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水深火热不水深火热，关俺屁事？尤其是所谓「二圣」，当儿子当弟弟的赵构先生，都巴不得他们砍头，秦桧先生又何必念念不忘？可惜宋王朝时代，没有报纸，否则找本合订本看看，恐怕岳飞先生准被攻击得狗屁不值，专栏焉，社论焉，特写焉，正人君子的谈话焉，影印出来的通敌叛国证据焉，万人唾骂的通电来信焉，包管天天都是满版。呜呼，当岳飞先生被明正典刑之日，报上一定登出秦桧先生出席啥会，向与会人士，呼吁团结救国的消息，你敢和我老人家赌一块钱乎？
好啦，最后说一件故事，以告结束。宋王朝初叶，姑苏太守吴伯举先生，被当时的巨号二抓牌蔡京先生非常欣赏，一年之中，连升三级，做到「中书舍人」，他如果有柏杨先生这两下子，善尽昧天良而猛拍马屁，早不得了啦。可惜他竟没有柏杨先生这两下子，不得不垮了下来。有人为他向蔡京先生讲情，你猜蔡先生说啥，他曰：「既要做官，又要做好人，两者可得兼耶？」咦！
半个月来，颇遇到一些好心肠的朋友，暴跳如雷曰：「你阁下简直发了羊癫疯，竟然说历史上的英雄豪杰都没好下场，竟然说圣人的格言教训和实践有距离，竟然把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说成一盆酱，竟然（又是「竟然」）把朝气蓬勃的社会说成一个酱缸，岂不是专门泄人元气，鼓励人不当英雄豪杰，怀疑圣人格言教训，轻视中国固有文化哉！这种想法，如果没有影响，倒还罢了；如果发生影响，老头老头，你就心怀叵测，动摇国本，罪不容诛矣。」
关于「动摇国本」巨帽，从前很少听说使用，最近却颇为耳熟，立法委员过年时借款丑闻传出后，小民略表意见，就被尊为「动摇国本」，可见这玩艺好像殷郊先生的翻天印，漫空乱飞，大小由之，厉害得很矣也。不过我想真正「竟然」的不应是揭揭底牌的人，而应是烂扣底牌的人。不应是被踩得哎哟哎哟的人，而应是穿着铁钉鞋，横冲直闯的人。中华民族最大的危机在于做坏事的人太多，而肯说直话的人太少。从前闭关自守时代，窝里烂还可以说祖先大人所见不广，如今海运大开，报纸、广播、电视、电影，应有尽有，所见该够广了吧。可是，中国人的脑筋却似乎仍停滞在铁器时代，不但科学上停滞，文学、舞蹈、电影、话剧、绘画、雕刻，无不停滞，还不允许有人从酱缸里往外探头瞧瞧，一有人探头瞧瞧，义和团同志马上拉下尊容，攒拳怒目，吼曰：「既然洋人好，你怎么不拉高鼻子呀，你怎么不去认洋人当干爹呀。」如此蛮缠不清，就是被酱的后果。嗟夫，洋大人的优点，当然要学，洋大人的缺点，当然不要学，我们奋斗的目标是「现代化」，并不是洋化，不能神经衰弱到那种程度，一提洋大人就屁尿直流，认为柏杨先生要买铁钳拉鼻子喊干爹啦。义和团同志中间，总也有赞美别人的时候，难道说就要马上下跪认干爹乎？中国社会有两个极端，一端是义和团，另一端则是西崽。好像不归于杨，就属于墨。要不然顽固到底，要不然一头栽到洋大人怀里，折腾撒娇。如果有一个家伙想选择选择，判断判断，就等于掉进夹缝，义和团一口咬定你是西崽，而西崽又指天发誓说你是义和团，左边一耳光，右边一耳光，即令不想变成「竟然」，不可得也。
有一种毛病，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改之？那就是，不管谈啥，准振振有词说，中国古代都照有不误。你说「民主」，古时就有「民主」。你说「火箭」，古时也有「火箭」。你说舞蹈、音乐、文学，哎呀，古时更是多得要命，不信的话，古书为证，君不见「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乎。接着解释起来，不是孔丘曰，就是孟轲曰，再不然是《诗》曰、《易》曰、以及这个曰、那个曰、全是古人在「曰」，「曰」了半天，好像真的一样。
灵性衰微
中国古时候有没有音乐，有没有舞蹈，有没有文学，凭天地良心，我不知道。万一有的话，会不会像古书上说的，有那么奇妙，我也不知道。不过看样子，古书上既然提过该事，即令没啥了不起，想来有倒一定有的。不过，那都是想当年的事啦。春秋战国之后，皇帝和孔丘先生的徒子徒孙结合，既得利益和理论根据结合，人类精神生活遂逐渐酱住，两千年下来，即令没有酱死，也被酱得四肢麻木，连一声有灵性的呻吟都哼不出矣。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柏杨先生正在四川当教习，晚上十时左右，收音机忽然广播出日本投降消息，这简直比跌跤捡了一块金砖还要晴天霹雳。刹那之间，全学堂师生奔到广场，如疯如狂。有几个不老实的小子，不知道从哪里弄了点木柴，还生起营火。呜呼，这种镜头，读者先生在电影上看得多矣，营火熊熊，火焰冲天，男男女女，老老幼幼，团团围绕，舞蹈的舞蹈，高歌的高歌，盃酒上举，感谢苍穹。那一天，柏杨先生也巍然在场，而且也热血沸腾，盖国家百年大耻，雪于一旦，真是笑得连尊嘴都合不住。可是，即令在最顶尖快乐的时候，笑容不能一直不坠，不久我就发现场面有点不对，大家生着了营火之后，虽然把它团团围住，却既没有舞，又没有歌，脸上最初的笑容收敛了之后，终于黑压压一片，好像一大群呆头鹅，营火四射，在大家没有表情的脸上，摇动着焰影，寂寞而沉闷。假如这时有一位月球上的朋友忽然光临，准以为是谁寿终正寝，大家来火葬他哩。
大家为啥不舞？又为啥不歌？非不肯舞、不肯歌，而是舞不出来、歌不出来。也有几位东北籍的学生，忍耐不住，想起了〈秧歌〉，出而扭之，当时尚不知道已有人提倡那玩艺，只不过觉得那种扭之，虽有点像西班牙的土风舞，但却缺乏一种高级情操的韵味，用之锻链身体，足足有余，用之表达感情和表达美感，便实在抱歉。所以那几位扭了几下，既未有人附和，又未听到掌声，只好自动下台鞠躬。他们下台鞠躬之后，广场上虽万头乱钻，仍然只剩下营火一堆，一堆营火。诚如虞姬女士唱的：「好一派凄凉光景。」
嗟乎，中华民族固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但被酱了两千年之久，灵性逐渐衰微，奄奄一息。因之中华民族不得不堕落成为一个没有动作的民族，也堕落成为一个没有声音的民族。谈起音乐舞蹈，虽然古已有之，而且这个也曰，那个也曰，引经据典一大堆，好不热闹，但实际上却早酱僵了矣。柏杨先生当时也同样的眼如铜铃，假如我会唱的话，早去唱矣，假如我会舞的话，也早去舞矣，可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空自着急。盖从小到老，都在猛学正人君子，而当正人君子第一要义就是非礼勿动的。男男女女抱在一起，手拉着手，摇头摆尾，前仰后合，圣人在棺材里都能气得咯吱咯吱咬牙，行为不检到这种程度，一辈子都别想当官。偏偏中华民族最大的特征是人人想当官，怎能不把凡是有灵性的玩艺，都当作洪水猛兽耶？
《儒林外史》第十三回〈马纯上仗义疏财〉，写的是马二先生的故事，马二先生属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知识份子代表人物，他对蘧公孙先生说的那段话，真知灼见，惊天地而泣鬼神，世人不可不焚香拜读，书上曰──
「马二先生问道：『先生名门，又这般大才，久已高发了，因甚困守在此？』公孙道：『小弟因先君见背得早，在先祖膝下料理些家务，所以不曾致力于举业？』马二先生道：『你这就差了，『☆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然要做的。就如孔子，生在春秋时候，那时用『☆言扬行举』☆做官，故孔子只讲得个『☆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这便是孔子的举业。讲到战国时，以游说做官，所以孟子历说梁齐，这便是孟子的举业。到汉朝用『☆贤良方正』☆开科，所以公孙弘、董仲舒、就举贤良方正，这便是汉人的举业。到唐朝用诗赋取士，他们若讲孔孟的话，就没有官做了，所以唐人都会作几句诗，这便是唐人的举业。到了宋朝又好了，都用的是那些理学的人做官，所以程朱就讲理学，这便是宋人的举业。到本朝用文章取士，这是极好的文法。则就是孔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日日讲究『☆言寡尤，』☆行寡悔，哪个给你官做？』一席话，说得蘧公孙如梦方醒，留他吃饭，结为性命之交。」
呜呼，不仅蘧公孙先生如梦方醒，便是柏杨先生也如梦方醒，读者先生中如有人知道马二先生住址的，务请来信见告，我不但要留他吃饭，结为性命之交，而且还非得请他当官崽大学堂校长，兼授他的「敲门砖学」，以明义理不可。夫举业者，做官的敲门砖也。要想做官，就得认清时务，在言扬行举的时代，我就言寡尤，行寡悔。在游说时代，我就周游列国，舌如弹簧。在贤良方正时代，我就贤良方正。在诗词歌赋时代，我就既作诗又填词。在理学大盛时代，我就连女人都不看。在八股取士时代，我就努力八股。惜哉，一时尚找不到马二先生，无法请他就明王朝以后的时代，指出当行的举业。但依其「敲门砖学」精神类推，以后到了袁世凯洪宪时代，柏杨先生就努力赞成帝制，至少也在报上发表一篇文章，表示非有个皇帝出来不能救中国。到了云南起义，再造共和时代，柏杨先生自然跟着义愤填膺，同样的也要在报上发表一篇文章，面不改色的曰，那些赞成帝制的人都是王八蛋。之后，到了东亚共荣圈时代，柏杨先生的举业就是喊天皇万岁矣。否则哪个给我官做？
壮哉，「哪个给我官做」？对小孩子来说，有奶便是娘。对二抓牌来说，能给我官做的就是主子。于是耶稣先生的八福又多了一福，曰：「有权给人官做的有福啦。」撒下了大圈圈小圈圈，黄圈圈紫圈圈，自己高坐在上，看那些举业朋友，以头撞之者有之，以屁股顶之者有之，以钢钻钻洞者有之，以忠贞学挖窟窿者有之，以听话学巩固地盘者有之，热闹哄哄，好不过瘾。
走老板路线
诗曰：「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中国知识份子，似乎是世界上最特殊的一种动物，那就是举业第一，敲门砖第一。读书之所以成为上品，乃因为有一个重「英豪」的「天子」，使他可以做官。呜呼，中国之「做官」和美国之「做官」，有所不同。美国之做官也，是自己站出来，表示他愿意做官，既做了官之后，其权力来自选民，他就不得不为选民服务，不然的话，官做不成矣。中国之做官也，心里痒痒，痒得坐卧不安，用出种种阴谋奇计，弄了一个官，然后对一些他以为不知道底细的朋友，扭扭捏捏，说他根本不愿意做官；说到得意之处，还龇牙曰：「谁愿意做官谁就是畜牲。」就在前天，一位朋友请客，来宾中有位二抓牌，酒酣耳热之际，醉眼蒙胧，没有想到柏杨先生在座，突然大叹一声曰：「我真不想干啦，已辞了八次，局长硬是不放。」我接嘴曰：「那是你阁下辞得不恳切，我不信你明天不上班，局长就去跳淡水河。」他听了以后，勃然大怒，当下就问了我的尊名大姓，默记在心，以便相机抓我的小辫子，报此一箭之仇。真是不知道我还算客气哩，我如果曰：「阁下，我劝你别折腾啦，万一局长大笔摇了一个『可』，你就汽车没有啦，洋房没有啦，电话没有啦，马屁之士也没有啦，凄凄凉凉，孤孤单单，好不惨然。这还不算，你阁下不干这个官，你去干啥？垮了连饭都没得吃。」呜呼，幸亏我没说这话，否则我的后患还严重。
美国之官，权力来自选民，当然尊重选民；中国之官，权力来自主子，自然见了主子就等于见了上帝耶和华。故柏杨先生又有一条定律出笼，该定律为官崽大学堂秘密校训，向来不外泄的，一时忍耐不住，特隆重告你阁下一人，千万勿向别人道及。该定律是：在这个年头，凡走主子路线的，必大获全胜，不幸而误走了群众路线，势必丢盔掼甲，哭爹叫娘。吾友俞宝全先生，二○年代时，任职开封河道公署，有一天来柏府闲坐，哼哼唉唉，好像得了痢疾。我问他何处不适，他就告诉我贾鲁河之事，贾鲁河之事是啥事，不关主题，不必管它，关键在于，如果改道，则千万县民受益，但新道恰好改到当时督军赵倜先生的田上；但如果不改道，千万县民只好每年继续受灾受害。我当时虽然年轻，但英明天纵，道德学问已经很大，就厉声对他曰：「老哥，这还有啥犹豫的，当然不要改道。」他惊问其故，我曰：「千万县民算啥，他们就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