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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王汤三位有识之徒，捐助了八子之母没有，现在还不知道，盖从银行提款也需要半天。但柏杨先生当密切注意这件善举，一旦送去，定行跪谢。不过有人说每人一万元似乎太少，吾友希特勒先生及墨索里尼先生当政时代，孩子超过五个，就一定大奖特奖。中国政府在没有采纳有识之徒建议之前，当然不便蓦然颁发点啥。但三公大喜之余，每人送上三万五万，实在不算多也。不过三公是不是真会言行合一，民胞物与；抑忽然间大智若愚起来，假装没听见或顾左右而言他，则说不准矣。但以三公之爱国忧民，仁人圣心，至少每人一万块钱，固敢预卜者也。
唯捐助是一回事，八子之母活下去又是一回事。依廖维藩先生的见解，李桂林夫妇根本就不应该有啥问题，而大家为他洒泪，当然是「侵略主义者」兼「非愚即妄」在作怪。他阁下不有言乎：
「须知天地间万物有消长生谢，人类亦有生死，以消长生谢肆应人类生死，自趋平衡，而有余裕，何患乎食不足衣不充耶？宗教家亦云：『如果一个家庭有五个孩子，他一定也会藉着天主的帮助，得到第六个孩子的面包。』有识之徒及侵略主义者，假借衣食问题，以推行节育，非愚即妄。」
呜呼，胡乃英女士有八个孩子，而卖了三个，这是否就是廖公的「消长生谢」「自趋平衡」？如果这就是「消长生谢」「自趋平衡」，现在他们只剩下五个啦，仍还没有「余裕」，依有识之徒的真知灼见，是不是还要教该可怜的妈妈再送三个女儿到妓女户，以其出席费的收入帮助家用，才算真的消长生谢、自趋平衡哉？天乎，靠卖儿卖女才能「何患乎食不足衣不充」，真使人疑心这是冷血动物的想法，不像是立法委员的想法也。好啦，三公如果大怒，认为柏杨先生血口喷人，俺并没有教他卖儿卖女呀，那么，我们就恭请三位大人，为他们指出一条生路。
最精彩的是，廖先生还为此特别引用了一个「曰」，该曰乃宗教家曰，咦，廖先生是立法委员，而不是洋和尚；面对的是社会，而不是灵魂；应为国人解决的是现世问题，而不是来世问题；讨论的应是苍生，而不是鬼神。以后再有发表高见的机会，务请把稳了舵才好也。不过三公之劲奇大，而汤如炎先生又有钢刀在手，所以我仍认为他说的有理，于是我只好隆重建议胡乃英女士全家都去廖公府上，要他代为祈祷天主，掉下几个面包吧，当然不一定要掉面包，能藉着天主的帮助，感动廖先生的善心，从他阁下荷包里掉出十万元，也就行啦。
日本有中将汤，调经之妙药也。中国如今出了廖王汤，对猛生朋友，乃一大福星，值得我们小民额手称庆。我想三公于捐助胡乃英女士之余，最好有志一同，联合全国大师兄二师兄，以及所有的有识之徒，组织一个「第六个孩子掉面包委员会」，凡因子女过多而奄奄欲毙的夫妇，都可有一线生机矣。只要廖王汤肯向天主祈祷，天主听见之后，大风起处，呼呼呼呼，你瞧大雨倾盆吧，要面包有面包，要衣服有衣服，要鞋子有鞋子，要学费有学费，要吃药有药，要开刀就掉下来一个医生。如果天主不能往下掉──掉当然会掉的，我要说不会掉，岂不是非愚即妄乎？但可能天主那一天领出席费去啦，恰好不在家，没有听见祷告。那么廖王汤总不能言行相悖，瞪着尊眼不管吧。
台湾疗养院那位好心肠副院长是谁，一时打听不出来，听说已经出国啦，这种人在廖王汤尊眼里，乃属于「绝子绝孙之办法，消灭中华民族之毒汁」，他丧尽了天良，把那位多子的妈妈扎了输卵管，其罪当然不可逭也。以廖王汤之意，不但不应给她扎输卵管，简直还应鼓励她继续不断猛生才对，她阁下目前才三十多岁，平均下来，一年零四个月生一个，再生十个八个，固如探囊取物，轻而易举。至于生下来后，卖的卖，病的病，死的死，残的残，而又没有钱供其受教育，乃属于「消长生谢，自趋平衡」，廖王汤大悦的范围。该副院长幸亏畏罪潜逃，而又隐姓埋名，否则汤如炎先生一马当先，捉而阉之，那才教报应不爽矣。他阁下如有亲友在台，千万写信劝他留在外国不要回来啦，回来恐怕有人会「宫」了他，危哉。
不过有一件事，柏杨先生得声明的，胡乃英女士的惨境，结结实实摆在面前，廖维藩先生曰：「无识之徒及侵略主义者，假借衣食问题，以推行节育运动。」说我们小民是无识之徒，恭受如仪，不敢抬杠；说我们小民是侵略主义者，也恭受如仪，也不敢抬杠（只心里有点疑惑）；但李桂林先生暨夫人的衣食问题是实实在在的，决不是假借的也。他们有名有姓，有详细住址，任何人都可前往参观参观，考察考察，看看是不是「马尔萨斯先生的流毒」？抑「起于神经系统之唯物主义思想」？是不是「一二不肖之徒，迅速推行亡国灭种之节育运动」？抑「一二丧失民族道德助桀为虐之徒，利令智昏」？不要说廖王汤捐十万元啦，就是他们三公能光临李府瞧瞧，然后给我们一个答案，就感谢不尽矣。王船山先生曰：「柔以丧节，险以斁偷，不自知也，不自媿也。窃其形似而自以为是，挟圣言以欺天下而自欺，其心阉然。以欺孤寡，戕骨肉而无忌。圣人之言，无忌惮之小人窃之以徼幸，岂非圣人之大憾哉。」廖王汤乃有名的仁人君子，当然不会像王船山先生所说的，但总不能不教小民愁肠百结。
有识之徒
廖王汤的高贵言论，中国人已一一领教。另外还有卢崇善先生，似乎也是一位英勇可敬的有识之徒，可惜手边没有他的质询全文，不能照抄共赏。但王梦云先生的质询中提到过他的见解，该见解曰：「乐普杀人于未生之前。」这种奇形怪状的观念，不知道在卢先生脑筋里怎么形成的？受孕之前是为精；受孕之后是谓胎；呱呱坠地，有了呼吸之后是为人；停止呼吸是为尸。呜呼，卢先生一时正义上冲，照柏杨先生尊肚上就是一刀，那叫杀人。但一旦柏杨先生晏了御驾，贵阁下觉得敝老头死有余辜，照捅一刀不误，那就不叫杀人，而叫毁尸矣。如果贵阁下再气得暴跳如雷，照柏杨夫人尊腹踢了一脚，而恰巧她身怀六甲，踢流了产，卢先生能甘心承认这是杀人哉？尤其是柏杨先生人老心不老，最喜欢学少年之人，关门自渎，卢公卢公，你怎好意思说我杀人千万，甚至谋杀儿女乎？
法律如此，生理更是如此，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他直接呼吸空气，也就是他有生命，即令我们说胎儿也有生命，但节育并不是堕胎，而只是防止成胎也。如果一口咬定，硬说精子也有生命，则毛发又何尝没有生命？卢公这一辈子大概都不理发不刮胡子矣。夫一个人只有一个生命，臭男人身上有精子千万，我们不能说他就拥有千万生命也。一个人犯了死罪，只可以杀他一人，总不能连他们的子孙都杀个净光──这个文明法则，卢先生恐怕是同意的，纵像汤如炎先生之仁人圣心，也只是「宫」不肖之徒本身，而没有狠到连子孙都「宫」之也。如果按照卢先生逻辑，杀一死囚，岂不灭绝了他的子孙乎，他子孙何辜，竟遭此毒手？
王梦云先生认为装置「乐普」之后，天下一定大乱，盖「荡女淫男，尽可放欲宣淫，毫无忌惮」。原来拥有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华民族男女间的道德规范，竟如此脆弱，全是靠着「怕怀孕」的一念而维持的。一旦不怕怀孕啦，道德便跟着没有啦，两性只要一见面，女的便上床，男的便脱裤。王先生有儿有女，请问一声，贵男公子和贵女公子洁身自爱，守身如玉，非礼勿视，非礼勿听，均一代完人，是出自内心的自律耶？抑不过只为了怕怀孕撒不了鸭子耶？我敢跟你赌一块钱，王夫人也好，王小姐也好，便是装置了乐普，也是雍容华贵，神圣不可侵犯。如果照王公这么一说，岂不是糟啦。
仲肇湘先生在电视上特别介绍了一篇高级中学堂国文课本上归有光先生的大作〈先妣事略〉，归有光先生的妈妈深以子女太多为苦，有一个大愚若智型的女人，教她一方，她照方吃了几个田螺，好啦，虽然孕是避啦，而她也成了哑巴，再不能说话矣。
胡乃英女士和归有光先生的母亲，是古今两位子女过多的牺牲者。对一个女人来说，生育过多，实在是可怕的刑罚。有识之徒可以一面卧薪尝蛋，一面说风凉话，但做母亲的却不能不付出血汗青春和身体，孩子们不纯靠吃饭长大的，也不纯靠臭男人那几个钱养活大的，还要靠母亲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爱，而这爱能榨干母亲的生命。如今再加上经济的迫害，呜呼，衣食不继明明摆在眼前，廖维藩先生却嚷「自趋平衡」，不知道那个「自」是谁？当归有光先生的母亲以子多为苦时，有识之徒却以子多为乐；当胡乃英女士卖儿卖女时，有识之徒却说天主会掉给他们面包。不但是瞎了眼，也昧了心。罗素先生对反对节育的朋友，下一个批语，曰：「那些倨傲自负的人们，对于幸福快乐绝不关心，尤其是别人的幸福快乐。」咦。
古之时也，人类数目不多，天下有无穷空旷土地，恁其垦植。不幸的是，土地有限而人口增加无穷，终于大地被挤得满坑满谷。胡乃英女士如果只有一个孩子，而不是有八个孩子，他们夫妇的生活恐怕要好得多，而健康也要好得多。廖王汤的男女公子，个个都受有良好教育，有的还在外洋，请问一声，如果各位均有周文王姬昌先生的造诣，都生有百子，恐怕天主掉不下来面包，而孩子们也受不了高等教育。不要说受教育啦，如果孩子们的衣食开支超过各位有识之徒的收入，则请指教指教，阁下将怎么使之自趋平衡哉？是也卖掉几个乎？抑趁人不备，使他们失脚淹死乎？或抑拚命兼差，以便多挣几文乎？如果找不到兼差，或兼差的收入仍不足喂饱孩子们的小肚皮，则阁下是否「假借」贫苦之名，贪赃卖法，把社会搞得一塌糊涂乎？或只好冒着被汤如炎先生割掉生殖器的危险也节育乎？
前曾言之，不过还得再说一遍：越是富有的家庭，孩子越少，而越是贫苦的家庭，孩子越多；据说是，贫苦朋友似乎只把颠鸾倒凤，当做唯一的娱乐。我们如果更进一步的观察，家庭环境较好的夫妇，多半有相当知识和相当教养，知道用种种妙法避孕，药房里「节育素」固多得很也。而家庭环境较差的夫妇，往往不知道孕是可以避的焉。《自立晚报》记者张震先生询问胡乃英女士为啥不避孕时，其茫然之情，令人心碎，她当然不是怕汤如炎先生把她丈夫阉掉，而是她根本不知道啥叫避孕，啥叫乐普。廖王汤三公和其尊贵的夫人努力敦伦时，是不是也有避孕措施，事关天地良心，我们不知道，如果没有采取过，而其男女公子的数目竟恰巧没有超过他们的能力负担，我们没有话说，只好说他真是走运。
潘金莲再世
富有的朋友往往孩子们少，是教养、知识，和智慧使之然。不在于其娱乐节目多也。事实上有钱家伙荒淫的生活，简直不能想像。英国国防部大臣在游泳池畔，光着屁股追逐裸体娼妓，该镜头比起穷朋友在被窝里不安份，似乎更为严重。可是高阶层都有避孕的措施，问题就显得少了矣。美国大学堂女生们，皮包里很多都带着保险套或避孕药（柏杨先生在台湾疗养院看尊肚，顺手拿一本《灯塔》杂志，是一位美国牧师在上面这样写的，非情急乱造谣也，中国大学堂女学生是不是也有如此装备，不敢乱讲），这可说明一点，富人家的孩子少，不一定是因为他清心寡欲，一个个都是圣崽，而是因为他的花样繁多。呜呼，君有没有这么一种感觉，越是贫民区，孩子们也越多，其父母们对节育避孕的知识，差不多都愚昧如猪。提倡节育似乎不单纯的限于节育，而是一场向愚昧攻击的苦战。盖有识之徒一手执「圣言」，一手执钢剪，在凉棚底下品着香茗，望着别人卖儿卖女，嫣然而笑，小民们想要脱离苦海，恐怕不太容易。
马尔萨斯先生的人口论，和新马尔萨斯学派的节育论，均是对全世界而发，不是专对中国而发。从前日本人占领东北，成立了满洲帝国，曾发明了一种学问，说日本人的体质最适宜吃稻米，满洲帝国臣民的体质，则最适宜吃高粱米──没有吃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