亿人口拚命猛生乎？当初国民革命军从广州北伐，其人数比全国军阀要少得多，你说那是以人多取胜乎，抑以主义取胜乎？这些往事，不但恕先生应想一想，凡有识之徒，都应想一想也。
有摇头之意
恕先生第二点曰：「你说：『我不是说李森先生的行为是对的，要知道喜新厌旧是人的天性，柏杨先生暨蔡凤鸣先生均不能例外。』这么一来，难道我也可以如此说：『我不是说贪官污吏的行为是对的，要知道贪污爱钱是人的天性，我暨你均不能例外』吗？实际上对于一个犯错的人，应当给予适度的指责和劝勉，更进而给予私下的安慰，以使他能改过自新，至于过份的责骂与虐待固属不当，可是公开地指责舆论不对，更是罪恶。」
恕先生这一段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但问题似乎也就出在泻得太快上，最主要的，喜新厌旧之为人类天性，不知恕先生同意不同意也。正因为人性是喜新厌旧的，所以儿童玩具需要不断更换，一个漂亮而价值连城的洋娃娃，玩上三天就不玩啦，对于刚到手的一块烂布却视如至宝。恕先生留神观察没有，你的男女公子，一听说穿新衣戴新帽，就会笑得小嘴合不住，难道他们都是人面兽心，衣冠禽兽乎？男女之间，喜新厌旧的心理，尤其强烈（当然啦，圣崽例外），故爱情需要双方不断的努力培养。有两种古老的心理焉，一种是两人一旦发生了性关系，好啦，我已经受到舆论的保护，你不娶我，我这么一闹，你就成了「始乱终弃」，非垮到底不可。另一种是，两人结了婚，也同样好啦，双挂号兼铁板钉钉，我也已受到法律的保护，你敢乱动，你就成了「水性杨花」，教你吃不了兜着走。
柏杨先生只是提醒年轻朋友注意到这种天性，并研究适应这种天性之法。爱情也好，婚姻也好，一旦弄到纯依靠舆论和法律来保护，恐怕是保护不了也，至于「贪污爱钱」，则恕先生的大前提错矣，那是后天的玩艺，不是先天的玩艺也。然而恕先生主张对一个犯错的人，不应过份责骂虐待，正是柏杨先生的原意，看起来我们固是站在一条线上的。而柏杨先生尤其主张对于年轻小子，更应特别宽大；加到他身上的责罚，不应超过他应得到的，更不能用代数学去乱代。而世人对一个人的评论，更不应两值分类，恕先生以为然乎，至于：「过份责骂虐待固属不当，公开指责舆论更是罪恶。」这是中国酱缸里特有的「各打五十板学」，过份既然不当，却又不允许指责，则过份的朋友有福矣。再则，「舆论」有啥神圣之处，不可以指责？又有啥特权之处，不允许指责？恕先生说不应公开指责，彷佛私下指责倒是可以的，呜呼，只有公开辩难，才光明正大；暗下毒手，算啥英雄好汉乎哉？
最后恕先生曰：「你现在的境遇已经好转了（你自己说过），而还在写那些强词夺理，不三不四的文章惑众，真不可原谅。你以后再发表言论时，要能秉着公正的超然精神，并依据真理，不要再为了迎合部份人的某种不满心理，而不惜强词夺理，颠倒是非。」
这就是说，凡是合乎有识之徒心意的，才是「公正」「超然」「真理」；凡有识之徒不喜欢的，或踩了有识之徒痛脚的，就是「不公正」「不超然」「非真理」矣。这种越窗报案式的论断，忍不住还是要照抄如上，以供欣赏，并垂千古。
吾友萧伯纳先生曰：「世界上讨论婚姻的无稽之谈，多过任何话题。侈谈爱情和坠入爱情一样的容易，而且更不能宽恕。」盖年轻人结婚也好，恋爱也好，都是凭他一时的感觉和见解，没有谁是按书行事的也。不过也幸亏没谁按书行事，否则的话，他简直结不成婚，也恋不成爱。盖这一类的教条多如牛毛，看得多啦，寸步难行，最主要的还是大家所讨论的，往往和实际并不符合。吾友高尔基先生在他的《托尔斯泰回忆录》上，说了一段故事：有一天，他阁下和柴霍甫先生，在克里米亚海边散步，瞧见托尔斯泰先生坐在那里胡思乱想，两位大作家蹲到他身边，没谈三句就谈到女人，只托尔斯泰先生一直不说话。到了后来，可能是忍不住啦，也可能是高柴二公缠他缠得没有办法，他曰：「我现在啥也不说，要我说的话，必须等到我已关进坟墓，那时我才会告诉你女人的真相。然后我就喊曰：我已经说啦，随便怎么对付我吧。」呜呼，可惜托先生后来死在辽遥而荒凉的小火车站上，没人在他死前提醒他可以说矣。不过也亏得他没有乱发意见，否则他的令誉保持不到今天也。不但他不敢说，萧伯纳先生事实上也不敢说，凯塞林女士曾请他给她编的《婚姻手册》写一篇东西，要是换了柏杨先生，早连夜赶工，限时专送；但萧先生却笃定泰山，不肯动手，他曰：「妻子活着，当丈夫的不敢写婚姻真相。」那就是说，写了准有麻烦，萧先生之能名满天下，大概也和他不写这一类的文章有关。
然而柏杨先生却写啦，是柏杨先生比他们没学问乎，非也。是柏杨先生比他们二位胆子壮乎，也非也；而是一个人饿得发慌，连银行都敢抢，何况仅不过谈谈爱情乎哉。恕先生说我吃饭时小菜已增为两碟，出门又有脚踏车骑，可以洗手啦。问题是，在目前中国来说，千日猛写不富，一日不写就穷，此是爬格纸动物一致的悲哀，非我一人独自如此也。
俗云「乱世男女」，言下有摇头之意，乱世男女所以使人摇头，因为在乱世中，普通的道德规范丧失了拘束力。其实不仅乱世男女使人摇头，即令不是乱世，年轻小子和年轻姑娘，也使人摇头。现在卫道最力的谢冰莹女士，当初就把她的长辈气了个半死，盖「自从盘古立天地，那有男女自定婚」，而谢女士偏偏不肯嫁给她父母为她选择的丈夫，以致一逃再逃，逃得全国譁然。时至今日，我们目之为「争取婚姻自由」，但那时候的有识之徒，还不是声势汹涌，一口咬定她「淫奔」，并用代数学乱代，用泛道德论把她说得一塌糊涂乎？
一支冷箭
道德是相对的，只有活圣人才认为道德是绝对的。一夫多妻在现代看是不道德的，所以圣奥古斯丁先生一提起以色列老祖宗亚伯拉罕先生有那么多老婆，就抬不起头；他常常深更半夜爬起来祷告，问上帝是怎么搞的，使一个最受赞美，身负神圣使命的老头，拥有那么多如花似玉，真教虔诚的基督徒脸上挂不住。据说摩门教派就是奉行一夫多妻制的，他们在美国受到法律的禁止，但他们却翻开《圣经》教那些顽固份子瞧瞧。幸亏圣奥古斯丁先生伤了几年脑筋之后，豁然贯通，他解释说，道德在变，上古时代，一夫多妻固是道德的也，盖部族战争不断进行，臭男人死亡率要十倍八倍超过女人，一个女人能分享到一个男人的几分之一，总比压根没有男人好。如果美国的臭男人死了十分之八，恐怕多妻制也要普及了矣。
使道德标准不断在变的，是人们的经济生活和意识形态，有人说现代年轻人早熟，实际上古时年轻人才早熟，现代年轻人恐怕晚熟得很哩。渔猎社会，小子们到了十五、六岁，就可负担家计，他只要会挖陷阱，或者会弯弓射箭就行啦。农业社会，小子们到了二十岁，也就可以顶门壮户，他只要有一条结实的臂膀，能驾犁而耕，就也行啦。可是到今天工商业社会，一个三十岁的青年，简直还像一个小娃，而二十岁的小子如果结了婚，更简直等于自己掘坟坑自己往里跳。甚至有些人到了五十高龄，还在读博士学位，这说明了人类青春期不断往后延长（从前在我们乡下，四十岁就抱孙子，弯腰驼背，成老太爷矣）。
于是这些青春期漫长的小子，遇到了从前根本没有过的爱情和婚姻的困扰。道德上使他约束「性」，而现代都市生活却到处都是性的诱惑，到处都是性的刺激。太太小姐在一九一○年代不过只穿穿及肘的短袖，有识之徒就心痛如割。现在更越来越不像话，袖子简直没有啦，裤子短到成了三角，但最可怕的还不是三角裤，而是四角裤，真教人见了走不动。君记得刚果之乱乎？黑人士兵对比利时女人努力强奸，记者问之，答曰：「谁教那些死女人平常穿着短得要命的玩艺，在街上猛露大腿，把人露得心痒难抓？」穿四角裤还是正常的，台北市哪个观光饭店没有脱衣舞乎？而电影上更是新潮，男女两个，说着说着，吻了起来，吻着吻着，男的趴到女的身上啦，哀哉。
柏杨先生说这些，不是道貌岸然，大声疾呼说世风日下。而只是说，当一个现代年轻小子，在夹缝里过日子，真是为难得很也。有些臭小伙东搞西搞，有些女孩子婚前失贞，他们自己能负多少责任耶？杜兰先生曰：「今天这种败坏的世风，大都由杂交的中年男女所形成，而不是由浪漫的年轻人所形成。」当活圣崽端起嘴脸说人「喜新厌旧」「不足为人师表」「人面兽心」的时候，如果肯想一想自己，恐怕就恕道的多矣。
柏杨先生最喜欢读者老爷赐函，盖捧场的信，看了舒服，刹那间有一种腾云驾雾，不可一世的感觉。而骂得狗血喷头的信，也是一种清凉剂，使正在陶醉不堪，眼看就要发疯的神经，霍然惊醒。所以无论是什么样的赐函，都欢迎不迭，也感激不尽。但对于暗放冷箭型的小报告，却实在恐怖万状。盖凡是冷箭，都有一个特征，那就是它不容你答辩，不是他不容你答辩，而是冷箭由暗处射出，你还没有看清是啥箭哩，它已贯穿了尊胸，哎哟一声，栽倒在地。
举一个例子以说明之吧，一位住在台北市光复路一○八巷十八号的张运才先生，于四月二十一日，写了一封信给《自立晚报》发行人吴三连先生，信上曰：
「《自立晚报》将宝贵的篇幅，交给柏杨先生写王婆骂街式的文章，未免太可惜了，为了『乐普』的问题，一连骂了多天，不知道柏杨先生写得厌烦否？我可是看腻了，难道贵报笔者写不出比较有意义的文章吗！柏杨先生不要以为那骂街式文章有人看而沾沾自喜，那太可悲了，要知道，再下流的东西，也有一部份人合胃口，不然，『江山楼』就不会那么热闹烘烘。未悉贵报以为然否？」
我说这是一支冷箭，是他阁下没有直接寄给柏杨先生，而直接寄给了老板，这乃是「釜底抽薪」妙法。其目的在于使报老板发现这么有道德有学问的人都起了反感，为了免得麻烦，就照敝老头屁股上一脚，以便踢个嘴啃地──那就是说，本专栏便没有啦。不过这并没啥关系，我们要研究的是，张先生建议报老板要用有意义的文章，这个我赞成，所以我才把廖王汤三公的大作照抄照登，难道张先生以为三公之文，是没有意义的乎？难道张先生以为三公的质询是下流的乎？柏杨先生对廖王汤三公的主张，誓死反对，不要说暗放冷箭挡不住我反对，就是效法苏舆先生把樊椎先生驱出邵阳，并也立下文告曰：「倘该乱民仍敢在外府州县倡布邪说，煽惑人心，任凭如何处理，并无异论。」也挡不住我反对。但我决不认为三公是「王婆骂街」「没有意义」「沾沾自喜」和「下流的东西」也。
〈节育之风万不可长〉
张运才先生似乎对「江山楼」很有心得，柏杨先生啥地方都去过，像台北后火车站焉、万华宝斗里焉，对之均了如指掌，但江山楼是干啥的，实在不晓得，还是被「下流东西」搞了一通之后，四处打听，才知道原来也是娼寮之地，该地是不是真的热闹烘烘，虽不敢肯定，想张先生的话准没有错。不过，后火车站也好，宝斗里也好，江山楼也好，说其穷则可，说其下流，恐怕不见得。吾友何秀子女士，开设「陶公馆」，全球闻名，而且道德本位，据说她曾保证她麾下的姑娘，全都玉洁冰清，没有一个有花柳病的；以致华侨老爷暨洋大人之辈，到了台北，就指名要她介绍。难道他们竟都是下流的乎？
孟轲先生曰：「食色性也。」但问题也在这里，吃起饭来，可以斯斯文文，而性行为则没有一个不恶形恶状，江山楼如此，陶公馆如此，皇宫也是如此。纵百年老妓，都要关门闭户；纵女王皇帝，也都免不了哼哼唧唧。谁都上流不了，谁都端不到桌面上。有「活孟子」之称的明王朝陈献章先生，每逢跟他太太举行大典，就跑到他娘跟前报告曰：「献章求嗣。」数十年如一日，他的朋友顾余庆先生忍无可忍，正色训之曰：「是何言欤？太夫人孀妇也。」陈公听啦，半天说不出话，后来他到底想通了没有，书上记到这里为止，惜哉。但他把性行端到桌面上的努力，恐怕是失败了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