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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是人类追求的最后目的和至善总和，它赋给人类生命以真正的意义。洋大人常抬杠，有人说幸福是上帝的恩赐，有人说幸福是个人努力的结果。上帝的恩赐属于命运学，我们不必谈它，因为谈它也没有用，反正上帝自己在那里擅作主张，不听我们这一套。我们只认为，幸福是心灵活动，由此活动而认识真理；快乐是获得心灵完美之后的一种必然反应。生命中遭遇到的一些可怖的风暴、挫折、磨难，只能使人不快乐，却没有力量使人不幸福，只看你怎么面对这些风暴、挫折，和磨难。
因之，我们崇拜郑丰喜先生。在他面前，柏杨先生的遭遇不过像打一个喷嚏。
郑丰喜先生逝世将近两周年，他唯一留给我们的一本书，就是他的自传《汪洋中的一条破船》，他出生在最贫苦的一个台湾农家，是母亲的十二个儿女之一，一生下来，就是一个残废，「右脚自膝盖以下，前后左右弯曲。左脚自膝盖以下，突然痿缩，足心翘上」。这是一个可怕的畸形儿，他永远不能走路，而只能坐在地上，用手爬行。做母亲的李员女士当场晕了过去，她不是担心自己，而是担心孩子的将来。当家里垫高地基时，孩子们一拥而上帮忙平土，都跳着脚踩，只有郑丰喜，他只能用屁股去顿，以致祖父哭曰：「宝贝，你顿的地最平。」
这个穷苦而残废的乡下孩子，大概七、八岁左右的时候，（书上没有说明年龄），跟着一位耍猴戏的老人，流浪江湖。这个老人──赵老伯是郑丰喜的恩师，一面到处玩猴戏，一面教他读书识字。然而，在一个码头上，赵老伯被流氓架走，永没有再回来。只剩下一个残废的孩子和猴子，被两位也是逐村卖杂货的女人收留，继续演他的猴戏。可是不久，「二伯妈」被人用石头打死，「大伯妈」认为郑丰喜是个「不吉利的人」，乘他熟睡的时候，把他遗弃在荒郊野外。
我们不再详细的往下介绍，我请求读者老爷去买一册《汪洋中的一条破船》。但我们要提到吴丽卿女士，这位国民中学堂的教习，力排众议，收留下只会爬着走的可怜动物。到了四年级，李守孔先生是级任导师，把他训练成一个坚强的孩子。知遇之恩，人生难觅，这两位教习，祝福你们。当李守孔先生知道郑丰喜每天上学都是由妈妈背着接送时，（伟大的母亲）！他教郑丰喜搬到学校跟他同住，但李守孔先生一年后却被调走，因为他力争郑丰喜去参加演讲比赛，而得罪了校长老爷。而最使人流鼻涕的却是那位继任教习，他跟李守孔先生是死对头，恨乌及屋，就把全部怨气转嫁给那个只能用屁股走路的残废学童，摆出乌干达总统安明先生的架子，花样百出，甚至在满分的卷子上批一个「屁」字。不知道这位屁教习姓啥叫啥，现在又在何处批屁，值得打听打听，以便我们恭献尊号。
同样使我们感动的是郑丰喜的妻子吴继钊女士，一个大学毕业生竟肯嫁给一个残废丈夫，她如果不是疯子，就是有高贵的情操。如火如荼，奋不顾身的爱情，持久不变，始终如一。郑丰喜先生对他能得到吴继钊的垂青，掩饰不住他的喜悦，他在书上说：「想不到一个地上爬的穷人，想不到一个自小受尽苦难、折磨得残废，竟然有这么一天──结婚了，而所结婚的对象，竟是一位大学毕业的江西小姐，啊，当新娘拭干我的泪水时，我幸福的微笑。」郑丰喜先生有充分的理由骄傲，我想当洞房花烛夜之时，他回忆坐在地上耍猴戏的儿时往事，会恍如昨日。
然而，五年的幸福婚姻，在他们生了两位女儿至玉、至洁之后，郑丰喜先生却抛下他的爱妻爱女，与世长辞。呜呼，不该死的却死了啦，该死的如柏杨先生之类，却没有死。天道无常，夫复何言。
郑丰喜先生是一位奇男子。他所不能掌握的命运，对他是残忍的。他所遭受的不仅仅是风暴，而是无情的和不可理喻的地狱。恰如他所说的，他是一条破船。千千万万这样的破船都命中注定的是场悲剧，不是沉没海底，永不见天日；就是支离破碎的展览在海滩上，供游人唏嘘、凭吊──却没有尊敬，世界上没有人会尊敬一条碎了的破船。只有郑丰喜先生，他用眼泪和毅力使它冲出地狱、冲出风暴，而终于昂然前进。他有爱、也敢恨。敢爱、也敢恨。在他的着作中，他没有故意假装着温柔敦厚，原谅那些恶棍。他把那些对他有过帮助的小人物，一一的提出他的感恩。也把那些毁坏侮蔑他的小人物，一一的照实记载。我认为最沉痛的一段是他跟一位欺人太甚的黄顺理的那场决斗。郑丰喜先生写出他的恨，也是写出他接受屈辱的最后防线。
吴继钊女士是一位奇女子，她父母反对她的婚姻，在意料之中，假使不反对，反而问题大啦，恐怕准不是亲爹亲娘。如果换了柏杨先生，说不定我会把女儿打断腿，你嫁给谁都可以，要是嫁给一个残废，做你娃儿的狗屎梦。然而坚强的爱心能使天地震动，天下只有不为父母着想的儿女，很少不为儿女着想的父母。父母在她婚后，将十万元巨额聘金退还给女婿，说明了老爹老娘当初背下的恶名，不是为了自己，到头来仍是为了儿女。
如今，郑丰喜先生已逝，留给吴继钊女士一副沉重的担子，相信她能像她丈夫一样的坚强，面对着残忍的命运微笑。最大的幸福是有能力把灾难当着向最高灵性升华的跳板，使生命得到有价值的充实，郑丰喜先生已经觅到，而且为那些遇到一点芝麻大的困难，就抢天呼地，骂大街兼咒祖宗的朋友，提供一个尊严的榜样。
再一个尊严的榜样
──女作家刘侠向残酷的命运挑战
青年人最大的特征是不相信命运，认为专凭拳打脚踢，就可闯出江山。老头则恰恰相反，几乎所有的白胡子，都垂头丧气的承认，冥冥之中，有一个看不见和摸不着的神仙老爷，蹲在宝座上，专门作弄他的子民。于是乎，命运是不可抗的，好运来啦，山都挡不住。霉运一旦光临，只有恁它埋葬，挣扎徒增烦恼。
柏杨先生不相信神仙，但却相信命运。命运跟神仙无关，它只是人生过程中不受人自由意志控制的一种事件的介入。所以，问题不在于信不信，而在于它存在不存在。如果它根本不存在，信不信是宗教范围，打一百次架也说不清。如果它存在，那就超越了宗教，而成为人生态度问题。是向它双膝下跪，听候宰割凌迟乎？还是烧香拜佛，求它手下留情乎？还是破口大骂，三字经倾盆而出乎？或是面面相对的向它挑战？
郑丰喜先生是一个典型，他遍身浴血的向命运决斗。而刘侠女士，是另外一个典型，她像一只身负重伤的小猫，向命运发出淡淡的轻蔑。
刘侠女士十二岁的那年，正是玫瑰花般的年龄，刚刚离开母亲的怀抱，踏进少女天地。突然有一天，她的手腕隐隐作痛，接着她的脚趾隐隐作痛，接着腿也隐隐作痛，连走路都发生困难。这是一个可怖的转捩点，从此结束了她应有的欢乐童年，开始漫长的痛苦生命。在医院里七进七出，最后终于证实她害的是一种迄今尚无药可医的「类风湿性关节炎」。那一年，她才小学六年级，勉强参加毕业考试，却无法参加毕业典礼。当全校师生欢乐的聚在一堂举行仪式的时候，这个小女孩却躺在病床上接受折磨。
刘侠的父亲刘德铭先生为了给女儿治病，把女儿驮在背上，从北投到台北，一个医生接一个医生，一个医院接一个医院，哀哀求治。每换一个医生，都燃起父女心中一线希望。每换一个医院，都使全家人再建立一次信心。然而，到了最后，她的病情反而急剧的恶化，孩子的小手开始肿起来，而且扭曲，而且变形。两脚也不停的向里弯折，向下挺直。腿也变了，同样的肿胀、扭曲，接着是其他还没有痛过的关节，也开始不祥的隐隐作痛。
这种悲惨的遭遇，再坚强的人都会崩溃。柏杨先生的生命弹性可够大了罢──很多朋友都要向我呈递「佩服书」，可是我保证我就不能承受这种打击，更何况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乎哉，刘侠女士最初的反应是不言不语，一天不说一句话，一开口说话就流下眼泪。读者老爷如果有一位十二三岁的女儿的话，试想一想一旦你的宝贝也成了刘侠的样子，孩子将会如何？大人又将会如何？这不是「心碎」两个字所能包括得了的。我如果有本领，我就把上帝老爷拉到刘侠女士面前，让他瞧瞧他的恩典。
然而，小小的女孩没有向命运屈服，她没有下跪，没有烧香，也没有埋怨。她面对着命运所加给她的残忍手段，安静的露着微笑，她练习写作。
不过，刘侠女士的写作要比别人困难百倍千倍，而且是基础的困难，没有几个人能克服的困难。第一、她只读过小学，很多大学堂毕业生连封信都写不通，何况小学程度。上帝永远不会赐给人们奇蹟的，任何奇蹟都出于人们自己的创造。刘侠女士开始看书，再多的书都填不满她饥饿的心灵，以致她的母亲唐绵女士，疲于奔命。二十三年过去了，她的写作能力已超过了「牧童骑在牛背上，边走边吃草」的伟大作家。第二个障碍更可怕，她变了形、弯曲了的手指，根本不能执笔，稍微低头，脊椎骨就立刻痛苦。《妇女杂志》编辑黄沁珠女士曾记下她印象：「那天，我在她房里看她弯卷着手，歪斜着身子，躬垂着头，握笔的手指，一点一点慢慢在纸上移动，我实在不忍再看下去。」就在每一个字就是一阵痛苦中，她完成了她的一部散文集《生之歌》，和两部剧本《谁之过》、《囚》。
台湾没有剧坛，舞台剧根本无法演出，而每天都在猛嚷剧本荒的电视公司，如果看到他们那一种提起剧本荒就痛心疾首，求贤若渴的景观，同情之心油然而生。可是《谁之过》、《囚》并没有引起他们的注意，却引起香港的注意，而先后在香港演出。──《囚》是今年（一九七七）八月间在香港大会堂演出的，大众传播界轰动的报出台湾文坛这枝奇葩。
《生之歌》，刘侠女士把它献给妈妈唐绵女士，我们可以想像到，二十三年漫长的岁月中，这位母亲对女儿所付出的爱心。──柏老又要发议论啦，我不明白，一年一度的模范母亲，为啥不选出刘侠女士的母亲、郑丰喜先生的母亲、王晓民女士的母亲，天下还有哪一位比这三位更伟大的母亲。
《生之歌》很难买到，书摊没有，书店没有，打电话到出版该书的巨浪出版社，每一次都没有人接（我建议巨浪出版社老板考虑一下是不是应该上吊）。在这本散文集中，我们听不到病榻的呻吟，听不到挣扎的呐喊，也看不到命运所加到她身体上和心灵上的残酷烙痕。每一篇都是那么安详，安详得像墙角下的一株鲜花。仅从这部散文集，谁都不能发现作者所忍受的苦痛。在刘侠女士心灵中，只有爱，没有恨。这只有大慈悲的胸襟，才有这种大慈悲的人生。这一点，柏杨先生虽比她老了两倍，却做不到她的一半。
这是刘侠女士对命运挑战后的胜利果实，在《生之歌》中，她曰：「许多年前，有一位长辈逃离大陆，她因过度思念留在大陆的儿女，导致精神轻度分裂，几度自杀未果，母亲将她接到家中疗养。她常握着我的手泣不成声，我不知道如何安慰她，只有轻轻搂住她，让她靠在我肩上，希望以一份亲情的温暖，抚慰她的伤痛的心。分享别人的快乐很容易，然而，与哀伤的人一同流泪，却是一门艰深的学问。我从小脾气暴躁，恃宠而骄，上欺姐姐，下压弟妹，俨然家中的小霸王。但是二十多年来，上帝让我经历了极大的苦难，破碎的心，以及无数哭泣的黑夜，这一颗刚硬的心，方被锤链得较为温柔细致了。」在另一篇中，她曰：「我曾有过一双美丽的手，白皙柔软，十指纤纤，许多人都羡慕、赞赏过，我也深以拥有这样一双手为荣。然而曾几何时，十指的关节一个个在病魔的侵蚀下逐渐肿大、弯曲、僵硬，变得古怪而丑陋。……虽然我的手不再美丽，但我希望它多学习一点付出的功课，在别人危难时及时的伸出来。」
这是人生的至高境界，今年才三十五岁的刘侠女士──她躺在病床上已二十三年，感情正无止境的悄悄的升华。《生之歌》至少可作为中学堂的教材。它所表达的文学造诣，远超过现在使用的那些官老爷编选的课文，但作者身世所含的意义是对孩子们的深切鼓励。
刘侠女士拥有一个温暖的家庭，她姐姐刘仪跟刘侠女士同样的为我们所崇敬。刘仪女士去美国念书，在得到硕士学位之后，就辍学做事，为残废的妹妹在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