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小学的规模使我回想河南省立开封第六小学（中国人好用列排数字的手段，去泯灭个体差异，所以六十年前开封第六小学的地址，已不能记忆），环境都十分优美，有一种亲切气息的师生感情，我和香华参观渝生教的那一班，可爱的小朋友大声叫喊：「柏杨爷爷好！柏杨奶奶好！」渝生的同事都出来相迎，我们照了很多像，那是一个美好的相聚。
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路遥，在兴庆宫举办座谈，这是我在大陆参加第三次作家座谈，虽然座谈所在地相距远达一千公里左右，但大家关心的内容，却有共同焦点。大陆上出书困难，全国皆然，路遥曾感叹他每本书都要经过一个深长的过程，大多数作家更有同感。但我们讨论到「作家薪俸制」时，发现大家对「版税制」都深怀恐惧。这是自然的，一个受严密监护的人，甚至民族，都会变得软弱。尤其事实上，失去薪俸，社会环境并不能立即作相对反应，伤害是立即的，而且显着。好比说：自由世界不可思议的关卡，都会呈现，而每一个关卡都足以致大陆作家于困境，首先，他根本找不到印刷厂（因为他只是一个人，而不是一个单位）；好容易找到印刷厂，他却买不到纸，好容易买到纸，印刷时间也要拖一个很长的日子，然后，他找不到装订厂，好容易装订成册，也只能堆在家里自我欣赏，因为他找不到发行商──大陆根本没有这玩艺，将来或许会有，但在「将来会有」之前，作家又何以维生？
然而，作家薪俸制一天不废除，作家一天就不容易有人格上独立的尊严。据白桦先生说，当他的电影《苦恋》被批斗前，诗人艾青先生曾经热泪盈眶的表示同情，可是不到几天，皇帝级官员震怒，艾青立刻一百八十度转变，发表凶狠的攻击。剧作家曹禺先生誓言决不参加批判白桦的会议，但在听到皇帝级官员震怒的消息后，不但参加，而且还有下列一段精彩绝伦的谈话，他说：「我从没有见到如此损害我们祖国和党的利益的影片，我恨不得一头撞到银幕上！」这对我是一个严重打击，四十年前，当反抗国民党，为争取民主自由献身的时代，艾青、曹禺两位先生都是神圣的进步人士，受全国青年的崇拜，我不能相信四十年后所看到的事实。
巴甫洛夫的杰作交替反应学说，在长期试验中，当动物听到口哨而又同时受到电击时，以后仅听到口哨，虽没有电击，他也会发抖；同样道理，当动物做某种姿势，立刻就喂他食物，以后他为了得到食物，就会不断做出某种姿势。皇帝级震怒，就是口哨，而作家薪俸，就是食物。在国民党统治下只有三流作家才会变成御用文人，而共产党却能使一些有骨气的作家，驯服成奴才，关键在于共产党一手握电击、一手握食物。所以，当口哨响时，作家自尊就全部瓦解，「热泪盈眶」立刻变成「恨不得一头撞到银幕上」，那是一个可怜的动物境界，而薪俸制是原因之一。
张子良先生热烈赞成废除薪俸，他悲痛的说，每月一百元左右的工资，干什么活都可以挣得到，只是塌不下士大夫那个身段，磨不开知识份子优越感的面子，只好含诟忍辱，不死不活。我深被张子良先生的话感动，知识份子要自己走路，不能等别的「傻子」走出路来之后自己再去走，那是一种怯懦行径。
陕西作家因深处内陆之故，比起沿海城市，对台湾更为陌生，但评论家王愚先生却看过不少台湾作品，他的概括印象是：台湾文学作品失于纤弱精巧，根据文学的发展律，太纤弱精巧，就走到了尽头，需要有大的转变。我同意他的看法，香华和我也分别表达我们对大陆作品的观感，除了社会结构上陌生外，还有气氛上的陌生──雷霆万钧、风雨逼面，给人一种难以呼吸的感觉。大陆作品所表达的再生能力，不如所表达的扭曲能力，而杀伤的气氛又太浓，几个普遍的字，在被赋予新的意义后，海外华人就很难一下子接受，像「闹」「抓」「搞」之类，革命本身是一项严肃的神圣工作，要多少人付出珍贵的代价，甚至包括生命，然而大陆上却认为是「闹革命」，似乎把别人的生存权当成儿戏。「搞」有个小故事，美国旧金山大学中文系主任葛浩文先生有一次告诉我，他在大陆时，一位中国作家对他说：「你专门搞萧红好了，不要再搞别的女作家了。」葛浩文先生吃惊的问我：「中国字有这种用法的嘛！」「抓」也是一个异化，由「抓人」「抓痒」「抓药」，到现在流行的「抓工作」「抓重点」，也像来自另一个世界。嬷
秘密处死
少陵原上，面对抔抔黄土，凭吊冤魂！
我们在大陆接触的唯一现代化轻工业，是西安蝴蝶手表厂。陕西省公共关系研究会曾举行一次盛大宴会，介绍我们跟西安各界首长认识，席间冠盖云集，而我的邻座正是西安蝴蝶手表厂厂长李云殿先生。台湾是举世闻名的「仿冒王国」，尤其钟表方面，世界上任何名牌，只要说得出来，台湾都会仿造，而且台湾制的冒牌货，比真正的名厂出品，还要精致美观，更为准时。当我表示想参观中国人自己已走出一条路──自创商标的蝴蝶手表厂时，李云殿先生欣然同意，我十分兴奋。我在台湾，还没有参观表厂的机会。
十一月十八日上午，我们从人民大厦乘坐蝴蝶手表厂的车出发，穿过长安县，在前去表厂途中，经杨虎城先生的坟墓，停车参观。这位除了张学良先生之外的西安事变另一主角，自从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后，民间便再也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直到去年（一九八七），台北《传记文学》九月号上，刊出王禹廷先生写的〈感慨话陆沉〉，才蓦然发现，杨虎城父子原来始终被软禁，最后更被特务谋杀。对台湾读者而言，惨案真相竟被掩饰得密不通风，使人长叹。
西安事变时，蒋中正先生受到平生最大的屈辱，虽然事后教他的机要秘书陈布雷，用他的名义撰写一篇〈西安事变半月记〉，企图洗涤脸上的污秽，但他心头的仇恨之火，却无法熄灭。蒋中正先生急躁的性格，固执的头脑，使他缺少乘风破浪的魄力，而一直企图在用小动作制造立德立言的形象，固是他自己的损失，这种心态，也是近代中国人灾害之源。张学良先生是英雄好汉家庭出身、热情豪爽、不知道世道坎坷，和人心险恶，他在西安事变中紧急煞车，就是他相信一位英明的领袖，一定慈爱、宽容、厚道，所以当他万丈豪情的把蒋中正先生送回南京时，他就立刻付出判断错误的代价，竟被监禁五十余年之久，实开世界记录。蒋中正对负荆请罪又救自己出险，而以子弟自居的张学良尚且如此，对桀骜不驯，跟自己尖锐冲突的杨虎城先生，那更是非严厉报复不可。所以，当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杨虎城从海外回国共赴国难（事实上是蒋中正的内兄宋子文先生诱他回国），当他十二月一日抵达武昌车站时，特务头子戴笠，还率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汉行营和湖北省政府官员一百余人，到车站欢迎，这是一个使人动容的威风场面。不久，戴笠说：「委员长在南昌召见！」于是同飞南昌。不久，戴笠说：「南昌常有敌机空袭！」于是请杨虎城到乡下居住。从此，他就被扣押，成为阶下囚犯。八年之后，抗战胜利，杨虎城怀抱希望和信心，认为胸襟宽大坦荡的英明领袖，会对他赦免，他似乎仍没有看清对手的性格。一九四九年，代总统李宗仁下令释放张学良、杨虎城，直到这个时候，李宗仁才发现蒋家班的力量盘根错节，他的命令无人执行，重庆市长杨森回电说：他不知道杨虎城囚禁在什么地方。而这时，杀手已决定把杨虎城从贵阳押解到重庆歌乐山下「戴公祠」松林中处死。执行这个血腥屠杀的大特务有徐远峰、周养浩；小特务有杨进兴、熊祥等。
屠杀现场的惨状，抄一段台北《传记文学》王禹廷先生的记载：
十点钟过去后，汽车过了江，向「戴公祠」急驶而去，到达时间是午夜十一点多钟。杨虎城走下汽车，张鹄（小特务）告诉他说：准备在这里住两天，一方面等蒋先生接见，另一方面等台湾的飞机（特务告诉杨虎城说：蒋中正接见后就专机送往台湾）。接着，在张鹄的带引下，走进了「戴公祠」。杨虎城的儿子杨拯中，双手捧着盛满他母亲骨灰的盒子，紧跟在杨虎城后面。这一年，杨拯中才十七、八岁，但是头发已经花白。早已监视他们的杨进兴、熊祥等人，怕杨拯中有所反抗，所以，决定分别在不同房间，同时向他们下手。当杨拯中走上石级，步入正房的一间卧室时，杨进兴从后迅速把匕首刺进他的腰间，他惨叫一声：「爸爸！」没有挣扎就倒下了。这时走在前面的杨虎城已知有异，正想转回头看一看，说时迟，那时快，经验丰富的执行者，已把刺刀刺进了他的腹部，杨虎城挣扎了几下，也倒了下来。
再说杨虎城的秘书宋绮云夫妇，和两个不足十岁的孩子下车之后，跟着就被带往一间警卫室。一进门口，两把早已等待在那里的匕首，先把宋绮云夫妇逼向墙角，立即刺杀。两个孩子突然被这可怕场面吓呆，一名行刑人一个箭步向前，两个孩子也哇的惨叫一声，倒在血泊中结束了他们的生命。两个孩子，一是杨虎城的八岁小女儿，和宋绮云夫妇的小儿子，不到十岁的宋振中。
杨虎城和杨拯中的尸体，被埋在花园的一座花台里，执行人员为了保守秘密，不易辨识，还用镪水淋了他们的面部。宋绮云夫妇和两个孩子的尸体也被埋在附近。这一天，是一九四九年九月六日午夜十二时半。
共产党「解放」西南后，于一九五○年二月，把杨虎城先生大小六口的尸体，迁葬到西安南郊韦曲少陵原，我们就是在少陵原上，凭吊冤魂。杨虎城自始至终都是国家的二星上将，既没有被判罪，又没有被免官，却竟然被秘密囚禁十二年，最后仍被秘密处死！而处死的时候，连八岁的小女儿都不放过、秘书都不放过、秘书的妻子和不到十岁的孩子都不放过！我们徘徊在大小坟墓之间，落叶发出哗哗的声响，在四周不停的滚动，不知道它们是在寻觅从地下隐约传出的呜咽，还是要扫除人间所有的血渍和泪痕！北风地，一身寒冷。
重译佛经
玄奘译的佛经，已无人看懂，我们需要一部用现代语文重译的《大藏经》。
车到蝴蝶表厂便进入另一个世界，蝴蝶牌手表流行大陆，就像「伯爵」「劳力士」流行世界一样，那是拥有自己商标的手表。台湾冒牌货再好，却永远是冒牌货，无法创出自己的招牌。孙悟空先生最注意自己的招牌了，每次和妖怪作战，他从不在背后下手，因为那样会坏了他的名头，也就是砸了他的招牌，偏偏台湾商人只要能赚钱，宁可不要招牌。
虽然我们在杨虎城墓耽误了很久，但厂长李云殿先生也只是在我们抵达之前，匆匆赶回。☆
「几乎迟到，」他说，「我刚解决了员工眷属的粮食问题。」
这对我是一件新鲜的消息。
「外国工厂厂长，」他解释说，「只管技术、生产、工资，其他什么都不管。中国厂长却什么都管。」
确实什么都管，包括眷属的住宅、孩子的教育、全体员工的休闲活动、卫生医药，以及他们到长安县、西安市的交通，都要厂长一一解决。像美国的底特律城一样，工厂所在地就是一个具有相当规模高度自主的社区，有特设的幼稚园、小学、中学，和各种运动场所、各种运动器材，还有自然发生的各式各样竞赛，使社区充满了生气。这种情形下，厂长自然成为家长，我们不能想像厂长为什么会为员工的粮食，奔走烦恼？事实上，因为社会制度的不同，如果厂长不出面，员工和眷属就可能陷于断炊。家长制有严重的后遗症，但在某一个角度看，它却是强大的向心力，使大陆工厂的首长，更劳累艰难。
跟随李云殿先生步入欢迎茶会场，交换了很多意见，但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工人干部对我的赞扬，他说，读了我的作品，觉得真是过瘾！这样的赞扬，不是我第一次听到，但却是第一次有机会解释。我说：「我的作品不是为了我自己过瘾，或别人过瘾而写，我盼望通过高度可读性，而生深思。假如只能产生快感，那是我自己表达方式过于肤浅，十分遗憾。」
在进厂参观时，为了避免带进灰尘，我们都换上拖鞋，罩上白衣──像医生一样，怀着一种虔诚心情。李云殿先生耐心的带领我们参观了两三个小时，最后还送了我们一对新开发的蝴蝶牌一九八九年型方形圆面手表。回台湾后，我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