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先生晕晕忽忽，说个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不同，简直有点林语堂先生那种「大胆求证」的作风，未免嗓门太尖。盖近代中国人一旦搞点学院派的玩艺，必须有大批洋字出笼，像尾巴夹在门缝里一样，夹在句子当中，以表「字字有来历」，而示学问大得可怕。至于该洋字是辛辛苦苦查字典查出来的，或是向别人结结巴巴打听出来的，或是照着别人大作上比葫芦画瓢画下来的，恐怕连他自己都弄不清。只不过现在是猪八戒时代啦，非抛出洋字，不足以唬有识之徒。而有些人也偏偏吃这一套，一见洋字就好像柏杨先生见了银子，浑身都会服贴。至于该洋字引用得对不对，注解得错不错，则顾不得矣，只要一楞一楞被唬住就行。如果有位朋友写了半天还没有抛出洋字，那才真是「纵有西江水，难洗满面羞」，比头顶绿帽，还要无颜见江东父老。
所以，不谈个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则已，要谈就得在每个主义下猛夹洋字，才能教读者老爷心服口服，可惜我老人家埋头苦查了半天英汉字典，都没查出来名堂，也曾向两位在大学堂教英文的教习打过电话，一位曰：「老哥，你真是天才儿童，越来越聪明，乱发明主义起来啦，啥叫个体主义，没听说过。」另一位倒彷佛听说过，告诉了一个很长的孑孓文，我当时写到一张纸条上，以备「顺手拈来」，不料被小孙女擦了屁股，再打电话去时，他阁下已出了国，所以想充充壳子都充不成。希望读者老爷千万别用西崽眼乱瞅，认为我老人家露了原形，并没两斧头。等该教习阁下回国之后，我的洋字可多啦。
既然无法「洋已有之」，我老人家只好自己动手，发明来历。夫个人主义似乎是民主政治思想，和民主政治实践上最小单位，这单位就是自然人。所以凡是硫磺虫，对个人主义，往往不共戴天。个体主义似乎是伦理思想和伦理实践的单位，这单位可能是一个自然人，也可是一小撮有血缘关系的自然人──家，更扩大到可能是一小撮有经济利害关系的自然人──族。世界上好像只有中国有「灭门」，以及「灭三族」、「灭九族」的残酷刑法，但这种刑法却有它的理论根据，那就是，表面上看起来血流成河，杀了几千几万，实际上不过杀了一个个体。
伟大发明家
个人主义产生权利义务观念，由权利义务观念更产生权利与责任观念。所以洋大人社会有纳税人组织，小民既付了钱，就要问问这钱是怎么花的，不能把钱扔到狗肚子里。在行为上，俺既有这么大的责任，就要掌那么大的权，或者是，你既掌这么大的权，就要负那么大的责任。刑事上的责任一清二楚，不必细表。政治上的责任虽比较曲折，但原则却是一样的也。
昨天下午我老人家去一家大衙门找朋友借钱，正好碰上一幕，一个西服店老板，给他的同事送来一套衣料。偏偏该同事不在，朋友就曰：「放到他桌上好啦。」老板曰：「丢了怎么办呀？」朋友曰：「你说啥，我们这里成了贼窝啦。」老板曰：「那当然不是，而怕万一。」朋友拍胸脯曰：「我负责任。」老板曰：「先生，请你代写一张收条好不好？」朋友变脸曰：「你既不相信我，你就别放。」把该老板搞得上不着天，下不着地。
柏杨先生在旁看了半天，实在想不通。等到老板狼狈而逃之后，忍不住请示曰：「兄台，我得打听到底，如果真的出了万一，那西服不见啦，你能赔一套乎？」他瞪着眼曰：「我也没偷他的，怎么教我赔？」我曰：「那么，你说你负责任，该责任是啥责任？」这句话大概碰到了他的伤疤，半天没言语，只脸上气得一青一红，看情形已到了「话不投机半句多」的危险之境，立刻仓皇告退，出门后就懊悔不迭，如果我顺着他说，把那个老板骂成有眼不识泰山，他就舒服啦，说不定当场就可借到十两银子。
呜呼，我们社会上拍胸脯的人多，而对该胸脯兑现的少。刑事上尚且如此，政治上就更鸦鸦乌矣。夫政治上的责任，就是「辞职」。跟「辞职」遥遥相对的是「死不放」，「死不放」不但是没有责任，而且是没有廉耻。但这也不能太过度的埋怨，盖事实上有些人教他负责任，也未免冤枉。且举一个放屁之例，你说千万别放，放啦准熏死人，偏偏有人说快放快放，放啦说不定把人熏成神仙哩。你只好隆重放上一屁，结果熏倒了七、八个，斯时也，把贵阁下的尊头喀嚓一声，恐怕实在不好意思，不要说喀嚓一声啦，就是请你卷铺盖，都有点坏良心。
有责无权焉，有权无责焉，有权利没有义务焉，有义务没有权利焉，是个体主义社会必然的现象，犹如害麻疹的娃儿脸上必然有红斑红点一样。所以当中国人的聪明才智毫无拘束的发展时，也就是在一对一的时候，有发展到给玉皇大帝盖瓦的可能。可是一旦要群体而上，就麻烦大啦，好像一群刺蝟上阵冲锋，一方面要跟敌人拚个「千万人头落地」，一方面还要你刺我一下，我刺你一下，还没有看见敌人哩，自己已鲜血淋漓，身受重伤。嗟夫，是刺蝟先生不知道合作之利乎？抑不知道团结之利乎？实在是被别人刺得受不了，而自己也刺得别人同样受不了。于是，再结实的阵线，只不过表面热闹。
袁晴晖先生月底曾给柏杨先生来过一信，本月初又连接到两信，虽然是信，却好像两篇论文，忍了半个月，仍忍不住，还是要抄出来，以供读者老爷拜读，不过要声明的，柏杨先生凡是恭录意见相近的私函，总要事前征求同意。有些不同意的，就秘密珍藏，或遵嘱烧之。有些同意的，或告以某句某段应删应改，则遵照删之改之；或告以全文可登，就全文不动。但袁先生这两封信，虽然在口袋中揣了这么久（我老人家没事时就掏出来看看，快看得稀烂啦），仍未征求他的同意，盖接了上次之信后，我就写信对他老人家谆谆告诫，他老人家回信曰：「阁下以为我不走正路，恐怕我功名富贵前途受影响，为我担心。其实用不着担心，我已早受影响啦。」既然袁先生不教为他担心──而且，袁先生是现任监察委员，说实在的，也没啥可担心的，倒是柏杨先生真需要担心也。
袁先生第一信曰：
「大作引用我们中国伟大发明家说：『我们自己不争气，把国家搞成这个样子，反而穷气乱生，怪老祖宗不对。』其实发明家这些有其道理，足以为我们的糟糕历史增光。我觉得，在历史上，先圣先贤不少，但不肖的祖宗似乎也太多，有如恒河沙数，与先圣先贤数目一比，简直不能比。糊涂混蛋的帝王，阴险残酷的权奸，卑鄙无耻的奴才，不胜其数，做出人间多少冤枉悲惨之事，做出多少罪恶耻辱之事。此古人之所以慨叹于君子道消，小人道长，谗人高张，贤士埋没，黄钟毁弃，瓦罐雷鸣也。」
──柏杨先生插嘴曰：岂止历史上的瓦罐雷鸣而已，举目四望，瓦罐朋友林立，雷鸣之声，更是震耳，大概于今虽烈，于古已然吧。
袁先生信上续曰：
「读历史，忠臣受害之惨；看小说，良民受祸之烈，不觉掩卷三叹。至于其他，如阉男子之阳，缠女子之足，不许出闺门等于终生监禁，令寡妇饿死守节，更惨无人道。童养媳，抱媳郎，买卖童仆，世世做家奴。广蓄姬妾，淫乱家庭，迷信鬼神，以扶乩卜卦决定军国大事和个人行动。凡此种种，真可谓不胜枚举。我们伟大的发明家，把我们这一辈人骂得很对，我们既有如此众多的不肖祖先，做成历史上如此众多的罪恶，对人类欠了这么众多的债务，自然要我们这些后生代先人来赎罪还债了。假如我们还不觉悟，来努力赎罪还债，国家民族前途，还有希望吗？」
窝里斗
袁晴晖先生伸手就揭底牌：「忠臣受害之惨」和「小民受祸之烈」，其心情沉重，可透穿纸背，不知道其他国家的忠臣──那些夷狄之邦的爱国志士，有没有像中国被杀得这么多，和杀得这么苦也。若卫鞅先生焉，最是倒楣，惨死之后，不但得不到一点同情，还要受到儒家的抨击，不敢归罪于专制制度，反而讥嘲他「作法自毙」。若李斯先生焉，全家被绑赴刑场。若韩信先生焉，没有他就没有汉王朝，结果灭了三族。若崔浩先生焉，被装到囚车里，放到十字街口，恁人朝他脸上身上撒尿，同样的也没有一个人同情，佛家朋友反而讥讽他受了乱拆寺院之报。若杨继盛先生焉，只不过写文章写得真诚恳切一点，被打得流脓几碗，死在监狱。若檀道济先生焉，一家大小，杀了个净光。若熊廷弼先生焉，若袁崇焕先生焉，游街示众之后，仍鸡犬不留。若岳飞先生焉，其结局人人皆知。若年羹尧先生焉，被罚到杭州看城门，侮辱了个够，仍逃不了男女老幼，跪到柴市口挨刀。若方孝孺先生焉，灭了十族。若铁铉先生焉，妻子女儿被发给教坊当妓女，人人得而嫖之。若公孙无忌先生焉，倒毙在蛮荒。若柳亚夫先生焉，活活在监狱里饿死。若屈原先生焉，活活在汩罗江淹死。若文种先生焉，为国家复兴，累得吐血，结果被逼自己抹了脖子。若王安石先生焉，被强大的酱蛆群，一口咬定他是人类中最大的奸慝。若张居正先生焉，即令死啦，也留下后患，合家被兵丁团团围住，饿死的饿死，放逐的放逐。
──这不过是临时想起来的一些人物罢啦，如真的请考据癖朋友出面，恐怕能考据出一部大辞典。嗟夫，张献忠先生有〈七杀诗〉，历史上当权家伙也有〈七杀诗〉，诗曰：「老子养人如养狗，你偏教俺不舒服，杀杀杀杀杀杀杀。」吾友李卓吾先生曰：「忠臣可为而不可为，清官可为而不可为。」不是他反对人当忠臣当清官，而是跟袁晴晖先生一样，对忠臣和清官的遭遇，以及对促成他们发生那种遭遇的因素，感到心如刀割。呜呼，历史推演到今天这种样子，岂英才全被杀光，或全被逼死的报应欤？
袁先生第二封信曰：
「读〈势利眼主义〉，这正是中华民族落后堕落的写照，不免又感慨万千，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幸灾乐祸，自私自利，自古已然，中国历史乃一部官场斗争史，故乱多治少。」
──我老人家又要插嘴啦，夫一部二十五史，不过一部官场斗争史，也就是一部官挤官史，和官斗官史。从头到尾，累牍连篇，不是你挤我，就是我挤你，不是你斗我，就是我斗你，除了动刀动枪，还动谗动谄。中国人最大的悲哀，在于百分之九十九的精力都得用到窝里斗上。孙观汉先生在〈关怀与爱心〉（《菜园怀台杂思》）的后记上曰：「在国外居住过，而又曾回国做过事的人，大家可能都同意，认为一个有才能的人，在国外做起事来，成就可能比在国内高，换句话说，同一件事，在国内做起来，需要有更高的人才。」
这段话十分委婉，但很显然的，孙先生已经指出问题的核心：在国内做事，受不完挤和斗，受不尽酱缸蛆的谗言和讪语。
袁晴晖先生续曰：
「中国文化最大的错误是走错了路，就是用高官厚禄、黄金美女，引诱人去读书，使人以阿谀奉承、升官发财，去图功名富贵。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就是最精彩的古训。以致产生了用之不尽，取之不竭的无耻乡愿。像娄师德之唾面自干，冯道的五朝长乐老，是其显著者也。而魏阉忠贤，竟有十万人上书请为其立生祠配孔子，尤为历史丑剧，这都是文化走错了路的结果。我自幼年时代起，即受到长辈这种古训矣，这种古训铸成了一个虚荣势利，作伪不诚的陈年大酱缸。大家久受薰陶，久而不闻其臭，甚至反而自我陶醉。哀莫大于心死，在邪说流行的今天，更令人怵目惊心，不胜感慨也。」
──袁先生说中国文化最大的错误是走错了路，一针见血，（请瓦罐朋友钧鉴，这一针如受不了，不妨咬咬牙，千万别再雷鸣啦，如何？）韩愈先生在一千年前就指出这条错路，但这条错路却是知识份子能走的唯一的路，于是乎只有当官才是正途。凡是不能当官的事不干，凡是影响升官的话不说，要干也只干能帮助他当官的事，要说也只说能帮助他升官的话。主子虽换，原则不变。此冯道先生所以兴隆，而文天祥先生所以身陷囹圄，终于杀头也。（文天祥先生既不识时务于前，又不开窍于后，不走正路，反而把富贵功名，抛于一旦，真是可惜呀可惜。）
今天看了孙观汉先生的〈菜园里的心痕〉（《菜园怀台续思》），谈到经济部长李国鼎先生，李先生对这种走错了的路，称之为「旧观念」。
孙观汉先生认为「旧观念」和「酱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