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之亲」者，那就是警察先生一时高兴，或一时不高兴，就可以当你的爹，管你教你，义不容辞具有父性权威。我们这些儿子孙子者流，如果惹了老爹生气，他为了你好，当然修理修理。圣人书上，仲由先生问孝，孔丘先生曰：「色难。」色难者，供养父母易，喜颜承欢难。冷枫先生因病之故，稍有愠色，老爹便行大怒，给他翻译了几句，幸亏是外事警察作之亲，如果碰到的是刑事警察作之亲，恐怕他身无完肤矣。
「作之君」者，更威不可当，「君」是何等权威的东西？古人曰：「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又曰：「君辱臣死。」──前些时有人在街上冒犯警察，我当时就扬言要服巴拉松殉节，后来劲头过去，也就算啦，但那份心总是在的也。问题是，我们好容易把五千年专制政治推翻，现在却又冒出来更多的「君」，坐到头上，以便随时杀刮，真是恩典浩荡，谁都不敢随便叹苦。
「作之师」者，当教习之谓，君父二者，随时可瘰你辱你，我们的屁股乃天生的供其打板子之用，鼻孔乃天生的供其灌凉水之用，双腿亦天生的供其上老虎寯之用。教习则比较温和，可怜的小民如落到他们之手，碰到他一时高兴，或一时不高兴，训之责之，骂之咒之，连母妻妹女，恐怕都得沾上油水，你敢和教习对抗哉？这年头警察老爷道德奇大，而学问又奇高，都成了人民的教习，你说能不使我们感激涕零乎也。
三作牌出处在此，写出以开糊涂朋友的茅塞，并盼恭之敬之，爱之谄之，勿误。
（柏老按：台湾各警察局和派出所门墙上的「作之君」、「作之师」、「作之亲」招牌，六○年代后期，已逐渐淘汰。至七○年代，完全绝迹。八○年代时，人们早已忘掉这码子事矣，重新回顾，不觉恍恍然焉。）
三桶水
纪元前二十三世纪，有一位许由先生，高尚士也，伊放勳先生把帝王宝座让给他，他都不干，逼得紧啦，他就开溜，后来伊放勳先生又想请他当国务总理（九州长），许由先生听说之后，立刻到颍水大洗耳朵。这一类的事，历史上层出不穷，在中国这个国度里，和洋大人不同，洋大人讲争官，看他们选起举来的模样，其争官之烈，教人咋舌。而中国则是以让官辞官，不干官，瞧不起官，为最最崇高的行为。检讨起来它的原因，可以说是五千年来官场的说明书。夫洋大人之国的官，虽然不威风，却有尊严，想做官的人可用正当而光明的手段，或考试，或竞选，以达到目的。而中国之官，虽然威风凛凛，但只能受到畏，却受不到爱，君看过京戏上五花洞的那位县太爷乎？小花脸而矮半截，典型的瘪三，亦典型的官崽也。呜呼，中国做官的人，很多都是用不正当不光明的手段达到目的的。故许由先生一听说要他当帝当官，他就落荒而逃，用水猛洗耳朵。可见中国的官之所以惹人厌恶，乃祖宗遗传下来的一种风俗。
於是就发生一种糟糕现象，高级知识份子许由先生既对官是如此的看法，硬不肯干，而国家又不能没有官，自然而然的，很多官遂逐渐落入下三滥之手，成了一种好人不肯出头，坏蛋硬往里钻的场面，国事因之不可收拾。一个七八流货色，一旦当了大小主管，为了表示他不是七八流货色，往往放上三把火，照得自己俨然圣崽。结果三把火放了之后，原形毕露，搞得更凶，怎不使人大泄其气哉。从前辜鸿铭先生认为，要想救中国，应先从总督巡抚不吹牛开始。柏杨先生也认为，要想许由先生不落荒而逃，不洗耳朵，要想治疗官场上的百种丑态，固然有其最基本的方法，但在气质上，似应做到一点，那就是应先把那新官上任的三把火扑灭。圣人不云乎，差之毫釐，谬之千里，很多官都是被自己那一上任就放的三把火烧焦烧死了的，信不信由你也。
而今侯全成先生露了一手，他就任嘉义县长时，就没有放三把火，其实他固可以乱放的。换了柏杨先生，早以救主自居，拿出时代精神，大放铽词，而侯先生不然，他带的不是三把火，而是三桶水，要把嘉义洗得乾乾净净。这种对抗潮流，和对抗传统的干法，是一种新的观念和新的作风，由小看大，也是中国政治上的一线生机。我想那三桶水仅只洗洗身还不行，最好能灌到肚子里，里外一齐洗，则侯先生当了一场官，就可永垂不朽矣。
不过嘉义是一个是非之地，第一任县长李茂松先生吃了官司，第二任县长黄宗焜先生也吃了官司，当中还夹了一任代理县长金什么先生，因筑墙之案，也上了公堂。要说嘉义风水不好，那是鬼话，要说嘉义小民喜欢告状，更是鬼话加三级。盖自己身上没钩子，不怕有啥线头挂上也，侯全成先生带了三桶水上任，一新耳目，我们相信他能把那乱麻摊子搞得好。但政治也是一种艺术，搞得好有荣誉，搞得不好一身腥，三桶水固然足够用矣，不过那三桶水如何洗法，如何灌法，则得用点心思。出发点是对的，万一不小心走上弯路，不仅白费力气，而且会惹得自己也跌一跤。
柏杨先生盼望侯先生的三桶水洗得恰到好处，至少顶头上司应该允许他能够洗下去，使嘉义县，甚至使整个官场，都被洗得其白如雪，那就老天有眼，国家有福啦。
么鸡吃烧饼学
柏杨先生曾有过一个隆重发明，曰「么鸡吃烧饼学」，颇震撼中外。想当年吾友张宗昌先生，以小 三起家，当上了山东省督军，八面威风，十方光彩，而且也忽然天纵英明，成了万事之通，以三多闻名於世，一曰「兵多」，二曰「枪多」，三曰「老婆多」。
只要他看上一个女人，不管他是太太也好，小姐也好，立刻就霸王硬上弓，向不经过任何客套手续。而他的老婆，如果另有高就，或给他大量戴绿帽子，他也不太在乎，固一世之雄也。有一天，和三个可敬的傢伙打牌，他做清一色条子，单调么鸡，等也等不到，摸也摸不着，急得龙心大怒，於是乎有一家打了个一筒，他把牌往下一推，曰：「胡啦！」别人一看，不对呀，么鸡只能胡么鸡，怎能胡一筒乎？张先生曰：「你懂得啥，这叫么鸡吃烧饼。」盖一筒团团然像一个烧饼也。三人闻言，用艾克斯光眼睛一瞧，张先生背后军警林立，有军法处焉，有盒子炮（手枪）焉，有警察厅焉；而三个可敬的傢伙背后固啥都没有，还有啥可说的，张先生当然胡之。如此这般，过了一会，有一个傢伙也单调么鸡，他想这下子也可如法炮制矣，恰巧有一家打下一张一筒，真是天作之合，乃把牌也一推曰：「胡啦！」张宗昌先生曰：「你怎么个胡法？」该傢伙曰：「我也是么鸡吃烧饼。」张先生曰：「不行，不行，么鸡刚才已经吃饱，不能再吃啦。」该三人闻言，再用艾克斯光眼睛一瞧，张先生背后军警林立如故，军法处焉、盒子炮焉、警察厅焉也如故，而自己背后也啥都没有如故，还有啥可说的如故，只有输到底的一途矣。
这一套学问，柏杨先生名之曰「么鸡吃烧饼学」，越是天子圣明的时代，么鸡越是猛吃烧饼，或越是猛不吃烧饼。常有些头脑不清的人曰：「嗨，你看某人某人，他怎么能那样干呀？」非他有啥特别，而因为他是么鸡，或因为他是烧饼故也。晋王朝贾充先生，不过是个四五流人物，因为颇有点政治警觉，乃成了皇帝司马炎先生手下第一等红人。他翘了辫子之后，没有儿子，香烟中断，司马炎先生乃命令他的外孙韩谧先生为嗣，这种情形在现代当然算不了啥，可是当时却「全国譁然」，司马炎先生乃下诏曰：「太宰贾充，崇德立勳，勤劳佐命，背世殂陨，每用悼心。又胤子早终，世嗣未立，古者列国无嗣，取始封支庶，以绍其统，而近代更除其国。至於周之姬旦，汉之萧何，或预建元子，或封爵元妃，盖尊显勳庸，不同常例。太宰素取外孙韩谧为世子贾黎民后。吾退而断之，外孙骨肉至近，推恩计情，合於人心。其以韩谧为贾充孙，以嗣其国，自非功如太宰，始封无后如太宰，所取必以自己出如太宰，皆不得以为比。」
这一道诏书，前半段说得还有点道理，外孙和孙，在血统上讲，固没有一点分别。可是后半段就么鸡吃烧饼学矣，译成白话，那就是：「除非功勳跟贾充一样，除非有了爵位而且第一代便绝了后跟贾充一样，而且又除非亲生女儿生的孩子跟贾充一样，都不得援例。」说了半天，只一句话，只有贾充先生可以吃烧饼，别人统统不可以吃，盖别人不是么鸡还不饿，就是已经吃饱啦，只有贾充先生才能吃，这种干法，乃张宗昌先生的老祖宗。
大概是前年之冬，大批纳税人辛辛苦苦缴的纳税钱，被一群官崽慷小民之慨，投入唐荣铁工厂。一时也像贾充先生闹的风波一样，全国譁然，当譁然到最高潮时，柏杨先生即英明的指出两点：一是，不要说全国譁然，就是全地球譁然都没有用，你越譁然，他越猛干，盖必如此，才有威信，才能过瘾而舒服也。另一是，么鸡一旦吃起烧饼，谁都拦不住。司马炎先生露一手於先，张宗昌先生露一手於后，中国人仍浑然不知，可叹不可叹乎？尤其怪的是，竟有若干迷迷糊糊的立法委员在院会中乱问。报载，立法委员问的是：「此次引用总动员法局部条文，冻结债权人债务，不考虑如果其他工厂也都照唐荣铁工厂这样做，那不但外人华侨不敢来投资，连民间有钱的人，也不敢投资啦。」巨官答曰：「申请救济的工厂，是有限制的，并非一般性的工厂均可适用。」呜呼，一些后学之士，恐怕是非豁然贯通，连连打呵欠不可，盖只有张宗昌先生的么鸡可以吃烧饼，其他的么鸡只有瞪眼一途，你不瞪眼，你抵抗得住乎？盖「那不是一般性的工厂均可适用」的，只有张宗昌先生的工厂才可胡满贯也。
於是乎前天报上又有了新闻，巨官又在「擢拔优秀青年」矣，一位两个月前才当了打狗脱的三十三岁年轻人，被正式任命为台湾省政府秘书，报上曰：「台湾省政府黄杰主席，今天正式任命一位台湾省籍优秀青年赖星樑，担任省府秘书，以实现他擢拔台湾省青年人才的主张。」该堂皇主张的结果是：「赖秘书之父赖森林，为台湾省工业钜子（妙），现且为省议员（妙），赖星樑不但精通日语，且英文造诣极深（妙）。」「赖星樑於二月一日，由其父赖森林和另外一位省议员许金德，建设厅长林永樑等，陪同前往中兴新村，并介绍与省府秘书处同事晤面。」
这一段新闻使我们想起一幅洋大人的漫画，老闆大人介绍一个年轻小伙子给办公室全体目瞪口呆的大小职员曰：「为了选贤与能，提拔后进，我特派约翰做你们的处长。他是我的小犬，刚从欧洲游历回来。」呜呼，有一个可怜兮兮的朋友告曰：「这年头，一个人，尤其是一个年轻人，要想成为优秀青年，『孚』了起来，颇不简单，如果赖先生的亲爹不是工业钜子，也不是省议员，又没有那么多大力的父执，恐怕么鸡吃不了烧饼。」我想该朋友似乎有点神经病，其然欤？其不然欤？其要咳嗽欤？其不要咳嗽欤？
（柏老按：到了一九八○年代，重读这则新闻，仍有感慨，咦，官宦世家的小子有福啦。）
脱裤文学
台北《创作》月刊这一期上，有一篇冯放民先生的大作，谈到脱裤文学，文曰〈我们的话〉，对目前文坛上两股脱裤之风，来一个「当阳桥一声吼，吼断了桥樑水倒流」。看了之后，颇觉得肠胃大通。那篇文章太长，抄最后一段「举例释疑」如下──
「有一位读者问到：《创作》发刊辞中有所谓：『我们不脱古人的裤子，自然更不脱现代人的裤子。』这是什么意思？关於这两句话，我们不想作进一步的解释，俾存忠厚。但既有人问及，我们既不愿以乡愿自居，无已，只好指出。所谓脱古人的裤子，如南宫博在《中央日报》连载的《李清照》一类作品，可为代表。所谓『脱今人的裤子』，如郭良蕙在《徵信新闻》连载的《心锁》一类作品，可为代表。」
呜呼，这种大作，可称之为「脱裤派」。未成名发财之道多矣，脱裤子不过其中之一，尤其是一个女人，到了无可奈何之时，脱一下裤子，更有万夫莫敌之妙。前些时报上不是有一位暗娼被杀的凶案乎？她和人到旅馆睡一觉，不过七块钱，其收入简直跟一个作家同样低矣。凶案发生之前，她上街吃饭，就是只穿裙子，而脱了裤子的。壮哉，这段新闻固然上不得圣崽的尊口，但社会上有此淒凉之景，不知应由谁负责也。
一个女人为了七块钱而脱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