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盘问我硫酸是怎么回事？是什么元素？只因我对硫酸认识太浅，甚至根本不认识，就斥责我「不诉诸理性」、「肆意漫骂」、「全盘否定硫酸在工业上的价值」，简直不可思议。
我到一个国家旅游，如果每个巷口都被小偷摸光口袋，还被强盗痛揍一顿，剥去衣裤，最后，赤身露体，被警察捉去，以「妨害风化罪」送到法院，判了三年徒刑，打了五百军棍，在这种情形下，我不必对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有任何了解，就可以肯定她绝不是一个礼仪之邦和文明的国度，而是一个落后的烂国。
魔术巨棒
也有人认为柏杨先生不顾事实，有严重的片面性，它不是激励人们兴利除弊，奋发向上，而是损害了中国人的自尊心，会使一些不谙时势的青年人丧失自信力。无情地打击中国人的自尊与自信，是要使中国人改进呢？还是要使中国人自暴自弃？更有人认为柏杨夸大，展览中华民族的缺点，只能产生毁灭民族自尊心，打击民族自信心的效果。本来是可以疗救的，就因柏杨的夸大而变成了无可救药。「柏杨的夸大」真的如此厉害吗？
有些中国人在辞穷理尽的时候，往往使出一种秘密武器，这秘密武器是一个贴着学术标签的法宝，念一句什么主义、或什么「张三说、李四说」的咒语，就会把对方击倒，宣告自己胜利。
什么叫「严重的片面性」？最近，日本神户、兵库一带发生强烈地震，媒体集中报导，使人惊骇哀悼，我们能批评这些都有「严重的片面性」，不是日本全貌，而置之不理么？再用前面的例子为证，病人投医，眼睛有病当然投奔眼科，耳朵有病当然投奔耳科，每一科都有「严重的片面性」，却不能因此便不去投医。
发现自己的病情，迅速治疗，才是健康的心理，如果发现自己「脏」、「乱」、「吵」，竟丧失自尊，连改正的能力都没有了，这种病态心理的人，只是进步的阻碍，世界上越少越好。在《王巷城》一书中，表面上温柔敦厚的医生，为了预防一个穷光蛋追求他的女儿，用开刀手术锯断该青年本可以不锯断、只是受伤了的一条腿，若干年后，这穷光蛋发现真相，他并没有跳起来咒骂，反而莞尔一笑，说：「那老家伙，他以为锯掉了我一条腿就毁了我，把我看扁了！」这才是志气、勇气，和真正的智慧，只有病情沉重的人才弱不禁风！我并没有夸大，只是据实报导，好像一个小学生，历史考了三十分，我并没有夸大说他只考了十分。一个人听了长久的谎言──两千年来都一直认为自己的历史考的是一百分，忽然有人告诉他只有三十分，可能有点受不了，但他不敢面对成绩单，只敢面对成绩单哀号：「严重的片面性！」「太夸大！太夸大！」「卖国贼！」「使中国人自暴自弃，无药可救！」
只敢在「圣人」裤裆下跳来跳去
柏杨先生认为中国自孔丘先生之后，没有出过一个思想家。可是有人抬出谭嗣同、孙中山、鲁迅、茅盾、郭沫若、巴金这些人来，请问柏杨先生，难道他们都是酱缸蛆？认为没有比这更强烈的诋毁。我认为这只不过是对思想家的定义和评价的问题，不知柏杨先生的高见？
自从孔丘先生被皇帝封为「至圣」（第一号圣人），孟轲先生被皇帝封为「亚圣」（第二号圣人）之后，并没有封其他的人当「季圣」（第三号圣人），于是「圣人」就在中国绝了种，等而下之的只好称为「贤人」。不过，有一阵子，大约是七世纪、八世纪，「圣人」忽然泛滥成灾，大头目或大军阀，往往也被称「圣人」，帝王固是「圣人」，叛军首领也是「圣人」，反正大家过瘾，也说明「圣人」和政治的关系，密不可分。没有政治力量支持，就「圣」不起来，孔丘必须皇帝封他一封，他才有冷猪肉可吃，先生所指的鲁迅，如果不是毛泽东陛下金口玉言对他肯定，恐怕早就被定位为「反党」、「反人民」，颈带锁枷，尸骨无存。
知识份子一旦被帝王看中，封为「圣人」，他就成为大头目的私人宠物，谁都不敢碰，专制政府时代，谁都不敢碰孔丘；人民政府时代，谁都不敢碰鲁迅（却敢碰鲁迅的门徒、学生，和追随者，因为「人民」只保护鲁迅和他的妻子儿女，鲁迅本人没有保护其他人的力量）。
先生所指的郭沫若，不过一个趋炎附势的无耻之徒，茅盾、巴金是作家，并不是思想家。孙中山是一位有独到见解的人，可惜他在革命行动中消磨了自己，而谭嗣同，如果光绪载湉皇帝改革成功，他可能扮演鲁迅的角色。至于朱熹、王阳明，不过一个注解家，幸运的贤人而已。
「圣人」在政治权力培育下，影响力每日成长，终于变成一根巨棒，专门打击对政治权力不满意的人，不但有势，而且有威，历代帝王对无辜的知识份子，有时下不了毒手，自另有御用「文棍」祭出孔丘杀少正卯的例子──不必有罪，不必有证据，只要你觉得他不顺眼，使你心烦，就可杀了。可怜的「圣人」，终于沦为帮凶。而司马光写《资治通监》竟然不敢上接《春秋》，《春秋》写到前四六八年，《资治通监》理应开始于前四六七年，才是正常叙述，可是司马光因为《春秋》的作者是孔丘圣人的缘故，不敢从前四六七年写起，故意空白一段，只敢从纪元前四○三年三家分晋开始写起，可看出深入骨髓的奴性，连「大儒」也成了摇尾的宠物，只敢在「圣人」的裤裆之下那个小范围里跳来跳去，没有胆量，也没有智慧迈出一步。
这又说回来了，假如迈出一步，有什么后果？后果确实是可怕的，轻者落魄一生，永远弄不到一个官做，重则斩首。也难怪司马光先生，宁可被斥责为奴性入骨，也不敢试探刀锋。
死搅蛮缠
有人指出柏杨先生所列举的中国人的「丑陋」，通通归咎于中国几千年的「酱缸文化」。看不见中国在前进途中，同历史的、外来的种种障碍所作的巨人式的斗争，只一味诋毁中国的文化。既没有指出中国人某些弱点产生的真正原因，也没有预示出中华民族腾飞跃进的可能性。不知对此批评，有何高见？
从先生转述的这项质疑，更证实我们的观察：确实有人在用「学术」的杠杆，轻轻拨开人们的目光，使远离焦点。我们讨论的是丑陋的现象；了解丑陋的原因当然好，如果不了解原因，并不妨碍丑陋的存在！中国人的思想如果不加强逻辑训练，恐怕除了死搅蛮缠外，什么都不会。
我最近因心肌梗塞──心脏动脉四条血管，全部阻塞，施行开刀绕道手术，幸而成功。我曾和医师讨论致病的原因，医生不敢十分肯定，或许由于先天遗传，或许由于高血压，或许由于高血脂，或许由于糖尿病，或许由于吸烟过多，或许由于过度肥胖。而有些绝症，人类迄今为止，还根本不知道它的原因，如癌症、爱滋病。「丑陋」是否由于「酱缸文化」的单一原因？「酱缸文化」是否由于儒家系统的单一原因？各人有各人的见解，也许我们现在认为是主要的原因，以后证明并没有关系！
指出缺点的真正原因，是必须先承认自己有缺点，在这个前提下，我可以肯定说主张检讨「原因」的人，已经同意我们是丑陋的结论，而这正是我所盼望的，至于怎么治病，以及探讨病因，那属于另一个范围。抨击我「没有预示中华民族飞腾跃进的可能性」，可谓奇怪的冒了烟，我只是一个受到硫酸烧伤了的患者，在呼叫呐喊而已。并不是军队元帅和政治头目，需要说些空话大话，来鼓励士气民心。当一个中国人，这种空话大话听得还不够多吗？可怜的同胞，一天不听鼓励的话，便精神恍惚，六神无主！
不应总想自己的美德
有人认为《丑陋的中国人》是集合中华民族中假、恶、丑之大成的书。中华民族的五千年间一切真善美均被滤去，映入柏杨先生眼中的，只有「丑陋」。是否柏杨先生将来不得不被迫写一本《美丽的中国人》来强调中华民族的「真善美」来「将功补罪」？
我的妻子张香华，去年（一九九四）在贝尔格勒，遇到一位名叫维拉旦·戴维得渠（Vladan Devedzic ）的南斯拉夫青年，听说她是从台湾来的诗人，十分兴奋，要求见面，表达他对台湾的感谢。原来他刚环游世界回来，在台湾时，向一位庄姓青年探问有没有便宜的旅馆，庄姓青年说：他知道有一个地方吃住都可以免费，于是招待他住进庄姓青年自己的家。有一天，戴维得渠到火车站游逛，想换钱吃零食，身旁有位青年请他吃个饱，等等项目，使他倍感温暖，为对这份异国温暖永难忘怀，还把庄姓青年的电话给了香华，要她代他再致谢意。
这是一个美好的故事，听到这故事的人都十分高兴，但这种情形并不常见，日本朋友恐怕会想起一位日本少女到高雄被谋杀灭尸的往事。当一个中国人，不应该总是想自己的美德！日本神户、兵库大地震，没有人抢劫、没有人插队，这种高水准的民族品质，引起全世钦敬！除非中国人做出更多美丽的事，我绝不会写《美丽的中国人》。但我相信，只要我们的反省能力和自责能力，不被灭绝，灵性不被酱死，说不定下个世纪时，就会有这本书的出现。
一窝蜂发飙症
酱缸蛆经常主张「要重视对读者的积极指导」，不然的话，既难免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又会造成思想的混乱。是不是把中国人都看成是「愚民」，或没有「思考力、想像力、监赏力」，或没有自主性或判断力的「劣民」。什么都要指导？中国人如果没有「英明」或「伟大」的领袖来指导、领导，是否都会误入歧途？
西藏有一种犁牛，当领头的那只失足从悬崖跌下来时，后面跟随的犁牛群就会一只只跟着栽下去，粉身碎骨。挪威有一种旅鼠，当领头的那只走向大海时，后面追随的成百上千的其他旅鼠，也跟着走进大海，活活淹死。是一种什么神秘力量使他们这么盲从他们的领导，至死都不后悔，科学家到现在都找不出解释。这种非理性现象也同样发生在人类身上，尤其是中国人，一向缺乏个人独立思考的能力，只知道用群众的声音壮大自己，或把自己隐藏在团体里，用以推卸责任。群众或团体一旦被一个人控制，大家就特别容易盲从，我们可称之为：「一窝蜂发飙症」。
一窝蜂发飙和团结合作不一样，日本人以团结合作闻名于世，观察旅行团就可以知道，领导的小旗帜就是司令台，旅客有条不紊的顺序跟进，和中国人的吵闹杂乱，毫无秩序，每一个人都认为他就是旅行团的主宰，被人平等看待，简直是奇耻大辱。完全两个世界。因为遵守秩序是理性的守纪行为，中国人只有奴性的驯服。从不心甘情愿遵守秩序，但却心甘情愿当一个奴才，必须有人领导和要人指示。中国官场中流行两句使人作呕的口头禅，一句是遇到会议之类的场合，总有人面不改色的说：「在部长（局长或校长之类的东西）领导之下，如何如何！」另一句是：「请我们的大家长如何如何！」大家长一定是在场的最高头目，这种充满封建奴隶意识的口头禅一出口，该最高头目立刻心花怒放。
二十世纪五○年代，台湾警察局门口，还竖立「作之君」、「作之师」、「作之亲」的标语，我遂称警察先生是「三作牌」，引起情报治安机构的大怒，种下我被逮捕入狱的种子。
病态的野心家总是希望别人用肚子思考，群众运动更特别需要盲从的奴隶。像在中国出现的大跃进、反右、文革，一波复一波的运动，都是「一窝蜂发飙症」的发作。
中国人都是好演员
有人认为：柏杨先生的「酱缸文化论」，指出多数中国人丧失了分辨是非的能力，缺乏道德勇气，一切事情只凭情绪和直觉反应，而不再能思考。这一论调对许多缺乏马克斯主义基本理论、涉世未深的青年读者来说，难免会诱发出一种悲观失望的情绪。因此必须查禁。或曰：事实上，中华民族恰恰是个勤于思考，善于思考的民族。所以，不怕不怕。
柏杨先生认为中国人到底是善于思考的民族呢？或者是容易被煽惑的民族呢？柏杨先生《丑陋的中国人》到底是要妖言惑众？或譁众取宠？
一九八九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