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任何文学，都是在追求真善美，中国、日本，应该都不例外。
先生说：日本文学追求「美」、歧视「善」，自古以来日本文学都以美为第一优先考虑，是非善恶乃成其次。这跟中国文学不太一样，我认为真、善、美应是合而为一的，美不能脱离真，也不能脱离善。
日本的小说，认为悲剧收场是一种美，但中国人不能忍受悲剧文学，民间有句话：「不捉奸臣不煞戏。」不把坏人抓到，戏就不能结束，如果结束，可能引起观众骚动。这种传统观念影响极深，造成我们专心欣赏结局的善，而忽略创作的美！
日本的「花是樱花，人是武士」，是一种很高的境界，这可以看出日本人的爱美和追求理念，我欣赏一个民族的这种追求。日本武士的死是为自己尊严而献出自己的生命，中国的忠臣烈士，往往杀自己的全家来表示忠心。我认为杀全家是一种暴行，一个人不可以因为自己要死，就找人陪死，「蝴蝶夫人」这种戏如果由中国人写，恐怕连儿子也得死，中国历史上太多的「合家殉难」，使人痛心惊骇。
我读的日本小说太少，不敢发表感想，但我认为日本文学不可能赞扬「恶」，赞扬「假」，应该只是把它们摆在「美」之下。一本歌颂罪恶的作品，而受到欢迎，是不可思议的。
文化异象
儒家思想在基本上是个体主义，不是群体主义。梁启超先生曾经指摘中国只有家族伦理而没有社会伦理。如果没有儒家，中国人是不是不需要等到西风东渐，老早就会有权利与义务的思想？
梁启超先生的见解，一针见血，中国的确只有家庭伦理，没有社会伦理，同时也只有政治文化，没有社会文化，这是中国文化严重的缺点，不要说精神上影响重大，即令在文物的保存上，也可发现它的后遗症，在一个极端崇古的国度里，人们对古代文物，竟毫不尊重，毫不眷恋！五千年历史，只不过帝王的家谱，或许也可称之为《帝王言行录》、《帝王砍杀录》，文化人、艺术家、经济学家，根本没有地位。
不过，中国如果没有儒家系统，会不会早就产生权利义务思想？恐怕没有谁敢逆料。在中国土地上，有很多文化现象，充满吊诡。例如：中国文明不发生在肥沃的珠江三角洲，不发生在肥沃的长江流域，却发生在不断有水灾、不断有旱灾、不太适合人类居住的黄河流域，何故？中国最早的「鬼崇拜」，一直提升不到宗教层面，何故？中国并不是没有长期的分裂过，却没有产生分裂思想，各国均有自己的语言，却没有一国使用拼音字母？何故？中国人进食，发明了筷子，没有发明刀叉，何故？这些都是没有办法解答的。
中国如果没有儒家，是一个即令胆量再大的人，都无法推测的局面！
分裂产生民主
中国自古有霸道与王道的思想。可是既然有「民贵君贱」、「社稷次之」的思想，为何不能产生「民主」的思想呢？如果没有秦汉帝国的成立，如果战国时代继续延长，不知可否在国家的多元竞争中产生「民主」？
中国文化因为缺少终极关怀和终极理想的基因，人们全部精力都贯注到现世的荣华富贵，又因为人口密集、竞争激烈，打压手段最简单而又立即见效，所以，不能衍生出尊重别人的人权精神，也产生不了平等观念。孟轲先生所谓的「民贵君轻」、「社稷次之」，故意提高平民的政治地位，并不是人权精神，人权精神是尊重和平等，平民忽然「贵」过了君王，也是一种病态。而事实上，孟轲这些话，不过一个知识份子所盼望的幻觉，本质上是民本主义，一种统治手段！目的在警告君王：如果不重视平民，他的政权会垮！在儒家眼中，平民并不是主人，仍是工具！
中国如果长期分裂，各国会不会产生很大的差异，难以预料，但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一定会产生差异。如果永远分裂，更有可能像十九世纪的欧洲一样，其中一国、二国会诞生民主。
伊达正宗的「狂奔」
中国在春秋战国时代有老庄的「弃仁绝义」或法墨的思想来批孔批孟。可是定于一尊以后，由于「仁义」道德的狂奔而形成了畸形的道德。日本在江户时代虽然以朱子学为国教，可是还有比如伊达正宗的家训所言：「超仁成懦，超义成顽，超勇成暴，超智成狡。」等等Antithesis 来阻止仁义道德的狂奔。不知中国在「五四」以前是否有阻止仁义道德狂奔的思想？
伊达正宗先生的警语，我是第一次听到，非常震动，对他充满敬意，伊达正宗早在江户时代便击中儒家思想的要害！我也第一次听到「狂奔」这个名词，这比「狂热」更生动，使人感到风雨扑面，显示伊达正宗文字的锐利！中国历史上有些「仁」、「义」、「勇」、「智」的史迹，我一直觉得有点不对劲，但找不到引起我疑惑困扰的原因，而伊达正宗给了我答案。有些行为，不是「仁」、「义」、「勇」、「智」，而是「懦弱」、「顽劣」、「暴虐」、「狡狯」，我希望有一天把那些史蹟列出来，分析它的本质。好比《二十四孝》上的〈郭巨埋儿〉，为了奉养母亲，而竟活埋亲生之子；又好比四世纪时，邓伯道逃难途中，竟把亲生儿子绑在树上（他怎么下得下狠心要绑，使孩子想逃生自救都不可能），而带着侄儿逃走，后来自己没有儿子，一群毫无心肝的帮凶还打抱不平说：「天道无知，竟使伯道无儿！」真可谓是集「懦弱」、「顽劣」、「暴虐」、「狡狯」之大成。
「狂奔」，是一个精彩的形容，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发高烧的疯汉，挥舞着「仁」、「义」、「勇」、「智」大刀，杀开一条血路，一直攀上他所盼望的高峰宝座。在他杀开一条血路中，不知道多少人丧生，多少人受辱，多少人受骗！
除了老庄竹林七贤、李卓吾之外，中国「五四」前，很少批判「狂奔」的人物，至少我知道的很少。
「师承」是一个毒瘤
柏杨先生认为中国到了东汉，政府有个规定，每一个知识份子的发言、辩论、写文章，都不能超出他老师告诉他的范围，这叫做「师承」。如果超出师承，不但学说不能成立，而且还违犯法条。这样下来之后，把中国知识份子的想像力和思考力，全都扼杀、僵化。就像用塑胶口袋往大脑上一套，滴水不进。
不过我且认为「儒家思想」的本质或特征就是「尚古主义」，即使不「师承」，反正只要一直独尊一家──儒教。中国文化就一直不会「向前看」。不知高见如何？
「师承」在中国学术界是一个毒瘤，它培养出奴性，摧毁了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所以中国除了「军阀」之外，还有「学阀」，主要是学术上的排他性，和「祖师爷崇拜」的武侠小说情结。柏拉图说出：「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是智慧的言语，说明即令在西方，「师承」的压力早已存在，可是西方有柏拉图，东方却没有。近年来有两件学术界的趣事，可作说明，一件是知名的历史学者唐德刚先生所着的《胡适杂忆》，是胡适传记中最好的一本书，他用很深刻的感情把胡适写得鲜明活泼，使他像一个人，而不像一只呆头鹅，深受读者的称赞，可是却引爆了酱缸蛆的愤怒，一批又一批的诟骂唐德刚「背叛师门」、「不尊师」、「不重道」，好不热闹。另一个较小的例子，也发生在最近，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钱穆。他在国民党中的地位，犹如郭沫若在共产党中的地位，他死了之后，他的门徒奋不顾身的以「师承」他的学问为荣，有人甚至说：「师」和「真理」是二位一体，「师」就是「真理」，简直不像人话，而像马屁精话。
我真感谢我没有师承，我如果有师承，说不一定早被活活酱死。
儒家是复古主义，这是必然的，如果不复古，所有的「大儒」「小儒」，都没有饭吃了！但如果预测中国没有儒家，历史会怎么走，我们在前面已经讨论过，不可能得到公信的结论。只能说，中国弄到今天这样的黯淡停滞，儒家要负很大的责任。
思想不可定于一尊
柏杨先生认为中国人承传了儒学，造成了「中国的酱缸文化」。酱缸发臭，使中国人变得丑陋。有人说这个观点是犯了「以偏概全」的毛病？不知高见如何？
酱缸文化的形成，儒家只是主要原因，不是唯一原因。一个文化的形成元素，非常复杂，好像到底是鸡生蛋？或是蛋生鸡？难以一刀两断。我们只可以这么说：无论是中国儒家也好，日本神道也好，阿拉伯伊斯兰教也好，西方基督徒也好，只要它定于一尊，没有竞争，不容质疑讨论，他就会丧失生命力，沉淀为一种酱缸，僵化停滞。这跟「以偏概全」毫无关联，不知道为什么总有人把它们硬拉在一起！
我真希望有人告诉我「全」在哪里。
当然会改观
儒家经典的全部教训之中，很少激发灵性，很少提到权利义务，很少鼓励竞争，而只一味要他的徒子徒孙，安于现状，踌躇满志。柏杨先生认为如果大家都如此安贫乐道，国家民族就堕落成原始社会。
如果「四书五经」的价值体系，不成为中国官僚体系的脊梁，中国二千年来的发展是否会全面改观？
这又是一项假设性问题，我们的回答依旧：如果说儒家思想是中国文化发展的轨道，那么轨道改变，社会当然会改观，会出现另一种型态，可能比现在的情形好，也可能比现在的情形糟。
他们常常气得大怒
熊十力先生认为「儒家经典迭遭窜改」。经典的窜改或伪经的大量出笼，是否来自定于一尊？
熊十力先生不过是儒家系统里一个注解家，和一个文字考据家而已。任何经典，包括儒家经典，被后人窜改，无论是出于适应时代，或者出于政治利益，都是学术专利的霸道作风。任何人的言论经过若干时日，往往和社会脱节。必须重新评估，这本是平常的事，偏偏中国人的「崇古」与「定于一尊」情结，使我们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把儒家思想说成是历千秋万世都不变的至理，就无聊加三级。
进入二十世纪民主时代，有些儒家学者，自己都觉得脸上挂不住，就先靠窜改标点来自圆其说。儒家经典上有句话：「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政府对人民，可以教他们去做，但不必使他们知道理由。）这正是西方「有思想的奴隶是危险的」东方版。这个句子被改为：「民可使，由之，民不可使，知之。」（人民听从支使，就支使他们。人民不听从支使，就教训他们。）就是一个例子。
研究经典的真伪或窜改，属于考据学问，既专门又复杂，不必整个学术界全体投入，我们不该被轻轻松松一句话：「那是假的。」就把真正造成灾难的原因，轻易的忽略掉。一些左派学者指出中国实行的社会主义是假社会主义，希望为共产党洗刷。我的回答是：「假社会主义已把中国人害到这种地步，真社会主义中国人怎承受得住？」他们常常气得大怒。欧洲的表现有高文化水准，群众在街上游行，高举马克斯肖像，上面写着向人民的道歉：「对不起！」
我希望任何一个人，都应有胆量，当经典错误的时候，勇于批评经典。
忽然有人大喝一声「它是假的」
余英时先生曾指出中国两千多年来所实行的，根本是法家而不是儒家，或「阳儒阴法」的政治制度，使得儒家背了两千多年的黑锅。不知柏杨先生的高见如何？若如上所说，中国为何一直无法脱离「人治国家」的诅咒？
纪元一世纪时，西汉王朝第十任宣帝刘病已，就曾指出西汉王朝的政权，本质上是法家，后代也屡有「外儒内法」的说法。我认为这说法之所以盛行，只是儒家为法家提供了一套可以执行的理论基础，自己却没有能力执行，只能一直充当外衣。再者也说明二千年来，儒家的功能充其量只能维持一个伦理社团，没有能力治理国家这个庞然大物，否则何以一直附丽在法家身上？两千年都不能实施的空论，怎能用来建设一个现代化国家？所以，「外儒内法」或「阳儒阴法」是否真的，或儒法的比例如何，都无法为儒家卸责。「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