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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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杨全集- 第3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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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一起,乡下小姑娘嘴甜得滴出蜜来,一句话喊一声「姐」,而且大包大揽的承诺替她购买普通人无法购买到的卧铺车票,对这么一个天真、热情的小妹妹,女研究生平常戒备心理,完全瓦解。于是,李敏告诉她:「我要去山东郓城一趟,买点银元回来,一趟能赚到好几百元,但我一个人有点孤单,你如果陪我去,回来我分你二百元。」女研究生一口答应。
   二月二十八日晚九点多钟,他们到郓城县几十里的李集一农夫家,李敏跟女研究生分头去提银元,李敏告诉她:「你到那里点点数就行了,银元有真有假,跟你去的有行家,不用你费心。」女研究生便跟着九个小伙子上路,在夜色茫茫中又坐上农耕机改装的三轮「蹦蹦车」,颠簸了几十里,一下车,忽然间她听到鞭炮齐鸣、鼓乐大作,闹新房的人围了一院子,她过去曾经听说,但不相信,即令相信,再也想不到会临到自己头上的「贩卖人口」新闻报导,突然从脑际浮起,她知道她落入圈套。
   
   
   天罗地网
   贩卖人口的主犯,那个只受一年教育,堕落到底的小女坏胚,也有悲惨的身世。
   女研究生在漫长的屈辱日子中,她曾经把灯泡取下,用手触电(大陆电压二二○瓦,足可致人于死),但因电力不足,竟没有死成,她也曾上过吊,但绳子太低,无法吊住。她想等到玉蜀黍长高了再逃,但日子难熬,又怕等不到那时。普通情形,被拐卖的妇女都是利用赶集的机会,看见穿军服的人,立刻摆脱身旁的蠢苦男人,跑上去求救,但她似乎不敢相信什么人,直到她终于拜托一个好心肠的青年帮忙。五月八日,上海那个大学接到告知女研究生下落的匿名信。五月九日,大学代表和上海公安局官员,前往山东省会济南。五月十日午夜,在一次会同地方有关单位的突击行动中,把女研究生营救出来,距她被卖,恰好两个月零十天,当营救人员找到她时,她蓬头垢面,被糟蹋得不成人形,而且,已怀了身孕。
   ──我们为这位女研究生的遭遇落泪,决不忍心责备她。但我们却从中得到一点启示:一个人,在任何情形下,都不应贪图小便宜。这方面,男人跟女人同样危险。
   营救女研究生之后,郑州市治安人员就在那个小旅馆──运青旅社,撒下天罗地网,等候小姑娘李敏出现,六月六日,李敏果然出现,当手铐卡嚓一声扣住她的双腕时,她耸一耸肩,面带微笑。她说她十六岁,一会又说十七岁,可是在旅馆登记簿上却是十八岁,至于她是不是真的叫李敏,谁也不知道。在严厉的追问之下,发现这个堕落到底的小女坏胚,拥有一个也使人落泪的悲惨身世,她的娘亲是河南省遂平县诸市乡人,先后嫁过七八个男人,在四川、贵州几省,专门拐骗贩卖妇女,李敏只上过一年学校,老爹被判了无期徒刑后,她就随着娘亲,到处出卖肉体和灵魂,同时诱骗她们所能诱骗的妇女。这次贩卖女研究生,李敏分到一千四百元(中级官员十一个月的薪俸),一下午玩打气球游戏,就花掉八十元(三分之二月薪)。武勤英到监狱探望李敏时,发现她眼睛冒着凶光,充满敌意,但神情轻松。
   造成贩卖人口的原因,是贩卖人口已经泛滥到连政府都见怪不怪的程度,武勤英曾经质问过住在官长恩先生隔壁的乡政府官员,那位官员回答说:「我从小在学校念书时,老师就教我跟坏人坏事斗争,我当然知道买卖人口不对,可是,我管得了吗?连县政府都管不了!人家花钱买女人,有啥好说的?现在年轻人结婚,少说也得花四、五千,买个老婆才两千多一点,这种事太多了,从来没有人管,也没有人问。」
   另一个原因是大陆社会过份的封建,使男女关系僵固得像千年化石,那位官员告诉责备他不引导青年作有益活动的武勤英说:「你不知道男女授受不亲吗?什么是自由恋爱?谁敢自由恋爱?跟外村男青年或女青年说句话,马上就满城风雨,说他们『不正经』!」这涉及到观念。国民党过去努力反共,宣称共产党颁布的是「昏淫法」,实行的是一杯水主义,男女上床跟喝一杯水那么容易。事实上共产党在男女关系上,严重落伍,举一个例子就可以了解,十年前北京女画家李爽和法国外交官白祥的恋爱故事,以及发生在南京的非洲学生和中国学生大规模冲突,无论政府或民间,都有一种听起来十分合理的说法,那就是:恋爱的目的如果是结婚,共产党绝不反对;如果只是恋爱,那就不行。在这种观念下,「恋爱」遂成了「相亲」,「相亲」遂成了「结婚」。可是海外人士都认为:恋爱的意义,就是要在交往中寻觅一个和自己合得来的终身伴侣,如果不准选择,第一个就是最后一个,那就不叫恋爱。☆
   当然,农村穷苦,也是最主要的动力,落后不过是穷苦的产物。二十年前,台湾也曾流行这种人口贩卖,大多是平地人或军中低级军官和老兵,买一位被称为「山地同胞」的马来新娘。现在,则流行买「泰国新娘」,多少泰国农村女子乘飞机越过大洋,到台湾成为人妻。因为农村穷苦,不但妇女不能流入农村,农村妇女反而大量流出。大陆农村更苦,据我所知,很多地方,像陕西南部,有些女孩子到十一、二岁,还没有裤子可穿,听来令人酸鼻,这里的男人除了「抢」或「买」外,自然很难成婚。大陆本来就是缺少人权保障的地方,妇女比男人更没有人权。女研究生被拐骗案之所以爆发,只因她是女研究生,轰然发出巨响,但只不过救出一个人而已,事实上,全大陆被贩卖的妇女,高过「数万人」之多,从十三岁到七十一岁。她们先遭人口贩子奸污,再由二道贩子蹂躏,才再卖出。甚至在小乡镇上遇有公开市场,她们只穿贴身的裤子和标着售价的背心,人口贩子对着围观的群众,吆喝说:「黄花闺女,两千元一个!」而村政府官员却照样盖章证明是合法行为。这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武勤英女士只身前往郓城县追踪采访时,她一下车就要治安人员陪同出动,她说,她真怕走到路上,被人抢走卖掉。这不是笑话,这是大陆广大的妇女群的哀伤和忧虑。
   
   
   少小离家老大回
   车窗外就是故乡,但我已无家可归。
   十一月一日夜七时,我和武勤英乘京广线火车离京南下,北京车站虽然人山人海,声音嘈杂,但月台上却很宁静。我买的是上铺票,下铺是一位《人民日报》记者,他愿意把下铺让给我;不要说在大陆,在台湾也很难得。我躺在铺位上,感觉到车身移动,不久,车窗暗下来,车子进入旷野,车身的震荡使我渐渐入睡,从北京到郑州,要十二个小时,十一月二日上午七点,就可到达,我真担心车到郑州时睡过了头,因为这列车直发贵阳。但就在晨曦初现,我便惊醒,坐起来微微掀开窗帘,那些熟悉的车站站名,在朦胧中惊鸿一瞥,向后飞奔逝去,不久,我看到新乡车站,那是距我家──辉县,最近的一个车站,本来可以在这里下车,只是,我误以为所有的快车都不停新乡,所以车票一直买到郑州。新乡过后,是小冀站,再南是黄河沿站,然后,列车终于隆隆的穿过古老的黄河铁桥,正当我盼望再穿过记忆仍新的邙山山洞时,却没有穿过(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什么原因),而列车已到了郑州。我在大陆时,河南省会在开封,离开大陆后──一九五○年,省会迁到郑州,这是一项明智的措施,郑州位居河南省几何中心,南北京广铁路和东西陇海铁路,在这里交会。飞机场是国际级的,又是中国四大通讯枢纽之一。城区面积八十九平方公里,人口九十二万人,比旧省会开封多出两倍。但开封仍是河南第二都市,我的第二故乡,可惜这次不能前往。在郑州,我这个归乡游子,受到意料之外的热情接待,感动至深,因为中央宣传部刚刚下令,要各传播媒体对我不作报导;稍后,我提出这一点询问朋友,我说:「难道你们没有接到指示!」他若无其事的说:「我们是接待乡亲,不是接待作家!」
   河南省副省长胡悌云先生午宴款待,饭后,参加河南作家协会主席于黑丁、副主席郑克西、南丁主持的座谈会,发现小说家张一弓、徐慎,和评论家鲁枢元,都是开封高级中学的校友,当然,他们都是年轻学弟。会中交换意见,我再一次的介绍台湾的版税制度,以及海峡两岸文学的差异部份,跟相同部份。听到这么多作家用我久已生疏了的河南话交谈,亲切与兴奋交集。
   座谈会结束后,离开郑州,迳返辉县,由河南作家协会派车,副秘书长杨晓杰陪同。辉县位于郑州市正北,航空距离八十公里,我们必须回头北上,再穿过黄河大桥,先到新乡市。新乡市距辉县二十公里,陆路有直达北京和广州的京广铁路,水路有直达天津的卫河,是辉县对外的唯一门户。辉县西北靠太行山,太行山的那一边是山西省,两地来往极少,辉县人到外面世界,差不多都要先到新乡,再乘火车北上或南下。
   我们到新乡时,已经黄昏,暮色开始入侵大地,街上出现灯光,司机对路径不熟,他停下来询问一个小贩,那小贩告诉我们如何走,一面说一面指点。这时,一个推着脚踏车、脚踏车平梁上还横跨着一个小孩的年轻人,挤了上来,上下打量车子里服装跟当地不一样的我和武勤英,转身纠正那小贩的说法,告诉司机先走哪里,再走哪里;我们都深庆遇上贵人指点。还剩下的二十公里路程,估计最迟半个小时后就可到达。车子一出新乡,天就黑下来,不得不打开车灯,逐渐进入乡村小道,高低不平,曲曲弯弯,大地一片沉寂,万籁无声,偶尔有狗吠,只不过提醒旅人:这是一个有人居住的村庄。这样摸索前进,走了一个小时,仍在村落与村落之间,绕来绕去,又不知道身在何处,这时,司机先生才恍然大悟,原来那小贩说的对了,那推脚踏车年轻人,指出的显然是一条错路。我再想不到,已经回到自己故乡门口,却受这种挫折,是那年轻人故意误导?或是他自己就不清楚?他如果误导,目的是什么,他在其中并得不到利益。他如果自己就不清楚,可是看他当时的肯定态度,显示他充满自信。
   最心焦的是,我女儿郭素萍,和她的家人会在辉县担忧,二十公里路程,车行两个小时还不见影踪,当然会往坏的方面想!怨天尤人已无济于事,但我仍对那推脚踏车的年轻人,无法原谅,假定环境许可,我一定要弄明白其中原因。原来只要半个小时的,在走了两个多小时后,司机指着前面一个灯光闪烁,轮廓模糊的市镇,对我说:「那就是辉县!」我霍的直起身子,把车窗摇下,向外眺望,黑夜中什么都看不见,但我心里在呐喊:「这就是我的故乡!」我有一阵阵上袭的凄凉感觉,我知道就在我的故乡,像《根》的男主角孔达坎地在他的故乡一样,已无家可归,父亲留给我们的,常村乡间,有一座包括两个小院的房子;在城里,有一座包括四个小院和一个菜园的房子,早被没收。长女素萍住在西关,家中拥挤不堪;自从香港会亲以来,我一直幻想有那么一天,悄悄的在女儿家门口出现,仔细体会:「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然而,我还是遵从朋友的劝告,变更计划,改住距县城两公里外的百泉宾馆。车子沿着昔日城墙拆除后的马路前进,街上偶尔还有行人,我想,说不定其中有我认识的亲友。我告诉自己,这里就是我童年生活过的地方,离开长达四十六年之久。当一九四二年把父亲安葬后离开时,辉县还在日本皇军统治之下。
   
   
   他跟才女结婚
   他一入狱,她就疾如闪电,站稳阶级立场,跟他划清界限。
   人不能选择父母,也不能选择故乡,在属地主义感情下,我虽然生在开封──历时三百五十年之久的古都,虽然一切证件上也都注明我是开封人,但因开封是个大都市的缘故,有一种大都市特有的疏离气氛,所以,到了最后,只有辉县跟我互相认同。我十岁那一年,父亲因不忍看我继母对我的虐待,托九叔郭学澐,把我带回我从来没有回过的老家,安置在城里住宅,又请一位表婶陪伴,给我煮饭,我先就读辉县县立第一小学四年级,有位终生难忘的老师格非先生,在课堂教我们读当时称为新文艺的小说《渺茫的西南风》,对女主角的委屈遭遇,迄今仍回荡心际,可能就是这个原因,引起我对文学的喜爱。后来,再考上刚成立的私立百泉初中。
   我从小丧母,母亲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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