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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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杨全集- 第3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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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小学的规模使我回想河南省立开封第六小学(中国人好用列排数字的手段,去泯灭个体差异,所以六十年前开封第六小学的地址,已不能记忆),环境都十分优美,有一种亲切气息的师生感情,我和香华参观渝生教的那一班,可爱的小朋友大声叫喊:「柏杨爷爷好!柏杨奶奶好!」渝生的同事都出来相迎,我们照了很多像,那是一个美好的相聚。
   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路遥,在兴庆宫举办座谈,这是我在大陆参加第三次作家座谈,虽然座谈所在地相距远达一千公里左右,但大家关心的内容,却有共同焦点。大陆上出书困难,全国皆然,路遥曾感叹他每本书都要经过一个深长的过程,大多数作家更有同感。但我们讨论到「作家薪俸制」时,发现大家对「版税制」都深怀恐惧。这是自然的,一个受严密监护的人,甚至民族,都会变得软弱。尤其事实上,失去薪俸,社会环境并不能立即作相对反应,伤害是立即的,而且显着。好比说:自由世界不可思议的关卡,都会呈现,而每一个关卡都足以致大陆作家于困境,首先,他根本找不到印刷厂(因为他只是一个人,而不是一个单位);好容易找到印刷厂,他却买不到纸,好容易买到纸,印刷时间也要拖一个很长的日子,然后,他找不到装订厂,好容易装订成册,也只能堆在家里自我欣赏,因为他找不到发行商──大陆根本没有这玩艺,将来或许会有,但在「将来会有」之前,作家又何以维生?
   然而,作家薪俸制一天不废除,作家一天就不容易有人格上独立的尊严。据白桦先生说,当他的电影《苦恋》被批斗前,诗人艾青先生曾经热泪盈眶的表示同情,可是不到几天,皇帝级官员震怒,艾青立刻一百八十度转变,发表凶狠的攻击。剧作家曹禺先生誓言决不参加批判白桦的会议,但在听到皇帝级官员震怒的消息后,不但参加,而且还有下列一段精彩绝伦的谈话,他说:「我从没有见到如此损害我们祖国和党的利益的影片,我恨不得一头撞到银幕上!」这对我是一个严重打击,四十年前,当反抗国民党,为争取民主自由献身的时代,艾青、曹禺两位先生都是神圣的进步人士,受全国青年的崇拜,我不能相信四十年后所看到的事实。
   巴甫洛夫的杰作交替反应学说,在长期试验中,当动物听到口哨而又同时受到电击时,以后仅听到口哨,虽没有电击,他也会发抖;同样道理,当动物做某种姿势,立刻就喂他食物,以后他为了得到食物,就会不断做出某种姿势。皇帝级震怒,就是口哨,而作家薪俸,就是食物。在国民党统治下只有三流作家才会变成御用文人,而共产党却能使一些有骨气的作家,驯服成奴才,关键在于共产党一手握电击、一手握食物。所以,当口哨响时,作家自尊就全部瓦解,「热泪盈眶」立刻变成「恨不得一头撞到银幕上」,那是一个可怜的动物境界,而薪俸制是原因之一。
   张子良先生热烈赞成废除薪俸,他悲痛的说,每月一百元左右的工资,干什么活都可以挣得到,只是塌不下士大夫那个身段,磨不开知识份子优越感的面子,只好含诟忍辱,不死不活。我深被张子良先生的话感动,知识份子要自己走路,不能等别的「傻子」走出路来之后自己再去走,那是一种怯懦行径。
   陕西作家因深处内陆之故,比起沿海城市,对台湾更为陌生,但评论家王愚先生却看过不少台湾作品,他的概括印象是:台湾文学作品失于纤弱精巧,根据文学的发展律,太纤弱精巧,就走到了尽头,需要有大的转变。我同意他的看法,香华和我也分别表达我们对大陆作品的观感,除了社会结构上陌生外,还有气氛上的陌生──雷霆万钧、风雨逼面,给人一种难以呼吸的感觉。大陆作品所表达的再生能力,不如所表达的扭曲能力,而杀伤的气氛又太浓,几个普遍的字,在被赋予新的意义后,海外华人就很难一下子接受,像「闹」「抓」「搞」之类,革命本身是一项严肃的神圣工作,要多少人付出珍贵的代价,甚至包括生命,然而大陆上却认为是「闹革命」,似乎把别人的生存权当成儿戏。「搞」有个小故事,美国旧金山大学中文系主任葛浩文先生有一次告诉我,他在大陆时,一位中国作家对他说:「你专门搞萧红好了,不要再搞别的女作家了。」葛浩文先生吃惊的问我:「中国字有这种用法的嘛!」「抓」也是一个异化,由「抓人」「抓痒」「抓药」,到现在流行的「抓工作」「抓重点」,也像来自另一个世界。嬷
   
   
   秘密处死
   少陵原上,面对抔抔黄土,凭吊冤魂!
   我们在大陆接触的唯一现代化轻工业,是西安蝴蝶手表厂。陕西省公共关系研究会曾举行一次盛大宴会,介绍我们跟西安各界首长认识,席间冠盖云集,而我的邻座正是西安蝴蝶手表厂厂长李云殿先生。台湾是举世闻名的「仿冒王国」,尤其钟表方面,世界上任何名牌,只要说得出来,台湾都会仿造,而且台湾制的冒牌货,比真正的名厂出品,还要精致美观,更为准时。当我表示想参观中国人自己已走出一条路──自创商标的蝴蝶手表厂时,李云殿先生欣然同意,我十分兴奋。我在台湾,还没有参观表厂的机会。
   十一月十八日上午,我们从人民大厦乘坐蝴蝶手表厂的车出发,穿过长安县,在前去表厂途中,经杨虎城先生的坟墓,停车参观。这位除了张学良先生之外的西安事变另一主角,自从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后,民间便再也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直到去年(一九八七),台北《传记文学》九月号上,刊出王禹廷先生写的〈感慨话陆沉〉,才蓦然发现,杨虎城父子原来始终被软禁,最后更被特务谋杀。对台湾读者而言,惨案真相竟被掩饰得密不通风,使人长叹。
   西安事变时,蒋中正先生受到平生最大的屈辱,虽然事后教他的机要秘书陈布雷,用他的名义撰写一篇〈西安事变半月记〉,企图洗涤脸上的污秽,但他心头的仇恨之火,却无法熄灭。蒋中正先生急躁的性格,固执的头脑,使他缺少乘风破浪的魄力,而一直企图在用小动作制造立德立言的形象,固是他自己的损失,这种心态,也是近代中国人灾害之源。张学良先生是英雄好汉家庭出身、热情豪爽、不知道世道坎坷,和人心险恶,他在西安事变中紧急煞车,就是他相信一位英明的领袖,一定慈爱、宽容、厚道,所以当他万丈豪情的把蒋中正先生送回南京时,他就立刻付出判断错误的代价,竟被监禁五十余年之久,实开世界记录。蒋中正对负荆请罪又救自己出险,而以子弟自居的张学良尚且如此,对桀骜不驯,跟自己尖锐冲突的杨虎城先生,那更是非严厉报复不可。所以,当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杨虎城从海外回国共赴国难(事实上是蒋中正的内兄宋子文先生诱他回国),当他十二月一日抵达武昌车站时,特务头子戴笠,还率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汉行营和湖北省政府官员一百余人,到车站欢迎,这是一个使人动容的威风场面。不久,戴笠说:「委员长在南昌召见!」于是同飞南昌。不久,戴笠说:「南昌常有敌机空袭!」于是请杨虎城到乡下居住。从此,他就被扣押,成为阶下囚犯。八年之后,抗战胜利,杨虎城怀抱希望和信心,认为胸襟宽大坦荡的英明领袖,会对他赦免,他似乎仍没有看清对手的性格。一九四九年,代总统李宗仁下令释放张学良、杨虎城,直到这个时候,李宗仁才发现蒋家班的力量盘根错节,他的命令无人执行,重庆市长杨森回电说:他不知道杨虎城囚禁在什么地方。而这时,杀手已决定把杨虎城从贵阳押解到重庆歌乐山下「戴公祠」松林中处死。执行这个血腥屠杀的大特务有徐远峰、周养浩;小特务有杨进兴、熊祥等。
   屠杀现场的惨状,抄一段台北《传记文学》王禹廷先生的记载:
   十点钟过去后,汽车过了江,向「戴公祠」急驶而去,到达时间是午夜十一点多钟。杨虎城走下汽车,张鹄(小特务)告诉他说:准备在这里住两天,一方面等蒋先生接见,另一方面等台湾的飞机(特务告诉杨虎城说:蒋中正接见后就专机送往台湾)。接着,在张鹄的带引下,走进了「戴公祠」。杨虎城的儿子杨拯中,双手捧着盛满他母亲骨灰的盒子,紧跟在杨虎城后面。这一年,杨拯中才十七、八岁,但是头发已经花白。早已监视他们的杨进兴、熊祥等人,怕杨拯中有所反抗,所以,决定分别在不同房间,同时向他们下手。当杨拯中走上石级,步入正房的一间卧室时,杨进兴从后迅速把匕首刺进他的腰间,他惨叫一声:「爸爸!」没有挣扎就倒下了。这时走在前面的杨虎城已知有异,正想转回头看一看,说时迟,那时快,经验丰富的执行者,已把刺刀刺进了他的腹部,杨虎城挣扎了几下,也倒了下来。
   再说杨虎城的秘书宋绮云夫妇,和两个不足十岁的孩子下车之后,跟着就被带往一间警卫室。一进门口,两把早已等待在那里的匕首,先把宋绮云夫妇逼向墙角,立即刺杀。两个孩子突然被这可怕场面吓呆,一名行刑人一个箭步向前,两个孩子也哇的惨叫一声,倒在血泊中结束了他们的生命。两个孩子,一是杨虎城的八岁小女儿,和宋绮云夫妇的小儿子,不到十岁的宋振中。
   杨虎城和杨拯中的尸体,被埋在花园的一座花台里,执行人员为了保守秘密,不易辨识,还用镪水淋了他们的面部。宋绮云夫妇和两个孩子的尸体也被埋在附近。这一天,是一九四九年九月六日午夜十二时半。
   共产党「解放」西南后,于一九五○年二月,把杨虎城先生大小六口的尸体,迁葬到西安南郊韦曲少陵原,我们就是在少陵原上,凭吊冤魂。杨虎城自始至终都是国家的二星上将,既没有被判罪,又没有被免官,却竟然被秘密囚禁十二年,最后仍被秘密处死!而处死的时候,连八岁的小女儿都不放过、秘书都不放过、秘书的妻子和不到十岁的孩子都不放过!我们徘徊在大小坟墓之间,落叶发出哗哗的声响,在四周不停的滚动,不知道它们是在寻觅从地下隐约传出的呜咽,还是要扫除人间所有的血渍和泪痕!北风地,一身寒冷。
   
   
   重译佛经
   玄奘译的佛经,已无人看懂,我们需要一部用现代语文重译的《大藏经》。
   车到蝴蝶表厂便进入另一个世界,蝴蝶牌手表流行大陆,就像「伯爵」「劳力士」流行世界一样,那是拥有自己商标的手表。台湾冒牌货再好,却永远是冒牌货,无法创出自己的招牌。孙悟空先生最注意自己的招牌了,每次和妖怪作战,他从不在背后下手,因为那样会坏了他的名头,也就是砸了他的招牌,偏偏台湾商人只要能赚钱,宁可不要招牌。
   虽然我们在杨虎城墓耽误了很久,但厂长李云殿先生也只是在我们抵达之前,匆匆赶回。☆
   「几乎迟到,」他说,「我刚解决了员工眷属的粮食问题。」
   这对我是一件新鲜的消息。
   「外国工厂厂长,」他解释说,「只管技术、生产、工资,其他什么都不管。中国厂长却什么都管。」
   确实什么都管,包括眷属的住宅、孩子的教育、全体员工的休闲活动、卫生医药,以及他们到长安县、西安市的交通,都要厂长一一解决。像美国的底特律城一样,工厂所在地就是一个具有相当规模高度自主的社区,有特设的幼稚园、小学、中学,和各种运动场所、各种运动器材,还有自然发生的各式各样竞赛,使社区充满了生气。这种情形下,厂长自然成为家长,我们不能想像厂长为什么会为员工的粮食,奔走烦恼?事实上,因为社会制度的不同,如果厂长不出面,员工和眷属就可能陷于断炊。家长制有严重的后遗症,但在某一个角度看,它却是强大的向心力,使大陆工厂的首长,更劳累艰难。
   跟随李云殿先生步入欢迎茶会场,交换了很多意见,但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工人干部对我的赞扬,他说,读了我的作品,觉得真是过瘾!这样的赞扬,不是我第一次听到,但却是第一次有机会解释。我说:「我的作品不是为了我自己过瘾,或别人过瘾而写,我盼望通过高度可读性,而生深思。假如只能产生快感,那是我自己表达方式过于肤浅,十分遗憾。」
   在进厂参观时,为了避免带进灰尘,我们都换上拖鞋,罩上白衣──像医生一样,怀着一种虔诚心情。李云殿先生耐心的带领我们参观了两三个小时,最后还送了我们一对新开发的蝴蝶牌一九八九年型方形圆面手表。回台湾后,我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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