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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鞋犹如一场婚姻，合适不合适，外人不知道，只有自己知道。外人看见柏杨先生出门必坐其车，都以为老头手里定有几文，有位朋友还拉下他的眼镜，向我猛瞅，曰：「咦，老哥，你真是发财啦。」我当时就一言不发，脱下鞋袜，把尊脚伸到他尊鼻之上，教他瞻仰瞻仰潦泡圣迹。人人都说我皮鞋好，怎知我难受得很，寸步难行也。婚姻就是如此，要自己舒服才行，局外人的称赞或攻击，不是搔不到痒处，就是不知道痛处。前些时有一位朋友要离婚，道貌岸然大怒曰：「那么好的一对，竟反脸无情，该死该死。」
遇到这些份子，最好送他一双小鞋穿穿，至少可治好他那种动不动就端嘴脸的毛病。当我的尊脚已经脓血交流，走路一拐一拐，还有人震于「极贵」的威名，向它脱帽致敬，认为我好福气啊好福气，怎不油然而兴用狗屎塞他嘴巴之念乎？二
柏杨先生暨夫人，在南部云游十天，本来应该玩得很痛快的，实际却颇不见得，盖柏杨先生暨夫人，在台北几年，生活清廉，吃菜的时候多，吃肉的时候少。这次南下，朋友一看我头发光光的焉，衣服挺挺的焉，脸上架着金边眼镜，足下又穿着极贵之鞋，俨然大亨之辈，恰好又加上过年，腊味充足，连讨饭的都打发啦，何况老友？乃大鱼大肉，大油大酱，猛往上端。老妻小家子出身，哪见过这种场面，就低头猛吃，遂行政躬违和，得了肠胃之炎，肚痛而又拉稀，害得我到处给她买万金油，结果虽然买了一瓶万金油，却是「狮牌」的，和「虎标」对抗，怪不得始终都不见效，原来是冒牌货。
呜呼，我想世界上种种罪恶，包括再可怕的罪恶在内，好比说有人杀了爸爸妈妈，只要他已接受惩罚而又悔改，都可以原谅。只有两种罪恶，便是碎尸万段，都不能原谅的，一曰毁容，一曰伪药。这两种行为不但是出于彻底的兽性，也出于恶劣的遗传细胞，上帝都无能为力者也。从前只不过男人毁女人容，经过正人君子大力提倡之后，现在进步到女人毁男人容矣。这个罪行最可怖的是，他加诸他人的痛苦，和加诸社会上的腐蚀影响，比匪徒杀人盈野，还要厉害，但他却只受到较轻的处份。更主要的是，普通匪徒可能有一天洗手，而毁容犯却永远洗不了手，盖兽性和恶劣细胞，不会自动消失。至于卖假药，更同样坏蛋加三级，一个病人急需要盘尼西林救命时，注射进去的却是面粉浆，不死也非死不可矣。毁容尚是杀人见血，伪药则是杀人不见血，而且连个凶手都找不到，似乎更毒。柏杨夫人此次政躬违和，万金油竟是狮牌的，一切都和虎牌的一样，只不过把「虎」字改成「狮」字，把奔跑的老虎改成奔跑的狮子，而仿单上却公然登出该伪药制造人的玉照，厂址也设在台湾，其胆之大，其脸之厚，使人震惊。商标法明文规定，商标不得影射，你开「王麻子」，我开「黄麻子」尚且不可，你是虎标，我是狮标，商标局却允许其大为风行，不知是何缘故。
据用过该药的朋友说，狮牌的和虎牌的效果差不多，问题只是它治不了病。三
就在台中，我隆重的拜访了《异域》里一位男主角──邹浩修先生，提起邹浩修先生，看过《异域》的读者先生，一定都知道，在滇缅边区时，他是孤军的营长，拉牛山之战是四国会议大撤退前中缅最后一场大战，一营人在他率领之下，死守拉牛山十天十夜之久，最后由刘占副营长掳得敌人一○五口径巨炮，战事才告好转。柏杨先生能在南下避年中结识了这位孤军英雄，真乃三生有幸，可惜时间所限，既没有畅谈，也没有喝一盅。我本来还打算去拜访拜访张复生先生的，张先生在滇缅边区时担任师长，血战史蹟，《异域》中写得详详细细，听说他在台中压面条。可是邹浩修先生说，他压面条赔掉老本，已经搬走了矣。又听说刘占先生在台中砍竹子为生，邹浩修先生说他也走啦。清诗人陈维崧先生有〈好事近〉一阕，词曰：「别来时事一番新，只吾徒犹昨。话到英雄末路，忽凉风索索。」呜呼。
阴阳调和
用十八世纪的生产，作二十世纪的享受，是中国近百年来的优秀传统，也可以说是「国本」之一，故不敢批评，以免它阁下动摇。但美国总统詹森先生访问台北时，曾说过一段话，他曰：「我承认我们美国富强，正如一般人说的，是人间天堂。但那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美国人努力的结果。」我想这段话应该由内政部印成标语，贴到大街小巷。最后一句话，可歌可泣，更应该打上双圈。呜呼！人家是量入为出，我们则是量出为入，而且「为入」的方法不是靠「生产」、「努力」，而是靠像红包之类的左道旁门。古之人有不吃嗟来之食的，《礼记？檀弓》上一则故事说，齐国闹了饥荒，黔敖先生大发慈悲，做了很多馒头，在路旁舍施，一个家伙已经饿得走不动啦，一拐一拐而来，黔敖先生曰：「嗟，来食！」该家伙瞅着他瞅了半天，曰：「我就是因为不吃这种嗟来食的，才弄到现在这种田地，你嗟啥嗟？」竟至饿死。「嗟来食」是文言文，文言文无法表达神韵，我想大概是「嗨」的意思。只有「嗨」而没有「请」，他就不肯吃，所以柏杨先生肯定他没有前途。如果换了现代朋友，不要说「嗨」他啦，便是弄团狗屎塞到他尊口里，只要能使他家有冰箱，出有汽车，坐在办公桌后能端架子，其待遇能由薪给制进化到供给制，他都会快快乐乐咽下去也。
既然量出为入，就不能不伸手二抓，夫「钱」和「权」，看起来虽有分别，实际上固阴阳调和，老子一气化三清之物。抓到了钱，就等于抓到了权。抓到了权，也就等于抓到了钱。权和钱既不是正常到手，而是张牙舞爪抓来的，就漪欤盛哉。于是你也抓，我也抓，无人不抓，大号二抓牌有大号的抓法，小号二抓牌有小号的抓法，重崽级二抓牌有重崽级的抓法，轻崽级二抓牌有轻崽级的抓法，一个个两眼发直，汗流浃背。有人说二抓牌的眼睛生在脚底板上，非栽了筋斗，就不认人。其实他不是故意不认人，而是抓昏了头，无暇相认。一旦？嚓一声，被人挤了下台，跌了个和尚倒栽，头朝下，脚朝上，脚底板上的尊眼，自会看清楚你原来就是二十年前共过患难的老朋友呀。
柏杨先生在这里不是谈二抓牌，而竟谈了这么多，可见该牌的资料实在太丰，左也一堆，右也一堆，随便拈一点，就写了一大篇。柏杨先生的意思是，现社会的繁荣与豪华，跟落伍地区若美国若德国焉，大不相同，他们靠的是「生产」和「努力」，而我们靠的是二抓。于是乎，伟哉，抓也。
不过二抓也不简单，不是人人得而抓之，柏杨先生早就摩拳擦掌，结果连砖头都没有抓住一块。像学堂教书先生，便是想抓而无法抓之的一例，只好曲径通幽，零星出售矣。高级一点的，若一部份大学教习，两眼跟着美援银子，或跟着长期发展科学银子，骨碌碌乱转。一旦情势紧急，不惜暗下毒手。连这点苗头都没有的，则只好拚命乱兼课矣。柏杨先生几位朋友，他们一星期能上六七十小时课，真是要钱不要命也。有些头脑不清的读者先生就问啦，即令白天晚上一齐上课，一天也不过上八小时的课，星期天也算上，七八五十六，怎能上六七十小时的课乎？这就有学问矣，盖他阁下采的乃轮流请假之法，这个星期三，甲学堂请假，下个星期三，乙学堂请假，自然有得时间也。
（柏老按：这是六○年代初期的话，七○年代初期，夜间部大量推出，教习老爷就更如鱼得水，一星期能上九十小时以上的课。）
现在流行的恶性补习，有人说和升学有关，官府之士和议会之士整天都在嚷嚷。依柏杨先生看来，似乎和另外一种东西，也有牵挂，盖它只不过二抓中的一抓，和待遇有关也。君知道现在国民学堂教习一个月几个钱乎？详细数目每人不同，因这年头薪给制收入虽然少得可怜，花样却十分繁多，谁都摸不准自己到底可拿几文，不信的话，不妨去大街小巷随便拦住一个薪给制，问问他看，十人中恐怕至少十人都得瞪眼。如果有正人君子认为我这话动摇国本，则不妨自己摸摸良心，看自己能回答得出乎哉？国民学堂教习待遇，大致上八百元足啦，官崽们唱黄梅调唱顺了嘴，自己躺在席梦斯床上，而教别人「卧薪」卧到木头板上。自己开冰箱喝洋酒吃火腿，而教别人「尝胆」吃凉水泡窝窝头。自己是供给制，而教别人用八百元养活父母妻子儿女。呜呼，八百元在台北「第五街」商店，不过买一双中等货皮鞋。势必得来一个恶性补习，才能活下去。等到时间一久，享受随之而来，性质当然大变，自然咬着不肯放矣。我敢和你赌一块钱，一旦恶性补习真的彻底禁止，国民学堂教习至少有一半以上都得饿死，不饿死的也得上上吊，以示绝望。
不管乱「抓」也好，乱「兼」也好，其结果只对自己有好处；对社会国家，其害无穷，这用不着我再向你亮学问矣，闭着眼一想便知。一个国家中的公务人员，不是乱抓，就是乱兼，这个国家恐怕非被列为世界四强之一不可。乱抓不用说啦，贪赃卖法，不可收拾。便是乱兼，用自己的精力和智力维持生活，应该没啥可说吧。问题是，人的精力和智力都是有限的，兼来兼去，无不兼得气喘如牛，连如花似玉向他飞媚眼他都无力回报，还有啥工夫研究发展，尽他的职守乎哉？
说不准学
是若干年前的事啦，有人对香港的政治清明，表示景慕，于是义和团徒子徒孙，气得搥胸打跌，群起而攻之。彼时还不流行立法委员提质询，说谁动摇国本的学问，所以攻之了一阵，也就偃旗息鼓。我想现代人物最大的特点是蠢血沸腾，从没有时间真正坐下来和真正冷静的想一想，而只一口咬定：「把堂堂中华，去比殖民地。」好像只要这么一比，其思想就有问题。至于比得对不对，是不是那么回事，统不管他娘也。南北朝时祖珽先生对北齐帝国皇帝高演先生曰：「陛下有一范增而不能用。」高演先生跳高曰：「你敢把我比项羽？」几乎把他阁下活活打死，其实高演先生舔项羽先生的屁股都不配，但他有权在手，就有资格踢腾。这种优秀的文化传统，一直传统到现在，自然日益发扬光大。
香港《自由报》上有马五先生一篇短评，介绍了一则香港故事，一个三作牌向街头无牌熟食档，收了六元港币贿赂，结果被判有期徒刑六月。马五先生赞曰：
「香港是殖民地，一般人对殖民地的政风皆另眼看待，认为黑暗面大过光明面，区区六元港币的规费，何足道哉，然而法院却执法不苟，对公务员的贪污行为，绝不饶恕，收受六元贿赂，本质上与六十万元贿赂，并无区别，非法贪污则一也，这便是法治精神。法律有若泥塑木雕的偶像，贵在人人奉如神明，它即发生灵验，奄有祸福人群的权威。假如执法者受着人情或某种外来压力的干扰，稍有瞻徇，而枉法或执法以从事，法律的尊严即荡然无存，谁也对它不发生信奉的观念矣。
「因此，我想到中华民国司法界在台湾的若干现象，其法治精神似乎尚不及香港殖民地远甚。例如同样是公务员，经由太太之手收受贿赂，贪污有据，有的夫妻一并判刑坐牢，有的竟宣告无罪，还要官复原位，顾盼自雄。法官可以声称『奉命不上诉』，诉讼处理必须『配合国策』，这算世界上哪一类型的民主法治规范乎？至于行政人员遇到收取红包，已视为义所应尔的常情，靡然成风，肆无忌惮。像香港警士取六块钱的规费这回事，如果是在台湾，他会招来徒刑之灾乎？」
柏杨先生所以引用马五先生原文，因马五先生的尊头比柏杨先生的硬，颇可抵抗各种飞帽。不过如论起学问来，他阁下就差得远啦。他不是问该贪污六元贿赂的三作牌，在台湾会吃官司乎？意思是说，如果他在台湾，绝不会吃官司。其实不一定也，其中道理，柏杨先生发明有「说不准学」，可供参考。马五先生说他简直要发思古之幽情，他曰：「我非常赞许一百年以前的腐败旧政制，行政和司法不分，集中于一个官吏之身，听他随意处理，他受着王道仁政的思想影响，对一般人民，反而比现在这样口称法治，行属人治的后果好得多。」
在堂堂进步繁荣的台湾，竟使人想到连黑暗的专制时代都不如，真不知是何居心？柏杨先生势非闻过则怒，以示忠贞不可。幸亏这话不是我说的，而是马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