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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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杨全集- 第3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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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盘问我硫酸是怎么回事?是什么元素?只因我对硫酸认识太浅,甚至根本不认识,就斥责我「不诉诸理性」、「肆意漫骂」、「全盘否定硫酸在工业上的价值」,简直不可思议。
   
     我到一个国家旅游,如果每个巷口都被小偷摸光口袋,还被强盗痛揍一顿,剥去衣裤,最后,赤身露体,被警察捉去,以「妨害风化罪」送到法院,判了三年徒刑,打了五百军棍,在这种情形下,我不必对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有任何了解,就可以肯定她绝不是一个礼仪之邦和文明的国度,而是一个落后的烂国。
   
     魔术巨棒
   
     也有人认为柏杨先生不顾事实,有严重的片面性,它不是激励人们兴利除弊,奋发向上,而是损害了中国人的自尊心,会使一些不谙时势的青年人丧失自信力。无情地打击中国人的自尊与自信,是要使中国人改进呢?还是要使中国人自暴自弃?更有人认为柏杨夸大,展览中华民族的缺点,只能产生毁灭民族自尊心,打击民族自信心的效果。本来是可以疗救的,就因柏杨的夸大而变成了无可救药。「柏杨的夸大」真的如此厉害吗?
   
     有些中国人在辞穷理尽的时候,往往使出一种秘密武器,这秘密武器是一个贴着学术标签的法宝,念一句什么主义、或什么「张三说、李四说」的咒语,就会把对方击倒,宣告自己胜利。
   
     什么叫「严重的片面性」?最近,日本神户、兵库一带发生强烈地震,媒体集中报导,使人惊骇哀悼,我们能批评这些都有「严重的片面性」,不是日本全貌,而置之不理么?再用前面的例子为证,病人投医,眼睛有病当然投奔眼科,耳朵有病当然投奔耳科,每一科都有「严重的片面性」,却不能因此便不去投医。
   
     发现自己的病情,迅速治疗,才是健康的心理,如果发现自己「脏」、「乱」、「吵」,竟丧失自尊,连改正的能力都没有了,这种病态心理的人,只是进步的阻碍,世界上越少越好。在《王巷城》一书中,表面上温柔敦厚的医生,为了预防一个穷光蛋追求他的女儿,用开刀手术锯断该青年本可以不锯断、只是受伤了的一条腿,若干年后,这穷光蛋发现真相,他并没有跳起来咒骂,反而莞尔一笑,说:「那老家伙,他以为锯掉了我一条腿就毁了我,把我看扁了!」这才是志气、勇气,和真正的智慧,只有病情沉重的人才弱不禁风!我并没有夸大,只是据实报导,好像一个小学生,历史考了三十分,我并没有夸大说他只考了十分。一个人听了长久的谎言──两千年来都一直认为自己的历史考的是一百分,忽然有人告诉他只有三十分,可能有点受不了,但他不敢面对成绩单,只敢面对成绩单哀号:「严重的片面性!」「太夸大!太夸大!」「卖国贼!」「使中国人自暴自弃,无药可救!」
   
     只敢在「圣人」裤裆下跳来跳去
   
     柏杨先生认为中国自孔丘先生之后,没有出过一个思想家。可是有人抬出谭嗣同、孙中山、鲁迅、茅盾、郭沫若、巴金这些人来,请问柏杨先生,难道他们都是酱缸蛆?认为没有比这更强烈的诋毁。我认为这只不过是对思想家的定义和评价的问题,不知柏杨先生的高见?
   
     自从孔丘先生被皇帝封为「至圣」(第一号圣人),孟轲先生被皇帝封为「亚圣」(第二号圣人)之后,并没有封其他的人当「季圣」(第三号圣人),于是「圣人」就在中国绝了种,等而下之的只好称为「贤人」。不过,有一阵子,大约是七世纪、八世纪,「圣人」忽然泛滥成灾,大头目或大军阀,往往也被称「圣人」,帝王固是「圣人」,叛军首领也是「圣人」,反正大家过瘾,也说明「圣人」和政治的关系,密不可分。没有政治力量支持,就「圣」不起来,孔丘必须皇帝封他一封,他才有冷猪肉可吃,先生所指的鲁迅,如果不是毛泽东陛下金口玉言对他肯定,恐怕早就被定位为「反党」、「反人民」,颈带锁枷,尸骨无存。
   
     知识份子一旦被帝王看中,封为「圣人」,他就成为大头目的私人宠物,谁都不敢碰,专制政府时代,谁都不敢碰孔丘;人民政府时代,谁都不敢碰鲁迅(却敢碰鲁迅的门徒、学生,和追随者,因为「人民」只保护鲁迅和他的妻子儿女,鲁迅本人没有保护其他人的力量)。
   
     先生所指的郭沫若,不过一个趋炎附势的无耻之徒,茅盾、巴金是作家,并不是思想家。孙中山是一位有独到见解的人,可惜他在革命行动中消磨了自己,而谭嗣同,如果光绪载湉皇帝改革成功,他可能扮演鲁迅的角色。至于朱熹、王阳明,不过一个注解家,幸运的贤人而已。
   
     「圣人」在政治权力培育下,影响力每日成长,终于变成一根巨棒,专门打击对政治权力不满意的人,不但有势,而且有威,历代帝王对无辜的知识份子,有时下不了毒手,自另有御用「文棍」祭出孔丘杀少正卯的例子──不必有罪,不必有证据,只要你觉得他不顺眼,使你心烦,就可杀了。可怜的「圣人」,终于沦为帮凶。而司马光写《资治通监》竟然不敢上接《春秋》,《春秋》写到前四六八年,《资治通监》理应开始于前四六七年,才是正常叙述,可是司马光因为《春秋》的作者是孔丘圣人的缘故,不敢从前四六七年写起,故意空白一段,只敢从纪元前四○三年三家分晋开始写起,可看出深入骨髓的奴性,连「大儒」也成了摇尾的宠物,只敢在「圣人」的裤裆之下那个小范围里跳来跳去,没有胆量,也没有智慧迈出一步。
   
     这又说回来了,假如迈出一步,有什么后果?后果确实是可怕的,轻者落魄一生,永远弄不到一个官做,重则斩首。也难怪司马光先生,宁可被斥责为奴性入骨,也不敢试探刀锋。
   
     死搅蛮缠
   
     有人指出柏杨先生所列举的中国人的「丑陋」,通通归咎于中国几千年的「酱缸文化」。看不见中国在前进途中,同历史的、外来的种种障碍所作的巨人式的斗争,只一味诋毁中国的文化。既没有指出中国人某些弱点产生的真正原因,也没有预示出中华民族腾飞跃进的可能性。不知对此批评,有何高见?
   
     从先生转述的这项质疑,更证实我们的观察:确实有人在用「学术」的杠杆,轻轻拨开人们的目光,使远离焦点。我们讨论的是丑陋的现象;了解丑陋的原因当然好,如果不了解原因,并不妨碍丑陋的存在!中国人的思想如果不加强逻辑训练,恐怕除了死搅蛮缠外,什么都不会。
   
     我最近因心肌梗塞──心脏动脉四条血管,全部阻塞,施行开刀绕道手术,幸而成功。我曾和医师讨论致病的原因,医生不敢十分肯定,或许由于先天遗传,或许由于高血压,或许由于高血脂,或许由于糖尿病,或许由于吸烟过多,或许由于过度肥胖。而有些绝症,人类迄今为止,还根本不知道它的原因,如癌症、爱滋病。「丑陋」是否由于「酱缸文化」的单一原因?「酱缸文化」是否由于儒家系统的单一原因?各人有各人的见解,也许我们现在认为是主要的原因,以后证明并没有关系!
   
     指出缺点的真正原因,是必须先承认自己有缺点,在这个前提下,我可以肯定说主张检讨「原因」的人,已经同意我们是丑陋的结论,而这正是我所盼望的,至于怎么治病,以及探讨病因,那属于另一个范围。抨击我「没有预示中华民族飞腾跃进的可能性」,可谓奇怪的冒了烟,我只是一个受到硫酸烧伤了的患者,在呼叫呐喊而已。并不是军队元帅和政治头目,需要说些空话大话,来鼓励士气民心。当一个中国人,这种空话大话听得还不够多吗?可怜的同胞,一天不听鼓励的话,便精神恍惚,六神无主!
   
     不应总想自己的美德
   
     有人认为《丑陋的中国人》是集合中华民族中假、恶、丑之大成的书。中华民族的五千年间一切真善美均被滤去,映入柏杨先生眼中的,只有「丑陋」。是否柏杨先生将来不得不被迫写一本《美丽的中国人》来强调中华民族的「真善美」来「将功补罪」?
   
     我的妻子张香华,去年(一九九四)在贝尔格勒,遇到一位名叫维拉旦·戴维得渠(Vladan Devedzic )的南斯拉夫青年,听说她是从台湾来的诗人,十分兴奋,要求见面,表达他对台湾的感谢。原来他刚环游世界回来,在台湾时,向一位庄姓青年探问有没有便宜的旅馆,庄姓青年说:他知道有一个地方吃住都可以免费,于是招待他住进庄姓青年自己的家。有一天,戴维得渠到火车站游逛,想换钱吃零食,身旁有位青年请他吃个饱,等等项目,使他倍感温暖,为对这份异国温暖永难忘怀,还把庄姓青年的电话给了香华,要她代他再致谢意。
   
     这是一个美好的故事,听到这故事的人都十分高兴,但这种情形并不常见,日本朋友恐怕会想起一位日本少女到高雄被谋杀灭尸的往事。当一个中国人,不应该总是想自己的美德!日本神户、兵库大地震,没有人抢劫、没有人插队,这种高水准的民族品质,引起全世钦敬!除非中国人做出更多美丽的事,我绝不会写《美丽的中国人》。但我相信,只要我们的反省能力和自责能力,不被灭绝,灵性不被酱死,说不定下个世纪时,就会有这本书的出现。
   
     一窝蜂发飙症
   
     酱缸蛆经常主张「要重视对读者的积极指导」,不然的话,既难免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又会造成思想的混乱。是不是把中国人都看成是「愚民」,或没有「思考力、想像力、监赏力」,或没有自主性或判断力的「劣民」。什么都要指导?中国人如果没有「英明」或「伟大」的领袖来指导、领导,是否都会误入歧途?
   
     西藏有一种犁牛,当领头的那只失足从悬崖跌下来时,后面跟随的犁牛群就会一只只跟着栽下去,粉身碎骨。挪威有一种旅鼠,当领头的那只走向大海时,后面追随的成百上千的其他旅鼠,也跟着走进大海,活活淹死。是一种什么神秘力量使他们这么盲从他们的领导,至死都不后悔,科学家到现在都找不出解释。这种非理性现象也同样发生在人类身上,尤其是中国人,一向缺乏个人独立思考的能力,只知道用群众的声音壮大自己,或把自己隐藏在团体里,用以推卸责任。群众或团体一旦被一个人控制,大家就特别容易盲从,我们可称之为:「一窝蜂发飙症」。
   
     一窝蜂发飙和团结合作不一样,日本人以团结合作闻名于世,观察旅行团就可以知道,领导的小旗帜就是司令台,旅客有条不紊的顺序跟进,和中国人的吵闹杂乱,毫无秩序,每一个人都认为他就是旅行团的主宰,被人平等看待,简直是奇耻大辱。完全两个世界。因为遵守秩序是理性的守纪行为,中国人只有奴性的驯服。从不心甘情愿遵守秩序,但却心甘情愿当一个奴才,必须有人领导和要人指示。中国官场中流行两句使人作呕的口头禅,一句是遇到会议之类的场合,总有人面不改色的说:「在部长(局长或校长之类的东西)领导之下,如何如何!」另一句是:「请我们的大家长如何如何!」大家长一定是在场的最高头目,这种充满封建奴隶意识的口头禅一出口,该最高头目立刻心花怒放。
   
     二十世纪五○年代,台湾警察局门口,还竖立「作之君」、「作之师」、「作之亲」的标语,我遂称警察先生是「三作牌」,引起情报治安机构的大怒,种下我被逮捕入狱的种子。
   
     病态的野心家总是希望别人用肚子思考,群众运动更特别需要盲从的奴隶。像在中国出现的大跃进、反右、文革,一波复一波的运动,都是「一窝蜂发飙症」的发作。
   
     中国人都是好演员
   
     有人认为:柏杨先生的「酱缸文化论」,指出多数中国人丧失了分辨是非的能力,缺乏道德勇气,一切事情只凭情绪和直觉反应,而不再能思考。这一论调对许多缺乏马克斯主义基本理论、涉世未深的青年读者来说,难免会诱发出一种悲观失望的情绪。因此必须查禁。或曰:事实上,中华民族恰恰是个勤于思考,善于思考的民族。所以,不怕不怕。
   
     柏杨先生认为中国人到底是善于思考的民族呢?或者是容易被煽惑的民族呢?柏杨先生《丑陋的中国人》到底是要妖言惑众?或譁众取宠?
   
     一九八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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