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全集- 第524部分

　　　
　　　
　　　四不偷
　　　要说张克明的恶性重大，似乎也不见得，我以为他主要的错误是没有把「偷窃」和「强盗」的定义弄清楚。当贼的第一要义是逃跑，而不是抵抗，挺着大肚子的女主人发现了高声大叫，只有拔腿狂奔的份儿，岂能把她杀死乎哉？偷窃的主要目的是要在和平的方式下，神不知鬼不觉的攫取别人的财物，此处不能下手，何妨再换一家，不必死心眼择善固执，非马到成功不可。
　　　台湾的贼先生有一点不但和大陆不同，也和世界其他各国不同。那就是，黑社会过於凌乱，没有较大的头目作他们的靠山，因之也是各自为政，单独作战，连一点职业道德都不讲。大陆上的贼朋友，有四不偷，曰「文人不偷」，曰「警察不偷」，曰「巨官不偷」，曰「寡妇不偷」。如果犯了这四不偷，不但要倒楣，而且也被同行看不起。这种道德规范有它的道理，分析起来，文人一个比一个穷，即令勉强可以温饱，又能有几文钱乎哉？而且正因为他穷，往往视钱如命，说不定为了一条裤子和你死拚，利未免太小，而危险未免太大了矣，君子之偷不为焉。对寡妇也是如此，恻隐之心使然，也是一种至高的情操。
　　　不偷警察和巨官者，　也是因为危险太大。三作牌先生不用说啦，你到太岁头上动土，他焉能不拍案而起，尾追到底。巨官之家，虽然有得是金银财宝，可是他一旦大发虎威，限期三天破案，三作牌一急，凡是贼先生都抓而修理之，同行之间，恨都把你恨死矣，还能饶了你乎？
　　　然而台湾的贼先生却是各人跑各人的单帮，管你是谁，老子偷了再说，据估计台湾的职业小偷，不过一二百人而已。凡是职业小偷，警方都有案可查，必要时可以一网打尽。但糟糕的是，业余的贼朋友太多，多到无法胜数。不妨以「作家」为例，中华民国谁是作家乎？谁都不是。不是国大代表，就是大中小学堂教习，再不然就是公务人员，偶尔兴起，写上几篇文，出上几本书，如果有人调查，凡是作家每人发八百吨黄金，作家会比　　螂都多。如果颁佈命令，凡是作家，一律五十大板，恐怕每位都有基本职业，写文出书，不过玩票而已。呜呼，正因玩票太多，万事都搞不好，贼案也因之难破也。
　　　记得有一个故事，一九一○年，我在京奉铁路作三个月的见习，奉天有两个车站，一为中国站，一为日本站。我的一个朋友在日本站做事，他父亲从关里前来投奔，找错了地方，找到中国站，天色已黑。老头人地生疏，急得抓耳搔腮，我正好碰上，就代他打电话寻找，那位朋友偏偏被日本人派到大连出差去矣，我就把老头请到宿舍，安顿到一个空着的床铺上。同事听说是我的长辈，那时还有古风，因之对他十分尊敬，工友也特别伺候。想不到睡到半夜，工友把我唤醒，原来他的一个金戒子丢啦。他说他在洗脸时，把戒子脱到窗台上的。问他记得洗过脸后，有谁进去的乎，他说是该老头，并且指控曰：「一定是他拿的。」这问题就大啦大啦，疑心客人偷东西，历史上似乎还无前例可援。
　　　结果工友报告科长，科长考虑了很久，认为老头嫌疑最大，乃在向我保证绝不损害他尊严的前提下，加以搜索。我曰：「你要搜不出来哩。」科长曰：「我自会下台。」乃把大家集中起来，宣佈失窃之事，然后提议为了洗刷清白，每人身上床上，都要加以检查，有人曰：「科长和客人应该除外。」科长曰：「我也不能除外，而且我敢说客人也不愿除外，老先生，你以为如何？」老头脸色铁青曰：「先检查我好啦。」如此这般，到了后来，从他裤錶口袋里把戒子找出，我立刻嬗到房子里。如果换到现在，偷点东西算啥？根本不会在乎。可是那时到底年轻，觉得总不是滋味，主要的还是因为他属於「老伯阶级」，长一辈的人岂能干出这种低级的事？科长一面向老头安慰曰：「一定是拿错啦。」一面派人防他自杀，据说老头一夜睡不安枕，天才拂晓，他到我床前告辞，我结巴曰：「真对不起，我不招待你就好啦。」你猜他怎么回答？他回答得之妙之奇，能把天下所有写小说写剧本的朋友气死，他曰：「贤侄，你不知道，财帛动人心呀。」
　　　台湾目前多得是这一类的贼先生，他在后门经过，看见院子里挂了一套西服，乃弄一根竹竿挑而走之。看见你前门偶尔忘掩，就进去逛逛，碰到主人，说是找朋友，碰不到主人，就顺手牵羊。一副临财苟得的面孔，既没有组织，也没有帮会，只出奇兵制胜，警察对之也无可奈何。其实，幸好警察对之无可奈何，他不过跑跑单帮，如果警察对他有可奈何，反而糟糕。盖看守所也好，职训总队也好，似乎是一个「犯罪大学堂」，该大学堂里，专家如雨，学人如云，一个本来只会跳墙的单帮客，到该大学堂镀金，用不了一个月，开锁焉，玩扑克焉，跑台子焉，白撞焉，十八般武艺，至少学会十般，而且又有了师兄师弟，歃血为盟，由单帮进入会帮矣。等到第三次入狱，再学若干武艺，又结识了若干朋友，於是，一看台北风紧，遂投奔台中阿猪阿狗。一看台中风紧，再投奔高雄张三李四。看守所和监狱是一个滚雪球的所在，使得贼先生越滚神通越大。
　　　每一个开始做贼的人，都是可以原谅的，社会上有逼他们做贼的因素，像柏杨先生，迄今天写这篇大作时止，还没有过做贼的行为（做贼之心则早有之矣），可是一旦老妻幼孙挨饿受冻，我敢光荣的保证，绝不学颜回先生，而非下手偷点啥不可。活下去是天赋的本能，应受最高的尊重。问题是，一个贼先生如果突飞猛进，成了惯窃，则往往非偷不乐，俗云：「讨饭讨三年，皇帝都不干。」盖得来容易，别人辛辛苦苦十个月，才买一套西服，他只要一伸手就行啦，天下有比这更美丽的事乎？台湾的法院对惯窃的科刑未免太轻，而且先判「感化」，在法理上我们说不赢有学问的人，但事实上却是越感越化。真应该调查一下入过狱的贼朋友，只要有三进三出的资格，用不着考试，就发给他一张「贼崽大学堂」毕业证书，准没有错。
　　　（柏老按：到了一九七○年代，贼先生的日子便没有这般美好，除了本刑，还有从刑──强制劳动七年，而且还可以再延长四年，十一年之久，葬送在监牢之中矣。问题是现在的贼先生似乎更多，怪啦。不过八○年代的贼先生，不再偷西装，而偷电视机、录影机矣。）
　　　
　　　
　　　《文明小史》
　　　李宝嘉先生，人中怪傑，比柏杨先生还要伟大，除《官场现形记》一书外，还有《文明小史》、《后官场现形记》两大着作。
　　　《文明小史》的故事如此──
　　　话说湖南永顺府知府柳继贤先生，是一个典型的官崽，那时清政府正在讲究「新政」（犹如现在正在讲究长期发展科学）。两湖总督乃派了一位洋人到永顺府察看矿苗。在饭店用饭时，被跑堂的打破了他的一只自备饭碗。柳继贤先生据报之后，大骇，立往请罪。洋人一看，中国官老爷竟这般不值钱，乃顺竿而上，大肆要挟，要挟不遂，一个电报给巡抚，可怜的柳继贤先生，拍马屁拍到马腿上，仍是被撤了差。
　　　继任的知府姓傅，傅知府更为出色，既欲谄媚上司，又欲巴结洋人，於是小民苦矣。恰好有一批生员（现在则是报馆记者，和一些写专栏的傢伙）。攻击傅知府媚外。傅知府大怒，祭起「结党洌�众」的帽子，统统抓到牢狱，打算借别人的血，染红自己的前程。不料有一位落荒而逃的生员刘伯骥先生，走投无路之际，和城外一个传教的洋人结识，告起来洋状。洋人一纸抗议，傅知府只好把狱中的朋友释放（感谢这个洋状）。闹了一阵，傅知府两面不是人，终於也垮了台。
　　　抄一段黄巡抚的言论於后，以供有心人窥一斑而见全豹──
　　　「黄巡抚自上任以来，见各国洋人，请了护照，陆续到了安徽省，不是游历传教，便是察看矿苗，又有些洋人借兜揽生意为名，不是劝他衙门里装电气灯，便是劝他讲求卫生。他本是以巴结外国人为目的的（中国官竟以巴结外国人为目的，一奇，然而温新而知故，恐怕有点不虚），无论你什么人，只要是洋人来了，他总是一样看待，一样请他吃饭，一样教洋务局（类似现在外事处新闻局之类）替他招呼。
　　　「起先洋人还同他客气，后来摸着他的脾气，便同他用强硬的手段。很有些要求之事，他答应了又不好，不答应又不好，闹了几回闹急了，有天向司道说：『人家都说：这安徽是小地方，洋人不大起念头的，为什么到了我手里，他们竟约了来找我，这是什么缘故呢？』司道一齐回称：『这是大人柔远有方，所以远人闻风而至。』（这碗迷汤灌得不含糊）。黄巡抚皱眉头说道：『不见得吧，但你说柔远，这个「柔」字，兄弟着实有点见解（他妈的）。现在国家弱到这步田地，再不同人家柔些，请教你从何处硬起来？（呜呼，原来硬不起来是祖传下来的）。总而言之一句话，外国人到底喜欢哪样，我又不是他肚里蛔虫，怎会晓得？既不晓得，自己碰来碰去如同瞎子一样，怎么会讨好呢？现在要不想当瞎子，除非有搀瞎子的人，这个搀瞎子的，请教我们中国人，哪一位有这种本事当得来？』（问得极妙，中国人谁有本领？只洋人才有本领）。
　　　「黄巡抚又说：『不瞒诸公说，兄弟昨儿已教文案上替兄弟拟好一个摺稿，奏明上头，看哪一国来的人多；我们就在那一国人里，挑选一个同我们要好的，聘他做顾问官，以后办起交涉来，都一概同他商量，他摸熟外国人的脾气，哪桩好答应，哪桩不好答应，等他出口，自然那些外国人就没得批评了。照我这个法子去办，通天下一十八省，个个巡抚都能如此，一省请一位，大省份外国人来得多的请两位，以后还怕有什么难办的外交吗？』（字字珠玑，掷地有金石声）。有一个候补道插口道：『恐怕大权旁落，亦非国家之福。』（此公胆敢爱国，大概一辈子都补不上实缺）。黄巡抚低声说：『我们中国，如今还有什么主权好讲，现在哪个地方不是外国人的。我这个巡抚做得成做不成，只凭他们一句话。他要我走，我就不敢不走，我就是赖着不走，他同里头（「里头」二字可加双圈）说了，也总是要赶我走的，所以我如今聘他们做顾问官，他们肯做我的顾问官，还是把我当个人，给我面子。倘若你去请教他，他不理你，或者不通知你，竟自己做主意干了，你奈何他，你奈何他？』」
　　　黄巡抚的一番话，学问甚大，看情形教育部的什么学术文艺奖金，恐怕是非他莫属。把孙中山先生说的「安危他日终须仗」，解释成「我们将来终要和共产党打一仗」的人，都能当部长，携带老婆一游美利坚。黄巡抚不过仅得个什么奖，自然非常的不成问题也。
　　　《后官场现形记》和《官场现形记》同等精彩──
　　　话说甄阁学（类似现在部长的官）前去探望他大哥的病，大哥是个不合时代潮流的人物，二十年前「就把热腾腾的功名念头，消减得一丝也没有。」他对甄阁学曰：
　　　「普天下二十二省，自总督巡抚以致未入流的官，难道就没有一个超群拔类的人物不成？但是到了这个世事，就是有一个肯挖出心来替国家办事，肯洗手不向小民要钱，奈何在上头的人，偏不肯容你这样干（温新知故，此言教人擂胸）。所以有点见识的人，都存厌世主义，尽让那些狐群狗党，没尾招摇，混得世界糊里糊涂。」
　　　呜呼，殊不知到了今天，反而更来得惊心动魄。甄阁学只好发誓他自己绝对「不贪赃，不枉法」。大哥乃又曰：
　　　「若说不贪赃，不枉法，便是好官，那也未必尽然。误国两个字的罪名，据我看来，无论官大官小，总逃不了，何以故乎？姑据不贪赃不枉法一项而论，那是最好的了，但这却是个人之私，他只顾守真抱朴，廉洁自持，一味的博个一身名誉，是个清官，以外的事，任他糟到怎样的地步，全然不去问。因循贻误，地方受无形之害，其误国之罪，实胜於贪酷。」
　　　这两段话，如用李宗吾先生的挖字法和嵌字法，挖之嵌之，一定教人绝倒。
　　　
　　　
　　　洋人之撞
　　　台北《中华日报》副总编辑冷枫先生撞了车矣，柏杨先生向不往人多的地方去，所以迟到今天才知，真是绝大新闻，此绝大新闻中表演最高竿的，是一位三作牌。该三作牌非普通的三作牌，乃会说洋话的三作牌焉。於是，伟矣，盛哉。
　　　话说冷枫先生因胃出血之病，由空军总医院内科主任戴文鑫先生陪同，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