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不多同样离奇，唯一不同的是，他们的罪名是参加国民党，成了国民党特务，这讽刺剧用血泪写成。席间只有香华自始至终没有说一句话，她在她所形容的「加在一起五千岁」老人群中，听我们说话，如同梦幻，所以她一面吃一面悄悄翻阅萧干送给她的书《负笈剑桥》，那是一册我在大陆上看到印刷最精美的书，她翻了几页，忍不住低声对我说：「这本书真好看！」我不禁失笑，笑她孤陋寡闻：「萧干先生的书当然好看，还用你告诉我！」萧干在三○年代名震全国，由香华的茫然，可看出海峡两岸隔绝的彻底。
席散后，在大门口，我再一次的回顾民主同盟总部全貌，什么时候，中国，以及全世界所有的国家，才不再发生因政治的原因，而残害人权的暴行？
这是我留在北京最后一晚。从民主同盟总部回北京饭店，等到来访的朋友们渐渐散去，我和香华到天安门去作最后一次参观，北京饭店离天安门只七八分钟路程，季节分明的大陆性气候，天已初冬，我穿着大衣，还能抵御，但双腿有一点冰凉的感觉，受伤较重的右膝发出变天时总要发出的酸痛；香华也受到北国之冬的威胁，这是台湾所从没有的，台湾气候的特征是「湿冷」，而北国风光，则是「干冷」（同样的，台湾夏季是「湿热」，北国则是「干热」）。
午夜的天安门广场，一片寂静，看不到人影，只见排排路灯。天安门右前方，就是毛泽东纪念堂，堂中毛泽东像前，有一个警告标语牌，上写「请勿吐痰」，这是大陆吐痰泛滥的反思，没有政治意义，但当人们用它跟自己的情感联系在一起时，都会忍俊不住，发出会心一笑。就在前天，陪我们穿过那庞大广场，经过毛泽东纪念堂的一位公爵级官员，忽然问我说：「你去过十三陵没有？」我说：「去过。」他说：「明朝皇帝们比毛泽东聪明，他们把尸体葬得远远的，人民想挖都挖不成，谁肯跑那么远，只为了扒坟！这个纪念堂，最后还不是一扒！」他虽是共产党官员，但这话却是人民真正的心声。但我反对因政治的理由拆除任何建筑物，那都是人民汗水泪水积起来的钱，仅就建筑而言，毛泽东纪念堂外观雄伟，给人们一种古希腊诸神庙殿堂的感觉。而台北的中正纪念堂，形状鄙陋庸俗，活像一口干瘪了的大钟，凄凉孤独的扣在地面上，顶盖又使用那种最难协调的深蓝颜色，阴气森森。选定这项设计的官员，恐怕没有灵秀之气，更没有美感经验。不过，即令那么难看，我也希望它永久保存。
天安门并不美丽，因为它高的缘故，勉强可以说有点雄伟，但也雄伟得单调，不过一座经过粉刷的城墙而已。可是，它在中国现代史上，却价值连城，我默默的眺望，彷佛看到毛泽东先生站在城楼上「与天公比高」的不可一世，也彷佛看到站在他左右的一排排亲密战友，他们的名字家喻户晓，然后，更彷佛看到毛泽东把他们一一逮捕，一一处死，最后，他们全部都是叛徒，只剩下毛泽东一个人忠贞；他们全部都犯了错误，只有毛泽东一个人永远正确。看起来世界上最危险的职业，莫过于当毛泽东先生的亲密战友了！但更严重的还是毛泽东先生的接班人，那可是非死在他手上不可。二十世纪是一个多彩多姿的世纪，世界上接二连三个暴君兴起，他们好像魔鬼之王派到人间的三个杀手：希特勒、史达林、毛泽东。他们最初都受万民爱戴，颗颗真心，愿为他们生、愿为他们死，但他们却用酷刑逼使万人痛恨，他们都醉心于用残酷的手段，对付他们的朋友和仇敌。
毛泽东先生显然是一个恋尸狂，这种恋尸狂，对于一切死的、腐烂的、病态的东西，都会感受到一种强大吸引，而产生激情──把活东西变成死东西的激情，把完整东西变成碎片的激情，为破坏而破坏的激情，为毁灭而毁灭的激情。恋尸狂患者亢奋的内分泌，产生一种「撕裂活人」「撕裂组织」「撕裂友情」的冲动，无法自我克制。并不是每一个做出严重破坏行为的人，都是恋尸狂；但毛泽东先生却是恋尸狂，因为他下令毁灭的事物，跟他说出来的理由，太不成比例。外面上看起来，他只恨他的亲密战友、只恨共产党员，但事实上他却是恨全体人类，恨爱情、恨友谊、恨生命，最后，他恨道德、恨诚实、恨人格。所以，毛泽东渴望核子大战，不在乎人类死光。
他追求的是毁灭
毛泽东亲自送刘少奇到门口，用一种感人的声调说：「保重身体！」
希特勒先生在枪毙洛姆的前两天，还和他同桌进餐。史达林先生也最喜欢使用这种手法，先向某位亲密战友保证他绝对安全，然后，再突然把他逮捕。在内战英雄塞狄契被囚禁前不久，史达林在一项会议上，还亲切温和的跟他谈天。亚美尼亚共和国代表团晋见史达林时，史达林问起诗人夏伦兹，保证说：「没有一个人敢动他！」可是几个月后，夏伦兹被捕处死。奥尤奈克兹市（Ordzhonikidze）副市长塞瑞布罗夫斯基的夫人，于一九三七年一个黄昏，忽然接到史达林的电话：「我听说你出门都是步行，这不太好，人民会发生误会。如果你的车子在修的话，我会送一辆来。」第二天，克里姆林宫就开来一辆轿车，供她使用。但两天后，秘密警察把她的丈夫从医院病床上逮捕拖走。著名的历史学家兼国际法学家斯提克洛夫，对迅速扩大的逮捕行为，感到恐惧。他打电话给史达林（他可以直接打电话给史达林，说明他跟史达林的亲密程度），要求见面，史达林说：「你马上就来。」见面后，史达林向他保证说：「你怕什么？党了解你，党信任你，你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可是，他回家后的当天晚上，秘密警察破门而入，把他逮捕，他的家人立刻向史达林求救，史达林表示他根本不知道这件事。
另一个典型是艾古洛夫先生，他当过苏维埃联邦检察官，后来担任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一九三八年滑雪时跌了一跤，得了脑震荡，几乎死掉，史达林从国外请来最好的医生治疗，于是救了他的一命，恢复正常，重新上班，史达林却派人在办公室把他逮捕枪决。但更特殊的方式是逮捕高级官员的太太或儿子，而把丈夫留在身旁战战兢兢，连问一声都不敢。苏维埃联邦元首（主席团主席）加里宁的太太，于一九三七年被逮捕后，加里宁不敢有任何表示：名震国际的奥托？库西宁的太太及儿子被捕后，史达林问库西宁，为什么不想办法使他的儿子开释；库西宁回答说：「他被捕定有重要原因。」史达林狞笑了一下，下令释放库西宁的儿子。然而，最值得注意的是史达林对他的恩人卡夫塔拉底兹（他在圣彼得堡藏匿史达林免遭沙皇的追捕），一九三六年冬季，卡先生夫妇被捕，苦刑拷打下他承认跟一个叫姆德文尼的人共同谋杀史达林，二人同判死刑，姆德文尼立刻被枪决，而卡先生却一直羁押天牢，经过一个很长时间，他突然被带到声势显赫的特务头子贝利亚的豪华办公室，在那里，卡先生碰到他那老得已认不出来的妻子，然后两人都被释放，在一家公寓里勉强申请到两个房间。史达林对他表示种种友爱，不但请他来吃饭，这是天大的荣耀，但还有比天大荣耀更大的荣耀，有一天，史达林亲自到公寓拜访他，这次拜访在公寓中造成震动，一个住户说，在她看到「史达林同志的画像」出现门口时，她紧张得昏倒。当卡先生每次去克里姆林宫赴宴，史达林都亲自拿汤给他，说些笑话，谈些往事。有一次，正在吃饭，史达林突然放下餐具，走到卡先生面前凝视着他说：「可是，你现在还想杀我！」
毛泽东先生是希特勒、史达林忠实的信徒，他要让全中国人知道，他有上帝那种呼生唤死的法力，有大自然那种成全或破坏的法力。他之所以是恋尸狂而不是虐待狂的原因在此，仅是虐待并不能使毛泽东快乐，毛泽东追求的是毁灭。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深夜（十四日凌晨），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派秘书乘华沙牌卧车，去接当时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元首的刘少奇先生。毛泽东亲切热情，一见面就问：「平平的腿好吗？」（平平是刘少奇的女儿，红卫兵捏造消息说：「平平被车压断了一条腿！」把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骗出中南海，加以逮捕。）刘少奇回答说：「平平的腿没有事，那是一个骗局！」毛泽东微微一笑，刘少奇请求辞去国家元首职位，希望和妻子儿女到延安或故乡种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尽可能减少伤害。毛泽东沉默不语，只是不断吸烟。过了一会儿，他对刘少奇提出的问题和请求，都不回答，而只温情的劝告刘少奇要多多的认真读书，特别推荐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着的《机械唯物主义》，和狄德罗的《机械人》。临别时，毛泽东亲自送到门口，用一种感人肺腑的声调，告诉刘少奇说：「好好学习，保重身体！」目送他的猎物离去。当刘少奇先生全家都庆幸情况将变好之际，第二天，一月十五日，红卫兵冲进办公室，叫刘少奇、王光美在刺骨的冷风中，站在一张靠墙的独脚椅子上批斗（刘少奇的家人想拨电话给毛泽东都不能，当然，拨也没有用）。一九六八年夏季的一天晚上，监狱中已经病入膏肓的刘少奇，忽然发起高烧，毛泽东先生下令用所有的力量抢救他的生命，这跟史达林下令用所有的力量抢救艾古洛夫的生命一样，这不是慈悲仁爱，而是毛泽东要由他自己，而不是由上帝，来破坏刘少奇的灵魂和肉体，他要刘少奇活着看到自己被开除共产党籍。对一个终身奉献给党，而又是党的副领袖而言，仅此一项打击，就够羞愤、痛苦、万箭钻心，那是一项最恶毒的摧残，毛泽东用来对付刘少奇。
引蛇出洞
引出的蛇并不是全国知识份子，而是毛泽东藏在内心深处的那个邪恶灵魂。
毛泽东先生，这位世界上最魁伟的恋尸狂患者，比起他的两位师父，希特勒和史达林，恐怕更为出色，因为他的恶性破坏对象是全体中国人（如果他统治世界，对象将是全人类），希特勒先生仅只在战败时才要求德国人都去死，毛泽东先生在太平盛世，就彻底摧毁了所有中国人的尊严。
我们常注意到「真小人」「伪君子」的讨论，大多数都认为「真小人」比「伪君子」要高，于是遂有人公开标榜他是「真小人」。这些自称是「真小人」份子，目的就在利用人们某种错觉，认为一个人一旦公开承认他是真小人，他不但不是真小人，而且还有一种不同流俗的道德标准；这是一个陷阱。伪君子在情势逼迫下，还不得不做出一点好事，而真小人就无时无刻不在动他的脑筋，利用别人对他「率真」「洒脱」「英雄气概」的印象，做出丧尽天良的事。世俗称这种人无耻，而「无耻」正是所有罪恶的开端。毛泽东在听说有人攻击他是暴君秦始皇时，他轻蔑的说：「秦始皇才杀多少人，我杀得比他多一千倍！」听说有人攻击他专制时，他轻蔑的说：「是的，先生，我是专制，比你想像的还要专制。」面对这种流氓，所有人类崇高理想和道德规范，都没有作用。这种人越多，社会越堕落。不幸这种人再掌握没有制衡的最高权柄，社会就一定成为沸腾的地狱。
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一九六六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分水岭，这跟事实绝对不符，持这种看法的人，显然只注意到量的败坏，而忽略了质的败坏，没有质的败坏作基础，就不会发生量的败坏。
共产党质的败坏从一九五六年冬季爆发，毛泽东先生要求全国人民大鸣大放──百鸟争鸣、百花齐放，对共产党提出批评，这是一个多么动人的号召，又是一个多么有道德勇气的开阔心襟，历史上只有反对党批评执政党，执政党多方面为自己辩护，想不到执政的毛泽东先生竟主动要求批评，还亲口保证：「言者无罪！」这项运动开始时反应并不热烈，说话的人寥寥无几，毛泽东先生于是发动虚怀若谷的攻势，最后甚至派出大小官员，手提礼物，分别访问一些高级知识份子，当面恳求：一定要指出共产党的错误，一个党不可能没有错误，这不是批评，而是帮助共产党进步。有些人深受感动，说了一些真心的话，写了一些真心的文章。大鸣大放进行了一年多，中国真的走向民主政治了，那是充满美景和喜悦的一年，可惜，只有一年。
第二年，一九五七年，记住这一年，这一年才是真正的分水岭。毛泽东先生在收集了大量批评意见后，并不调查批评得对不对，也不调查批评者的用心，霎时间拉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