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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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杨全集- 第5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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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之亲」者,那就是警察先生一时高兴,或一时不高兴,就可以当你的爹,管你教你,义不容辞具有父性权威。我们这些儿子孙子者流,如果惹了老爹生气,他为了你好,当然修理修理。圣人书上,仲由先生问孝,孔丘先生曰:「色难。」色难者,供养父母易,喜颜承欢难。冷枫先生因病之故,稍有愠色,老爹便行大怒,给他翻译了几句,幸亏是外事警察作之亲,如果碰到的是刑事警察作之亲,恐怕他身无完肤矣。
   「作之君」者,更威不可当,「君」是何等权威的东西?古人曰:「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又曰:「君辱臣死。」──前些时有人在街上冒犯警察,我当时就扬言要服巴拉松殉节,后来劲头过去,也就算啦,但那份心总是在的也。问题是,我们好容易把五千年专制政治推翻,现在却又冒出来更多的「君」,坐到头上,以便随时杀刮,真是恩典浩荡,谁都不敢随便叹苦。
   「作之师」者,当教习之谓,君父二者,随时可瘰你辱你,我们的屁股乃天生的供其打板子之用,鼻孔乃天生的供其灌凉水之用,双腿亦天生的供其上老虎寯之用。教习则比较温和,可怜的小民如落到他们之手,碰到他一时高兴,或一时不高兴,训之责之,骂之咒之,连母妻妹女,恐怕都得沾上油水,你敢和教习对抗哉?这年头警察老爷道德奇大,而学问又奇高,都成了人民的教习,你说能不使我们感激涕零乎也。
   三作牌出处在此,写出以开糊涂朋友的茅塞,并盼恭之敬之,爱之谄之,勿误。
   (柏老按:台湾各警察局和派出所门墙上的「作之君」、「作之师」、「作之亲」招牌,六○年代后期,已逐渐淘汰。至七○年代,完全绝迹。八○年代时,人们早已忘掉这码子事矣,重新回顾,不觉恍恍然焉。)
   
   
   三桶水
   纪元前二十三世纪,有一位许由先生,高尚士也,伊放勳先生把帝王宝座让给他,他都不干,逼得紧啦,他就开溜,后来伊放勳先生又想请他当国务总理(九州长),许由先生听说之后,立刻到颍水大洗耳朵。这一类的事,历史上层出不穷,在中国这个国度里,和洋大人不同,洋大人讲争官,看他们选起举来的模样,其争官之烈,教人咋舌。而中国则是以让官辞官,不干官,瞧不起官,为最最崇高的行为。检讨起来它的原因,可以说是五千年来官场的说明书。夫洋大人之国的官,虽然不威风,却有尊严,想做官的人可用正当而光明的手段,或考试,或竞选,以达到目的。而中国之官,虽然威风凛凛,但只能受到畏,却受不到爱,君看过京戏上五花洞的那位县太爷乎?小花脸而矮半截,典型的瘪三,亦典型的官崽也。呜呼,中国做官的人,很多都是用不正当不光明的手段达到目的的。故许由先生一听说要他当帝当官,他就落荒而逃,用水猛洗耳朵。可见中国的官之所以惹人厌恶,乃祖宗遗传下来的一种风俗。
   於是就发生一种糟糕现象,高级知识份子许由先生既对官是如此的看法,硬不肯干,而国家又不能没有官,自然而然的,很多官遂逐渐落入下三滥之手,成了一种好人不肯出头,坏蛋硬往里钻的场面,国事因之不可收拾。一个七八流货色,一旦当了大小主管,为了表示他不是七八流货色,往往放上三把火,照得自己俨然圣崽。结果三把火放了之后,原形毕露,搞得更凶,怎不使人大泄其气哉。从前辜鸿铭先生认为,要想救中国,应先从总督巡抚不吹牛开始。柏杨先生也认为,要想许由先生不落荒而逃,不洗耳朵,要想治疗官场上的百种丑态,固然有其最基本的方法,但在气质上,似应做到一点,那就是应先把那新官上任的三把火扑灭。圣人不云乎,差之毫釐,谬之千里,很多官都是被自己那一上任就放的三把火烧焦烧死了的,信不信由你也。
   而今侯全成先生露了一手,他就任嘉义县长时,就没有放三把火,其实他固可以乱放的。换了柏杨先生,早以救主自居,拿出时代精神,大放铽词,而侯先生不然,他带的不是三把火,而是三桶水,要把嘉义洗得乾乾净净。这种对抗潮流,和对抗传统的干法,是一种新的观念和新的作风,由小看大,也是中国政治上的一线生机。我想那三桶水仅只洗洗身还不行,最好能灌到肚子里,里外一齐洗,则侯先生当了一场官,就可永垂不朽矣。
   不过嘉义是一个是非之地,第一任县长李茂松先生吃了官司,第二任县长黄宗焜先生也吃了官司,当中还夹了一任代理县长金什么先生,因筑墙之案,也上了公堂。要说嘉义风水不好,那是鬼话,要说嘉义小民喜欢告状,更是鬼话加三级。盖自己身上没钩子,不怕有啥线头挂上也,侯全成先生带了三桶水上任,一新耳目,我们相信他能把那乱麻摊子搞得好。但政治也是一种艺术,搞得好有荣誉,搞得不好一身腥,三桶水固然足够用矣,不过那三桶水如何洗法,如何灌法,则得用点心思。出发点是对的,万一不小心走上弯路,不仅白费力气,而且会惹得自己也跌一跤。
   柏杨先生盼望侯先生的三桶水洗得恰到好处,至少顶头上司应该允许他能够洗下去,使嘉义县,甚至使整个官场,都被洗得其白如雪,那就老天有眼,国家有福啦。
   
   
   么鸡吃烧饼学
   柏杨先生曾有过一个隆重发明,曰「么鸡吃烧饼学」,颇震撼中外。想当年吾友张宗昌先生,以小  三起家,当上了山东省督军,八面威风,十方光彩,而且也忽然天纵英明,成了万事之通,以三多闻名於世,一曰「兵多」,二曰「枪多」,三曰「老婆多」。
   只要他看上一个女人,不管他是太太也好,小姐也好,立刻就霸王硬上弓,向不经过任何客套手续。而他的老婆,如果另有高就,或给他大量戴绿帽子,他也不太在乎,固一世之雄也。有一天,和三个可敬的傢伙打牌,他做清一色条子,单调么鸡,等也等不到,摸也摸不着,急得龙心大怒,於是乎有一家打了个一筒,他把牌往下一推,曰:「胡啦!」别人一看,不对呀,么鸡只能胡么鸡,怎能胡一筒乎?张先生曰:「你懂得啥,这叫么鸡吃烧饼。」盖一筒团团然像一个烧饼也。三人闻言,用艾克斯光眼睛一瞧,张先生背后军警林立,有军法处焉,有盒子炮(手枪)焉,有警察厅焉;而三个可敬的傢伙背后固啥都没有,还有啥可说的,张先生当然胡之。如此这般,过了一会,有一个傢伙也单调么鸡,他想这下子也可如法炮制矣,恰巧有一家打下一张一筒,真是天作之合,乃把牌也一推曰:「胡啦!」张宗昌先生曰:「你怎么个胡法?」该傢伙曰:「我也是么鸡吃烧饼。」张先生曰:「不行,不行,么鸡刚才已经吃饱,不能再吃啦。」该三人闻言,再用艾克斯光眼睛一瞧,张先生背后军警林立如故,军法处焉、盒子炮焉、警察厅焉也如故,而自己背后也啥都没有如故,还有啥可说的如故,只有输到底的一途矣。
   这一套学问,柏杨先生名之曰「么鸡吃烧饼学」,越是天子圣明的时代,么鸡越是猛吃烧饼,或越是猛不吃烧饼。常有些头脑不清的人曰:「嗨,你看某人某人,他怎么能那样干呀?」非他有啥特别,而因为他是么鸡,或因为他是烧饼故也。晋王朝贾充先生,不过是个四五流人物,因为颇有点政治警觉,乃成了皇帝司马炎先生手下第一等红人。他翘了辫子之后,没有儿子,香烟中断,司马炎先生乃命令他的外孙韩谧先生为嗣,这种情形在现代当然算不了啥,可是当时却「全国譁然」,司马炎先生乃下诏曰:「太宰贾充,崇德立勳,勤劳佐命,背世殂陨,每用悼心。又胤子早终,世嗣未立,古者列国无嗣,取始封支庶,以绍其统,而近代更除其国。至於周之姬旦,汉之萧何,或预建元子,或封爵元妃,盖尊显勳庸,不同常例。太宰素取外孙韩谧为世子贾黎民后。吾退而断之,外孙骨肉至近,推恩计情,合於人心。其以韩谧为贾充孙,以嗣其国,自非功如太宰,始封无后如太宰,所取必以自己出如太宰,皆不得以为比。」
   这一道诏书,前半段说得还有点道理,外孙和孙,在血统上讲,固没有一点分别。可是后半段就么鸡吃烧饼学矣,译成白话,那就是:「除非功勳跟贾充一样,除非有了爵位而且第一代便绝了后跟贾充一样,而且又除非亲生女儿生的孩子跟贾充一样,都不得援例。」说了半天,只一句话,只有贾充先生可以吃烧饼,别人统统不可以吃,盖别人不是么鸡还不饿,就是已经吃饱啦,只有贾充先生才能吃,这种干法,乃张宗昌先生的老祖宗。
   大概是前年之冬,大批纳税人辛辛苦苦缴的纳税钱,被一群官崽慷小民之慨,投入唐荣铁工厂。一时也像贾充先生闹的风波一样,全国譁然,当譁然到最高潮时,柏杨先生即英明的指出两点:一是,不要说全国譁然,就是全地球譁然都没有用,你越譁然,他越猛干,盖必如此,才有威信,才能过瘾而舒服也。另一是,么鸡一旦吃起烧饼,谁都拦不住。司马炎先生露一手於先,张宗昌先生露一手於后,中国人仍浑然不知,可叹不可叹乎?尤其怪的是,竟有若干迷迷糊糊的立法委员在院会中乱问。报载,立法委员问的是:「此次引用总动员法局部条文,冻结债权人债务,不考虑如果其他工厂也都照唐荣铁工厂这样做,那不但外人华侨不敢来投资,连民间有钱的人,也不敢投资啦。」巨官答曰:「申请救济的工厂,是有限制的,并非一般性的工厂均可适用。」呜呼,一些后学之士,恐怕是非豁然贯通,连连打呵欠不可,盖只有张宗昌先生的么鸡可以吃烧饼,其他的么鸡只有瞪眼一途,你不瞪眼,你抵抗得住乎?盖「那不是一般性的工厂均可适用」的,只有张宗昌先生的工厂才可胡满贯也。
   於是乎前天报上又有了新闻,巨官又在「擢拔优秀青年」矣,一位两个月前才当了打狗脱的三十三岁年轻人,被正式任命为台湾省政府秘书,报上曰:「台湾省政府黄杰主席,今天正式任命一位台湾省籍优秀青年赖星樑,担任省府秘书,以实现他擢拔台湾省青年人才的主张。」该堂皇主张的结果是:「赖秘书之父赖森林,为台湾省工业钜子(妙),现且为省议员(妙),赖星樑不但精通日语,且英文造诣极深(妙)。」「赖星樑於二月一日,由其父赖森林和另外一位省议员许金德,建设厅长林永樑等,陪同前往中兴新村,并介绍与省府秘书处同事晤面。」
   这一段新闻使我们想起一幅洋大人的漫画,老闆大人介绍一个年轻小伙子给办公室全体目瞪口呆的大小职员曰:「为了选贤与能,提拔后进,我特派约翰做你们的处长。他是我的小犬,刚从欧洲游历回来。」呜呼,有一个可怜兮兮的朋友告曰:「这年头,一个人,尤其是一个年轻人,要想成为优秀青年,『孚』了起来,颇不简单,如果赖先生的亲爹不是工业钜子,也不是省议员,又没有那么多大力的父执,恐怕么鸡吃不了烧饼。」我想该朋友似乎有点神经病,其然欤?其不然欤?其要咳嗽欤?其不要咳嗽欤?
   (柏老按:到了一九八○年代,重读这则新闻,仍有感慨,咦,官宦世家的小子有福啦。)
   
   
   脱裤文学
   台北《创作》月刊这一期上,有一篇冯放民先生的大作,谈到脱裤文学,文曰〈我们的话〉,对目前文坛上两股脱裤之风,来一个「当阳桥一声吼,吼断了桥樑水倒流」。看了之后,颇觉得肠胃大通。那篇文章太长,抄最后一段「举例释疑」如下──
   「有一位读者问到:《创作》发刊辞中有所谓:『我们不脱古人的裤子,自然更不脱现代人的裤子。』这是什么意思?关於这两句话,我们不想作进一步的解释,俾存忠厚。但既有人问及,我们既不愿以乡愿自居,无已,只好指出。所谓脱古人的裤子,如南宫博在《中央日报》连载的《李清照》一类作品,可为代表。所谓『脱今人的裤子』,如郭良蕙在《徵信新闻》连载的《心锁》一类作品,可为代表。」
   呜呼,这种大作,可称之为「脱裤派」。未成名发财之道多矣,脱裤子不过其中之一,尤其是一个女人,到了无可奈何之时,脱一下裤子,更有万夫莫敌之妙。前些时报上不是有一位暗娼被杀的凶案乎?她和人到旅馆睡一觉,不过七块钱,其收入简直跟一个作家同样低矣。凶案发生之前,她上街吃饭,就是只穿裙子,而脱了裤子的。壮哉,这段新闻固然上不得圣崽的尊口,但社会上有此淒凉之景,不知应由谁负责也。
   一个女人为了七块钱而脱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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