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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严重课题，在落伍的旧观念里，遇到债的纠纷，一律不问青红皂白，也不经过大脑，马上就下判断，认为债务人是对的，债权人是错的，而朋友交情比社会信用和个人荣誉都重要。巷口刘老头和王先生争执，大家几乎一面倒的袒护刘老头，没有一个敢挺身曰：「你欠人家的钱，当然应如期偿还。」其实「不敢说」还是高级的，盖当面不敢，背后总敢也。而是根本没有人在观念上认为赖债是不道德的，这就连小辫子都拔掉了矣。
孔丘先生生在春秋时代，遇见观念上的问题，他就「托古」一番；我们生在现时代，用不着再托古啦，只要看看摆在眼前，别人的自由经济社会就可以啦。当一个美国人，他如果想在社会上立足，第一件事是他必须有卓着的信用，美国佬身上很少现钞，其武器大约有三，曰支票，曰信用卡，曰签字。说到签字，中国也有签字，有些在大庭广众之中，尤其遇到有女人在座，签起字来，真是龙飞凤舞，铁画银钩，其财富之雄厚，连煤球大王都得给他捏脚。可是一旦等到账房先生到他府上或写字间讨账时，便面目全非。据说统一饭店那位犹太经理，在这上便开了眼，他一脑筋现代化古怪的想法，认为凡是签字的客人，天经地义的应该亲自到柜台上结账，殊不知他的天是现代化的天，他的地也是现代化的地。而中国的天和地，仍在狗屎观念笼罩之下。账房先生登门拜访到第十次能把钱拿到，还是高等主顾哩。不要说私人啦，前年台北市政府在蜀腴饭店签字，达十余万元之巨，差一点把人逼垮，但当时的市长固面不改色，认为那有啥了不起。
我们现在逐渐流行分期付款，这就是一个崭新的观念，不过其麻烦也不亚于签字。美国佬一旦付不出款，公司卡车马上大驾光临，搬了就走，主人夫妇连屁都不放，而我们的主人夫妇恐怕不会这么好欺负。柏杨先生前年不是买了一架黑白电视机乎，分十个月付款的，一直到现在，我才付了三期，每次那个霉气脸来收钱，我都「不在家」，不要说把电视机搬走啦，就是他的话稍微重了一点，柏杨夫人就抬头号咷，说他欺负老太婆。有两次保人被逼得发急，也来参加助阵，但我们是老朋友矣，他总不能为了几个臭钱帮别人说话，连老朋友都不要了吧。催了几次，看我摆出的架势，有点狗咬刺蝟，无处下口之感，也就自动不再来啦；前天听说公司向法院告了一状，要查封保人的财产。老妻颇为不安，其实想当年山东英雄秦琼先生，为朋友两肋插刀，现在仅只不过在他家大门上贴个封条，正是他表示道义千秋的时候，有啥大不了的哉。
口不言钱
我们一直是一个轻商主义的社会，汉高祖刘邦先生曾用他的皇帝权力，努力打击做生意的朋友，下令凡是商人，再有钱都不能穿丝质的衣服，也不能坐各种之车，而且捐税奇重。刘邦先生魂归地狱之后，他的老婆吕雉女士又下令商人的子孙概不准做官，也不准做吏，于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和美利坚那种「万般皆下品，唯有经商高」，恰恰相反。
──美国是一个重商主义的社会，君看过一则幽默乎，有一班小学生上算术课时，老师把七岁的约翰叫起来，问曰：「二加二是多少？」答曰：「五。」老师曰：「不对。」乃改嘴曰：「六。」老师曰：「也不对。」又改嘴曰：「七。」老师脸色发青，罚他去院里站着，好好想一想到底是几？小子只好去院子里站着，站了一会，一个迟到的小朋友惶惶赶来，发现该小子在院中金鸡独立，不禁大讶，问他干啥，他说了一遍，小朋友叹曰：「二加二当然是四呀。」小子拉住他曰：「我想你还是不要进去，免得他再把你赶出来。我给了他七，他都不答应，你只给了他四，他怎能便宜你。」
美国第一流人才都当经理，而经理人才也是美国第一流人才。有人说这是美国文化的危机，危机不危机是另一个问题，而连小学生都一脑筋生意经，可说明一种现象，那就是经理人才就是经商。经商的目的就是发财，要想发财就必须讲究效率，减低成本，信用第一。蒋梦麟先生未驾崩前，曾介绍过这么一个故事，从前美国人见中国人，往往问曰：「你在哪家洗衣店呀？」问得中国人又羞又怒。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问洗衣店啦，而是问：「你在哪个实验室呀？」中国人一听，舒服舒服。蒋梦麟先生叹曰：「殊不知其瞧不起则一也。」盖均是以劳力赚钱，不过换了个窝而已，而美国人崇拜的则是以钱赚钱。
中国人很难一下子了解和适应这种观念，在轻商主义之下，我们是有点假装忌讳钱的，晋王朝宰相王衍先生便是一个绝妙例证，他阁下口不言钱，太太一气之下，把钱堆积如山，团团围住，以为他总该说钱了吧，谁知道他只曰：「举却阿堵物。」译成白话，便是「把这玩艺弄走呀！」
这个「阿堵物」典故，几千年遗传下来，家喻户晓。看起来王衍先生，玉姿婆娑，不但品格高，而且气质雅，一位绝代佳人。不过读者老爷最好不要再往下打听，以免大失所望。王衍先生后来被当时目为大盗土匪的石勒先生捉住，吓得顺着裤腿撒尿，为了保命，不惜投上一机，劝石勒先生当皇帝。呜呼，现在劝人当皇帝没啥关系，在君权高涨时代，以他的位，以他的高，以他的雅，竟说出这种乱臣贼子的话，便内外太不相称。
王衍先生口不言钱，假如没有石勒先生最后掀了他的底牌，岂不清香扑鼻一辈子乎哉？其实即令没有石勒先生掀他的底牌，他也不会清香扑鼻一辈子，盖那些把他团团围住的钱，是哪里来的？正因为他有妙法弄到那么多钱，他才「俺可不是那种人」，一旦没有那么多钱啦，本性就会发作。有一次，萧伯纳先生为了他的剧本上演，和戏院老板拍桌子争吵，有人劝他算啦算啦，他曰：「不吵不行，我们的观点始终不能一致。」问他啥观点不能一致，萧伯纳先生曰：「他只对艺术有兴趣，而我只对钱有兴趣。」呜呼，王衍先生在阴曹地府如果遇见了萧伯纳先生，不知道尊脸红不红也。
萧伯纳先生着实的讽了那位戏院老板一刺，他爽爽快快的口不离钱，不像王衍先生酸溜溜的猛戴虚伪面具。孟轲先生见梁惠王魏罃先生，也有这一套，魏罃先生曰：「贵老头不远千里而来，将何以有利于吾国乎？」孟轲先生答曰：「王何必曰利，唯有仁义而已。」弄得千载以下，魏罃先生脸上一直挂不住，其实我们实在看不出魏罃先生有啥不对之处，倒是孟轲先生，具有王衍先生「俺可不是那种人」嫌疑。然而这种畸形观念，却像干屎橛一样堵塞在中国人脑子里，使我们的社会浑成了一盆泥浆。
有一种现象，不知道读者老爷注意到没有？那就是，越是多少年的老朋友，当你需要他「通财之义」时，越是借不到一文钱。高雄那位朋友就是一例，盖他不借钱给你，你们还是朋友，一旦有金钱来往，好比说，言明三月五日偿还的，届时你阁下龙心一想，我和他如此交情，也不是不还他，只不过迟两天，有啥关系哉？关系当然没关系，但他下次恐怕是不再借给你矣。是他不珍惜你这份友谊乎？非也，正因为他非常珍惜你这份友谊，他才不借，盖不借给你钱，友谊还在，一旦鬼迷心窍，借给你钱，那才真是钱也没啦，友谊也没啦。
结果是，我们的社会既缺公德心，又乏人情味。就在上个星期，柏杨先生暨夫人商量一番，想分期付款买个电冰箱。这年头家里没有电冰箱，简直活着等于白活着，一切手续都办好啦，就是保人难找。原来保我买电视机的那位朋友，不念四、五十年老交情，竟然用种种藉口，一会说图章不在家啦，一会说身份证缴到人事处查对还没发下来啦，反正是不肯保，把我气得脸色异常难看，逢人就宣传他是势利眼兼冷血动物。不过话又说了回来，如果他阁下和我换换位置，我照样也不肯保他，只保了一个电视机就弄得在大门口贴上法院封条，而仍执迷不悟，再去保电冰箱，那才真正是自作孽，不可活也。
写了这么多，似乎颇有点站在有钱人那一边的趋势。提起来有钱人，不要说我们小民啦，纵是上帝的独生儿子耶稣先生，对他们的印象，都十分恶劣，所以曾喟然叹曰：「骆驼穿过针眼，比有钱人进天国还要容易哩。」以天地间的至神，都发出如此严重的感叹，可看出有钱人实在有点恶形恶状。中国圣人对有钱人也有同样的心理状态，语不云乎：「为富不仁，为仁不富。」在农业社会中，发财的路子似乎只有三个，一曰节俭吝啬，一曰做官拿红包，一曰明目张胆的抢。第一种当然是正途出身，其他两种实在勾不起小民的尊敬。宋王朝时候，有一位江洋大盗郑众先生，受了招安，因他的出身不太高明，同事也好，长官也好，当然看他不起，他倒一点也不生气，反而作诗一首，末两句曰：「各位做官又做贼，郑众做贼才做官。」一句话挖苦尽了天下的官崽，其实又何尝不是宋王朝的官贼不分乎？中国人对中国官，畏的成份多，敬的成份少，大概原因在此也。
不过，时代进步到今天这种形态，我们必须在观念上认清，除了上述三种方法外，一个人靠正正当当商业手段，也同样可以致富。法律如果只保护柏杨先生，恐怕以后谁都买不到分期付款的电视机。人们如果只一味同情巷口那位暴跳如雷的刘老头，恐怕我们就是急死，也再借不到一块钱。高雄朋友就是落伍的旧观念下的典型产物──其心如铁，六亲不认；非他如铁也，也非他真的六亲不认也，而是落伍的旧观念把他害苦啦，害得他成了铁，也害得他不敢认六亲。而向该朋友借钱的那位赵先生，则是落伍的旧观念下的牺牲者，他即令出了门就去跳爱河，恐怕也得不到帮助，非大家都狼心狗肺，是他自己塞住了自己的路。
台北市政府五年前不是兴建过一批市民住宅乎？也是分期付款的，结果住户老爷搬进去之后，却不肯如期付钱。在外夷之邦，这简单得很，三个月不缴，法院通知单来啦，限令隆重搬出，如果你自己不肯动手，过了三天，就有法警前来代你动手。在中国便行不通矣，哎呀，我只不过三个月没缴，你就那么凶，好吧，我们全家上吊给你看，再不然组织一个联谊会，选出代表，跟你周旋到底。而法官老爷一想，住户可怜兮兮，教他们搬出来，住到哪里呀，未免太苛政扰民矣。于是乎钱收不回来，市民住宅遂成了空前绝后。
前些时报上不是报导美国某公司要在台北盖两千幢二十年分期付款的住宅乎？如今没有了下文。据说其中关键在于，万一收不回钱来，他要确定受不受到中国法律的支持？受不受到中国舆论的支持？如果有人住了五年，第六年不肯缴钱时，洋大人不敢确定能收回房子，或虽确定可以收回房子，却弄得怨声载道，甚至引起反美高潮，恐怕是房子盖不成，大家也住不成。
所以我并不是站在有钱人那一边，而仍是站在穷小子这一边，一个崭新的观念不建立起来，我们只有更穷，更殭，更没有人情味。
谋杀
现在社会上最普遍也最严重的一个困扰，是中学生尤其是小学生的「恶性补习」，台湾一共有多少小学生，我们不知道，假定有五十万吧（请别在数目字上抬杠），则至少这五十万可怜的孩子，和一百万孩子们可怜的父母，以及数不清的中小学堂可怜的教习，都为这个问题烦恼。我说「烦恼」，完全是圣人们学院派的手法，如果凭良心说真话，岂止烦恼而已，简直痛入骨髓，血泪俱下。举台北中正国民小学堂为例吧，该学堂是个了不起的学堂；但据我所知，他们的学生几乎一个星期只拉一次屎，不是孩子屁股倔强，硬不肯拉，而是我们陷于恶性补习的屠场中，没有时间拉也。有一个朋友，她的孩子在该学堂读六年级，有一天一个人蹲在厕所啜泣，做母亲的问他干啥，他最初还保持男孩子的尊严，不肯实说，但后来肛门下血，才哭着供出他已一个星期没有大便矣，该孩子后来还是请了医生灌肠才治癒的，作母亲的眼看儿子被糟蹋成这个样子，真恨不得一头撞死。事被柏杨先生听到，就拜托孩子在他班上代为打听。得到的结果是，全班同学一个星期不大便，乃是常事。
盖孩子们天不亮就起床啦，起床后潦潦草草吃上几口，就背著书包上学。中午只有半个小时的休息，扒拉两碗，要一直等到夜幕深垂，路断人稀时，才踽踽而归。进得家门，书包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