淘汰，不复当年。但鞭炮锣鼓如故，不知热闹到何时，才能绝种也。）
笑掉下巴
煮饭烧生煤，固然情同谋杀，就是烧热水用生煤，煤烟虽然在较高处升天，但危害仍在，灰尘终於是要落下来的，人们照样还是吸尘器，而家里照样还是煤渣密佈──不过范围略微缩小，只限於顶层的人家矣。联合新村曾为了烧热水用生煤，使出了浑身解数。最初合作社逐户劝告，人命为重，清洁第一，可是神经文明有他烧生煤的自由。后来合作社交涉了一批分期付款的煤气炉、电热炉，既便宜，又乾净（不但别人乾净，自己也乾净），请各家採用，但这种利己利人的做法，不是神经文明所能容忍的，就没有了下文。合作社既不是市政府，而又不像柏杨先生一样，弄个手榴弹丢过去，就只好大败。
──在这里又有建议啦，以后盖公寓的朋友，最好釜底抽薪，根本不盖烟囱，如何？
（柏老按：一九七○年代起，新盖的公寓果然没有了烟囱，善哉。）
有人一听提倡丢手榴弹，连连跺脚曰：「暴民，暴民！」丢手榴弹当然一点都不温柔敦厚，但解除迫害的方法不外三种：一曰打官司，二曰自己动手，三曰自甘屈辱。打官司为神经文明所不取，而且即令取啦，告到当官，官也不管，楼下如果锣鼓喧天或烧生煤，你不妨到警察局报案试试，三作牌不把下巴笑掉才怪。於是乎只有第二条路自己动手矣；第二路再不准走，则只有被吵死被熏死矣。眼看着别人被吵死被熏死而仍不许人自卫，那更是典型的神经文明。孔丘先生说的「乡愿」，笑脸帮凶也。对这种人，最好也给他一手榴弹。──柏杨先生老劝人扔手榴弹，实在太不像话，现代化中没有这种干法的，所以我当然只是嚷嚷罢啦，阁下千万别如法炮制，一旦吃上官司，供出来说是柏老头教唆的，就混蛋加三级矣，但你不妨改个别的自卫方式，好比说弄点巴拉松下到神经文明碗里，也是绝妙之法。
有些人说，这种妙法丧尽天良，太狠太狠。呜呼，说这种话的朋友大概天生的吉星高照，没有受过鞭炮、道场和煤烟的迫害，如果受过，恐怕也会油然而生杀机。其实不要说这种长期侵略，就是短期蹂躏，都能教人发疯。柏杨先生家对面就是一座大楼，昨晚不是耶诞夜乎，来了一批油头粉面男女，跳舞跳到天亮，各种怪声，凶猛外溢，扰得四邻不安。隔壁军爷夜半来访，瞧我躺在竹床上瞪眼，同病相怜，不禁落泪，要不是我拉得紧，他真能去门口哭他一顿。呜呼，跳舞也好，生砍杀尔也好，我们一概不管，但电唱机、电视机开得如此之大，整个人精神分裂，实在不可原谅。
昨天晚上，接到一封读者老爷的来函，告曰：「仅只锣鼓喧天，烧烧生煤，有啥稀奇的，我住某某新村，竟然有人养鸡养猪，用尽方法都不能使他不养，请教柏杨先生，有何办法？」柏杨先生没有去过某某新村，不知实际情况如何，但我虽没有亲眼看见，而养鸡养猪，却相信其必有。盖神经文明一定会产生这种节目也，不产生这种节目才算稀奇，产生啦反而不算稀奇，好像害花柳病的朋友，不长疮流脓才算稀奇，长疮流脓反而不算稀奇也。我可不是「想当然耳」瞎猜，而是有诗为证的。堂堂最高学府，就有这种长疮流脓的盛事。
台湾省立中兴大学堂教职员宿舍，一位教习，据说学问很大，问题是他信奉的是神经文明，所以虽然住着美轮美奂的教职员宿舍，却努力养鸡，鸡笼里那股骚臭加酸臭之味，比烧生煤还要严重。烧生煤一天顶多三次，一次两个小时，不过六个小时，至少三更半夜，还可以吸一口气，苟延残喘。而一旦遇到爱鸡如命的朋友，把鸡先生像热带鱼先生一样的奉养在府，恐怕二十四小时都断不了那种味道，尤其是遇到夏天，或遇到类似这几天的反潮黄梅天，就更糟蹋人矣。
这件事如果发生在夷狄之邦，简单得很，三作牌上门，罚款一笔。第二天一瞧，鸡先生仍在，再罚款一笔。第三天一瞧，鸡先生还不走，第三次再罚款一笔，一直罚到主人吃不消为止。如果主人是个大富之辈，不在乎那几文，则罪移法院，就要坐牢。但在神经文明横行的中国就不行啦，起初大家登门规劝，规劝的结果是定律的：「我有我的自由。」住在楼上的教习们，算是三生倒楣，被熏得大人号，小孩叫。实在没有办法之余，有人就报告了三作牌，台中的三作牌还不错，没有笑掉下巴，而且也去规劝过，规劝的结果仍然是：「我有我的自由。」三作牌一想，是呀，养鸡也是家庭副业，克难救国，有啥了不起，遂拍拍屁股，扬长而去。呜呼，教习与群鸡齐养，楼房共篱圈一色，一直到今天，都没改样。
──顺便答覆「一读者」先生，除了丢手榴弹，或者甘心被臭死，否则木法度木法度。
无论如何，养鸡比当小偷强，大学堂教习养鸡没人说话，当小偷就不行矣。不过再大的学问并不一定消化得了现代化。我有一个学生，家住台北南机场公寓，一定邀柏杨先生吃饭。吃就吃罢，冒着毛毛小雨，在巷子走着走着，忽然冬的一声，一根香蕉皮从高空下降，正打中我的尊头，打得我两眼直冒火星，号曰：「你怎么搞的？」楼上大汉曰：「我也不是故意打你的头呀，叫啥叫？」看样子我这么一大把年纪，还不肯温柔敦厚，有点令他生气。我想那些漂亮的房子如果有知，当时都会掉下泪来，遇人不淑，奈何奈何。幸亏养鸡专家住在台中，而乱丢香蕉皮的人士，也只台北南机场有，否则民无噍类矣。
机关报开火
闲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一位朋友悄悄告我曰：「阁下糟啦，青年党向你阁下开火啦，如果不信，请看《醒狮》。」呜呼，青年党是个伟大的党，岂会向一个孤苦伶仃的糟老头开火？而且即令开火，他们这些年来，自己内部已搞得一团乱麻，头目林立，谁也不服谁，互相恨入骨髓，正在努力自斗，哪有时间对外下手乎？该朋友一定「非愚即妄，否则别有居心」。但他坚持有这么回事，我就不得不大肆紧张。
《醒狮》是青年党的机关报，这些年来落到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