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曾发明了一种学问，说日本人的体质最适宜吃稻米，满洲帝国臣民的体质，则最适宜吃高粱米──没有吃过高粱米的朋友有福矣，高粱米涩而散，难以下咽。但日本人既有如此科学发明，有啥办法哉。后来抗战胜利，满洲帝国臣民根据科学研究，也发明了一种学问，那就是满洲帝国臣民乃天生吃稻米的，而日本人的肚子却最适宜消化高粱米，于是俘虏营里的金枝玉叶，一天三餐都吃高粱米，有时候还配一点树叶之类的菜肴，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这种科学是假科学，不但是侵略的，侮辱的，而且也是他妈的。马尔萨斯先生和新马尔萨斯学派的人口论固非是专为中国而设，认为中国必须减少人口，洋大人却可拚命猛生。世界上越是文明的国家，生育率也越低；越是落后地区，生育率也越高；这只是愚昧问题，不是侵略问题也。美国是一个普遍节育的国家，难道是柏杨先生在打歪主意，洒毒汁，要他们断子绝孙哉？
有识之徒反对节育的另一个理由是：「影响反攻大陆（王梦云先生语）。」从前越王姒勾践先生，「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节育岂不是破坏生聚乎？姒勾践先生「生聚」的详细计画和实施情形，史书上囫囵吞枣，难以知其内容。但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越王国生下的孩子，一定都受到适当的看顾，不但有衣有食，而且会使之长得结结实实，受到必须的教育。如果他们生下孩子，父母养活不起，八个中就得卖掉两个，剩下的又在死亡线上挣扎，那种「生聚」，有啥意义？恐怕就是二千年生聚，一个个目不识丁，未老先衰，营养不良，排骨嶙峋，一步一喘息，三步一咳嗽，风一吹就感冒，太阳一晒就头昏，那能打胜仗欤？
马尔萨斯先生人口论是悲观的，认为人口增加不可避免，所以痛苦也不可避免，像胡乃英女士一连生了八个孩子，除了奄奄待毙一途，别无他法。自从曼彻斯特派经济学落伍之后，大家都以为马尔萨斯先生也落伍啦，他当然是落伍啦，但落伍的是他的悲观论，痛苦不可避免论，和多子多女父母天生倒楣论。新马尔萨斯学派则是乐观论者，认为痛苦可以避免，父母们有办法可以不倒楣。
廖王汤三公加上卢崇善先生，努力反对节育，一位读者老爷来信问曰：「他们跟中华民族有啥大仇大恨，忍心下此毒手？」话似乎不能这么说，如果这么说，便和廖王汤一个模子矣。不过人与猪是有分别的，猪父母生了孩子就是单纯的生啦，而人父母还有无穷的责任。有责任养之育之，使之温饱，使之免于饥饿残废，使之有高尚的品格，使之受到教育。如果没有力量做到这一点，而只一味猛生，恁其自趋平衡，或靠着天主掉面包，便是猪的办法，不是人的办法也。
最后，我们介绍一段罗素先生的评论：
「反对节育的人们，假如懂得一点数学的话，就不得不承认他们是在主张人类永远需要不必要的死亡。在过去，大多数小孩出生后未长成即死去，现在较穷苦的地区仍有这种情形。牵连在这种早死中的一切浪费、悲伤和苦痛，都是不必要的。坚持这种学说的人们，对其因独断论而产生的一切痛苦，自不能不负责任。在制造人以外的任何东西时，谁也不会支持这种浪费的理论，假设制造面包的方法，在不知多少年间，使其所做的面包有一半不能吃。又假如有人发明了新方法，依新方法做出的面包，几乎全部都可以吃，而仍主张新方法是坏的，认为浪费也有好处，那能算是贤明吗？坏面包自然没有痛苦，但被浪费的儿童，却不得不在受苦多年后慢慢死去。凡目睹饿毙惨状（柏杨先生再加上一项：「凡目睹卖儿卖女惨状」），而不觉应该设法防止者，他就未免心肠太硬了。假如他不是硬心肠时，他就不会发表那种残忍的言论。」
（罗同先生来信介绍四月号中文《读者文摘》上〈人潮泛滥和危机〉一文，我想大家都一定看到过，不再抄录矣。）
节育问题，讨论到今天为止，因为有识之徒都自以为爱国爱得要命，所以忍不住再介绍一段吾友潘金莲女士的话。《金瓶梅》上说，西门庆先生把她阁下娶进家门当第五房小老婆后，又和李桂姐在外面辟了第二战场，半个月不回家，潘女士就勾搭上了书僮，被西门先生痛一顿。当天晚上，她就给西门庆先生上起来洋劲，「百般殷勤扶持，屈身忍辱，无所不至，」然后嗲曰：「我的哥哥，这一家谁是疼你的？都是露水夫妻，再醮货儿，惟有奴知你的心。常言道，家鸡再打团团转，野鸡不打满天飞，恐他家粉头淘坏了你的身子，院中唱的，一味爱钱，有甚情节，谁人疼你？」有识之徒洋洋洒洒提出质询，一副「谁人疼你」的爱国忧民嘴脸；而主张节育的朋友反而全成了淘坏了国家身子的粉头，真教人鞠躬也不是，撅屁股也不是也。
敬答
一台北市一读者先生：
来信对马尔萨斯人口论反覆论列，拜读一过，关于马尔萨斯人口论中错误的部份，或因时势变迁而失去价值的部份，柏杨先生没有深入研究，不敢多嘴。马先生认为人口增加按几何级数，粮食增加按算术级数，即令这并不十分正确，但如果修正一下，成为「学生增加按几何级数，教室增加按算术级数」，恐怕就有点差不多矣。兴建教室和兴建学堂的速度如果赶不上学生增加的速度，恶补就一天不能消灭，阁下以为然乎。二屏东一读者先生：
人口猛增是恶补的主要原因，官儿们再哇啦哇啦，都是治标的办法，只能使恶补加深，只能使恶补变形，只能使恶补转入地下，不能使恶补消灭也。台湾省政府主席黄杰先生周游世界归来，主张「学生下学不准把书包带回家」，这是一项进步的观念。但我敢跟黄先生赌一块钱，两个月下来，学生们家里就会另有一套课本或恶补教材，不过徒增加贫苦家庭的负担而已。现在所有的办法都是扬汤止沸，只有节育才是釜底抽薪，信不信睁着尊眼瞧好啦。
但仅只单纯的靠节制生育，似乎也不能完全使恶补马上根绝，犹如虽然釜底抽薪啦，仍需要不断扬汤止沸。那就是，政府对各级学堂，需要严格督促他的水准。盖中学堂是升大学堂的阶梯，若某校焉，若某校焉（恕我不敢指出名字，一指准坐牢），毕业等于失业，铁定的考不取大学堂，更别说就业啦。这种学堂，家长怎能放心把子弟送进去攻读哉？大家遂免不了一窝蜂往好学堂里挤，恶补仍会存在。
于此，我们认为节育和健全学堂，是两大力量，不但可以消灭恶补，也救了下一代孩子。阁下举你服务的学堂为例，图书还不到一千册，这种学堂，似乎应该关门才对。──对不起，对不起。三台中市周耀文先生：
大函云：「有时候实在替先生担忧，故凡你的着作，都购有存，以备万一时，传之后世。」十分感激，而且悚然不安。我和廖王汤三公，根本不认识。呜呼，我是何等聪明，岂有不知世道险巘之理，自会小心。不过一旦伏在案上，自以为尾大不掉；三昧真火一冒，就往往忍耐不住，忘了天高地厚。而且有时候也实在是感慨太多，像廖先生焉，反对注音符号，反对简体字、反对节育，几乎凡是使我们中华民族向前一步的东西，他都反对。林肯先生于一八六二年在国会中演说，要求打破和忘掉过去的传统，呐喊曰：「过去那平静的教义，已不再适用于动乱的今日。我们必须有新的想法，新的作为，我们必须把自己从过去的束缚里释放出来。」此理使我发烧，我爱吾国，爱之切，故言之也苛，明知道这是糟透了的，但又忍不住大愚若智，扯开嗓门乱嚷，稍微有点道行的人都不肯者也。奈何乎哉，再谢谢你。
且看苏舆先生
一个新观念的建立是不容易的，有赖于经济本质的改进，社会是非标准的建立，以及思考方法的养成。对节育问题如此，对其他问题也都是如此，对男女问题，更是如此。如果我们不能用新观念来正视这个一日千里在蜕变中的社会，真能把自己气死。呜呼，仅只气死自己，其害还算小焉者也。麻烦的是，该落伍腐烂了的狗屎观念，往往盘据在有识之徒的尊脑里，于是「放欲宣淫，毫无忌惮」，那就不仅坑了自己，也坑了别人，势必成为一块异常可敬的绊脚石，阻碍社会和国家的进步。
一八九五年，吾友樊椎先生，在他的故乡湖南邵阳，组织南学分会，提倡「民权」和「平等」。到了今天，即令是顶尖的有识之徒，恐怕也不会提出反对。可是一个新观念一旦钻入旧的脑壳，该新观念遂成了「邪说异术」兼「大逆者流」，以致闹得邵阳各界，全体譁然。
在当时的众有识之徒中，柏杨先生特别推荐苏舆先生作为代表，并特别介绍他阁下的言论，以便读者老爷，温故而知新，长长见闻，泄泄尊气。盖这玩艺乃是「古已有之」的老模子，「以河洛《易经》为中心之经典」的老模子矣。
樊椎先生提倡「民权」「平等」，被选为会长，规定凡「伦常乖舛，违背孔教者，不准入会」。有识之徒苏舆先生立刻洞烛其奸，痛责之曰：「若然，则樊椎永宜屏绝不准入会，盖平等邪说，自樊倡之也。无亲是无父也，无疏是无君也。无父无君，尚何兄弟夫妇朋友之有？是故『等』不『平』而已平，则一切倒行逆施，更何罪名之可加？岂但所谓『乖舛』云乎？圣人人伦之至，以乎灭绝伦常，岂格外更有『违背』者乎？若而人者，在会诸公宜如何处治，以挽伦纪，以扶圣教，岂真『屏绝』已哉？今诸公反推为会长，其于学会章程，大相刺谬，阅者省览焉。」
有识之徒「阅者省览焉」，柏杨先生顺便在此也劝「阅者省览焉」，读者老爷中如果有患血管硬化的，最好不要继续往下再看，否则的话，看着看着，发现平等原来是邪说，则血压增高，因之脑充了血，就十分抱歉啦。
樊椎发表〈开诚篇〉一文，曰：「自民之愚也久矣，不复见天日也亦已甚矣，其上以是愚之，其下复以是受之，二千年沦肌浸髓，梏梦桎魂。酣嬉怡悦于苦海地狱之中，纵横驰骋于醉生梦死之地，束之缚之，践之踏之，若牛马然，若莓苔然。」
有识之徒驳之曰：「我朝（清王朝）开国以来，教养兼尽，上何尝愚之，下何尝受愚！且二千年自汉迄今，其间圣君贤相，理学名儒，不可殚述；樊椎谓其梏梦桎魂，酣嬉怡悦，束缚践踏，若牛马莓苔，目中固无千古矣。不知其祖宗，亦在二千年内也。樊椎不产于空桑，安得出此丧心病狂之论。」
有识之徒劈头就是「我朝」，接着就是「圣君贤相」，在那个时代，这些话都是牛魔王的钢鞭，小民很难招架。
樊椎先生建议曰：「是故愿吾皇纵五寸之管，半池之墨，不问于人，不谋于众，下一纸诏书，断断必行曰：『今事已至此，危迫日极，虽有目前，一无所用，与其肢剖节解，寸寸与人，税驾何所，蹑天无能，不如趁其未烂，公之天下，朕其已矣。』」
这一下有识之徒抓住小辫子，一脸忠贞学出笼，苏舆先生号曰：「天子诏命，岂臣下所敢戏拟，况此等大逆无道之言乎？国典具在，脔割寸磔，处以极刑，似尚未足蔽其辜。」
有识之徒的最大特征是一头栽到酱缸里，然后靠祭「国法」以撒绊马索。所谓「天子」也者，指的是载湉先生，不久就断了尊气，不过现在还有一个未死的活天子溥仪先生在当图书馆管理员，大概可以帮一下忙，把泡到酱缸的尊头拉出来。
樊椎先生提倡民主，曰：「四海一心，一心者人人有自主之权，人人以救亡为是，穷极生变，郁极生智。」
有识之徒连民主也受不了，大怒曰：「治天下者，大权不可以旁落，况下移民乎？所宜通者，惟上下之情耳。樊椎贵人人有自主之权，将人人各以其心为心，是使我亿万人民散无统纪也。樊椎谓可以一其心，吾谓实亿万其心也。此则亡且益速，又焉能起而救之。泰西国固多民主，然法国议院朋党蜂起，卒为国祸，在泰西国且不可行矣。樊椎曰穷极生变，郁极生智，推其意直欲以我列圣以来干纲独揽之天下，变为泰西民主之国，其斯以为智欤？真汉奸之尤哉！」
一谈民主，就拉上法国，这是偶尔看见别人偶尔跌倒，自己就宁可泡在酱缸里，泡僵泡死，都不肯爬出来的奇异观念。俺泡在里头多舒服呀，你瞧呀，那小子连膝盖都跌破了呀。但最后仍忍耐不住，「汉奸」出口，这和「干你娘」有点差不多，盖非如此拉大嗓门，唾沫四溅，便觉得赢不了也。
樊椎先生曰：「洗旧习，从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