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真先生主张向古看齐，似乎又走上了「古时候啥都好」，简先生虽然声明只是「礼」好，但古时候「礼」是不是好，却是另一个问题，似乎得研究研究。一个倒楣份子得了肠胃炎，但腹痛如绞，请医生当然请医生，这个原则没人反对，但在方法上，总不能晕晕忽忽把胡适之先生「差不多先生传」里的兽医老爷请来吧，用治狗的方法治人，固然可能药到病除，但也可能一剂口服液就伸了腿而瞪了眼。「遵古炮制」的观念必须连根拔掉，而改为用最新的配方，才是第一等好药。拜托各位老爷，再不要往「古」的垃圾堆里钻啦，那里是找不到金钢钻的也。
春秋战国时代，大家都乱七八糟，孔丘先生和孟轲先生一些反调份子，实在找不出活榜样，只好以鬼立教，把三皇五帝，梳装打扮，弄出来亮相。现在我们走运多啦，有的是活榜样，若美利坚焉，若日本焉，若英吉利焉，若德意志焉，为啥现成的冰西瓜不吃，却跑到供桌那里对着塑胶西瓜直流口水乎哉？
孙观汉先生在〈菜园里的心痕〉中，有一段报导，且照抄在下面：
「刚才和六岁的小女孩看了马戏回来，又做了一次大小孩，也是人生快事，壁斯堡的户内运动场，在美国算新而大的。今天因已在演尾，故场中不满座，大多数的观众，因要省钱，多坐在很后的座位，所以当开场后，前面许多排空位很多，场中管理少，如观众要挑座位，一无困难。中段休息回来后，大家仍坐原位，前面的空座依旧。在中国人的眼中看来，美国人实在不够聪明，有了这么多空座位不移换。狄仁华先生指出在国内互借长期汽车票的情形，这里就不致有。这是为什么，美国人是真的那么『笨』么？我们对这种『笨』的社会风气，是不是应加三思？三思后我们应否自我实践？」
我老人家想，洋人笨倒不笨，只不过「傻」罢啦，如换了柏杨先生，早忽连倒冬，连爬带跳，挤到前排座位上矣。而且说不定因为挤得过于英勇，还会挤死几个，以资纪念。盖空着还不是空着，利己而不损人，这还算高级的哩。更精彩的是前排座位刚欠他的屁股，我老人家的屁股已坐下啦，你敢教我起来？怎么，你不敬老呀！吾友朱桂先生在南投县草屯中学堂任教时，有一次从台中乘公路局车回草屯。车上有几位挂着南投县政府证章的职员，上车较迟，只好站着。走到半途，忽然抛了锚，司机老爷央求大家下来推推，朱桂先生乃是无识之徒，竟然响应号召，下来推啦。而那些职员却像没有这回事，朱先生推了个气喘如牛，等到上车，咦，那几个本来站着的职员老爷却一个个都有了座位，而推车的朋友反而干瞪着眼。这还不算，最难得的是，朱桂先生放到座位上的上衣也被摔到地下，上面还有几个伟大的脚印。他阁下上前理论，该职员以白痴视之，冷笑曰：「这座位是你家里带来的呀！」不但不可理喻，也不可情喻矣。
呜呼，这正是中国应向洋大人学学之处！不但学学洋枪洋炮，更应学学壁斯堡那些小民的做人处事。这种「礼」，在古中国是找不到的，在今中国恐怕更是没有。
对大学堂教习人格都不信
文和平先生在台北《自立晚报》上，曾要求孙观汉先生多多介绍美国的风土人情，所以孙先生在〈菜园里的心痕〉里，报告了两件家庭小事。这虽然是两件小事，但它显示的意义却使人心情沉重。第一件小事的主角是他的大公子孙世亚先生，第二件小事的主角是他的二公子孙世乐先生，还有孙先生的美籍妻子劳娜夫人。
先说孙世亚先生，他今年已大学堂毕业啦，但在他还没有毕业前，却很稀松平常的做出一件使中国人死都不会相信的事。那就是，他回到自己家参加了学期考试──由我这个第三者插嘴，可能把读者老爷说得比酱缸蛆都糊涂，还是照抄孙先生的原文吧。
孙先生原文曰：
「记得去年暑假，因家里有事，世亚必须提早一天回家，可是校中还有一课没有考完，怎么办呢？他就把考题从三千哩路外的学校带回来。第二天，他到本地一个图书馆，找一个清静的座位，看着手表，在教授限定的时间内，取出考题应试。等时间一到，他就自动收起考卷，用航空信寄给教授。当天晚上，我问他考得如何？他说大概还好，就是有一题目他没有答详尽，但他说没有关系，因为他平时平均成绩尚好，大概仍可得到Ａ的成绩。我开玩笑地说，要不要我帮忙。他笑着摇摇头，正经的回答，那是不许可的。他说他们学校考试，大都不到教室去考，考卷由教授发给后，任何人都可到任何地方时间，在规定的时间内交卷。」
孙先生特别声明，他并不能断定没有人作弊，但今年孙世亚先生那一班，却有四分之一的学生没有毕成业。
呜呼，这种事情，拥有五千年传统优秀文化，自称为礼义之邦的中国，以及可敬的黄帝子孙们，能做得到乎哉？假定有这么一个学生，真的恪守规范，来一个硬碰硬，他的结果是啥？我敢给玉皇大帝赌一块钱，恐怕是全中国人都会笑他傻──即令新闻记者，不得不在报上恭维他一阵，但心里照样会笑他傻。而根据中国社会特有的反淘汰定律，包管有人用鼻音讥讽他沽名钓誉兼出风头，他以后不要说在学堂没法立足，恐怕到社会上都站不住脚。
我们只是忌猜兼仇恨之邦，最轻的发作也是互不信任。诚如孙观汉先生指出的，连大学堂教习的人格都一百个摇头，认为他们出了题目后，准会暗渡陈仓，一万块钱一题卖给学生。于是有「入闱」焉，有「封关」焉，像抓了一批小偷，拘禁在房子里，戒备森严，以防越狱。不但不觉得丢人，大家还扬扬自得，努力宣传，哎呀，都来看呀，这一批没有人格的家伙拆不成烂污啦。
柏杨先生想当年在美国跑码头时，房东老爷的十二岁儿子报名参加「儿童车比赛」，规定必须用孩子自制的小车，第一奖可以得到三年的奖学金，大概四千美元，这是一个庞大得足可以使穷小子昏了头的数目。于是乎，瞧那孩子忙吧，三更半夜还在地下室叮叮当当敲个不停，有一次一锤下去，非常正确的敲到手指上，哎哟了一个钟头之久。
在该小子手指头红肿期间，房东老爷只忙着替他包手指头，竟没想到帮帮他把儿童车钉好。我一看就有气，知道他们立国的历史太短，和文化太稀之故，就自告奋勇，要帮他钉。想不到该小子不识好歹，一口拒绝，说委员会规定得明明白白，一定要自己做的才算，任何人不能插手。我老人家曰：「你这个夷人，真不开窍，我替你做啦，谁都不知道。」该小子曰：「迷死脱柏，这不是有没有人知道的问题，只要你插了手，就是背信。」我大怒曰：「你怎么知道别人家的大人没插手？」这句话问得大概哲学意义太深，所以使他用困惑的眼睛向我看了半天，才嗫喃答曰：「我当然知道，这是美国。」
呜呼，「这是美国」，伤透了我这个黄帝子孙的芳心，就趁他不备，偷偷的给他把两个后轮钉好，以我这份伟大的天才，当然比他钉得又结实又漂亮。想不到该小子毫不知礼，竟当着我的尊脸，把它拆下，然后重新再钉。天下竟有如此死心眼之人，气得我恨不得马上就揍他一顿。不过，「这是美国」一句话，却烧了我五十年，一个小小娃儿都能做出这种在中国连大学堂教习都做不出的事，而人家委员会竟然也相信小娃儿，我们却连大学堂教习都不信任，思一思，想一想，你说，中国是个啥「邦」吧。
孙先生府上第二桩小事是他的二公子孙世乐先生进大学之战，在台湾，升大学好像一场残酷肉搏，一群群赤手空拳的娃娃兵，向炮火炽烈的碉堡冲锋，杀声震天，死伤狼藉。而洋大人大概没有五千年传统文化之故，所以就轻松多啦。孙世乐先生心里向往两个大学，一曰勃朗大学，一曰康乃尔大学。因为对录取没有把握，他就又申请了家门口的宾州大学。──我这么叙述，有点词不达意，还是抄吧。
孙先生曰：
「（美国）各大学录取学生的时期不一，在今年三月中，他接到宾州大学的来信，被录取在一种特别班次内。据说这特别班是试验性质，只取了天资较高的十名学生，能进去也是难得，宾州大学要他十天之内回信告知是否预备去读。世乐的原意，是希望同时接到三个大学录取与否的消息后，再做决定。但五天过去了，另外的两个大学还是没有消息，于是他写信给宾州大学请求延长回覆期限，但宾大的回信说不可能，所以到期的那天的前晚，世乐遇到了做人第一次的重大决定。如果他接受宾州大学的录取，他就不能去他心中要去的大学了。如果他不接受，而以后没有被那另两个大学录取，那他将受到失学之苦，怎么办？他真的不知怎么办？他母亲也不知怎么办？他来问我……我告诉他，无论他怎样决定，他一定会受到我的全力支持。同时我又加了一句，我说：如果接受了宾大的录取，他就不能背信。其实这些话是多余的，世乐心中的纷扰，就是出于他绝对认为背信是不应该。否则，他可先接受了，以后再托故不去的。他那晚大概没有睡好，第二天，他打了一个电报拒绝入学。」
请各位读者老爷瞧瞧，这不是「傻」是啥？换了聪明绝顶的柏杨先生，则先入了学再说，等另外两个大学堂的通知来啦，好吧，你宾州有大学总不能不教俺害重感冒吧。则出了宾大，就到勃朗康乃尔，这一着有名堂，曰「骑驴找马」。至于说「背信」，啥叫背信？「信」值几块钱？为了「前途」而背信，还万人称赞哩。
不拆儿子的信
孙先生接着曰：
「这以后几天，他的心情很低沉，每天在等信。劳娜，他的母亲，更是心焦和不安。有天上午，我在实验室，劳娜打电话说康乃尔的信来了，但是因为信是给世乐的，而世乐又在学校中，所以只能拿着信封，估计厚薄来猜度。如果是拒绝入学的信，应只薄薄一张通知，但这封信相当厚，可能被录取，附有各种需要填的表格。即使在电话中，我可看出劳娜那种急切的心情，她真熬不住要想拆看那封信，因为那种通知书，到底不是私人的秘密或特种信件。但，信是属于世乐的，世乐不在，不能拆。」
呜呼，这我就不佩服劳娜夫人啦，如果换了柏杨夫人，早「嘶」的一声矣，盖这也是传统文化。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反正是女人不算人，孩子不算人。要算人也行，亮出权势瞧瞧，一旦亮出的权势是「君」啦，则伦理观念就颠倒过来，妇为夫纲、子为父纲，连圣人都支持他。
「那天世乐在学校有事，晚间我回家的时候，他还没有回家，劳娜一面把信给我，一面望着门外等世乐。当世乐最后在回家路上出现的时候，劳娜老远就喊着康大的信来了。接着她催他拆信，在旁连续的问录取了没有？又急切的问，她能不能看一看那信？」
抄到这里，报上有则消息，说美国科学顾问团要来台北访问五天，大家忙得像踢翻了马蜂窝。当然，五天的访问救不了国，但即令他们访问五十年，如果只教科学而不能教给我们一些做人处世的基本精神，同样也救不了国。不知道从啥时候开始的，科学家成了万能，认为只要弄一个理工的人当官，国家就会轰的一声大强特强。呜呼，科学当然第一，今天如果仍有人说科学不重要，那简直还不如动物园里的海豚。不过有一点必须下定狠心，除了学洋人的科学，还要学洋人的礼义。再别像清王朝末年那些放脚派，在沙滩上盖洋楼啦。也就是说，再别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啦。留学生放洋，固然要学手艺，但更要学他们的对人态度和做事精神。船坚炮利当然天下无敌，但在酱缸文化里折腾，那船就坚不了，炮也利不了。现在不是有个「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乎哉？结果银子全下了小圈圈的裤裆，这不是说局外人一文也得不到，自然也有得到的，但那只是用来塞别人的嘴，不是真正发展科学也。
劳娜夫人急得团团打转，可是她却不拆她儿子的信，这是一种什么情操？她不是摆个架势「以示」给她丈夫看的，更不会想到我们中国人在研究她和崇拜她，而是她所受的教育和深入内心的民主生活的教养，使她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非那么做不可。柏杨先生如果是她，我也会如此，而她如果是柏杨先生，她也会一脑筋：「君教臣死，臣不敢不死；父叫子亡，子不敢不亡。」
中国的官场，提起来教人既咬牙又伤心，然而，凭天地良心说，官场似乎还算好的，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