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那种对长官、对老师、对长辈的尊敬，多少含着一点江湖义气，所谓父要子死，子不敢不死；君要臣亡，臣不敢不亡。四○年代之前，这种气质固然已经很淡，但仍多少存留一些。而今恐怕是没有这回事，代之而兴的是民主社会所有的权利义务观念，大家都是一样的观念。甚至堕落成为一种势利眼气质，像你给我官做，我才对你忠贞，你给我权势，我才提起你就肃然起敬。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当你对他过份要求的时候，他便不能忍耐。而一般有鞋穿的人竟仍照旧的认为他的金钱权势无往而不利，自然要糟。前些时上演的一部电影《娇凤癡鸾》，其中有好镜头焉，老闆打开窗子，教一个无辜的小职员跳楼自杀，以挽救他自己的错误。他曰：「你全靠我提拔，怎敢违抗我？」又曰：「跳呀！我加倍给你卹金。」那位小职员跳不跳，不卜可知。我们这个社会的有些有鞋穿的人，却硬是以为靠他的那一点点权和一点点钱，就可教人乐意去跳，不出凶杀案，难道出桃色案乎？
自己嫖妓女而把一个嫖妓女的小职员撤了职；自己一切都是「供给制」，却把一个贪污了一百元的小职员送进监狱。形式上看起来，你犯了法，当然如此之办。但促起叛心杀机的，也莫过於此。从前尚有那种「谁教人家是部长呀科长呀」的想法，现在则大家平等，盖一般人对大小官崽以及有钱的官僚资本家，敬意有日渐衰退之象也。
《战国策》上有一段故事，魏国唐睢先生去见秦王，为了一块土地，着实顶撞了几句，秦王的地位比现在台湾岛上任何人物都权威得多矣，自然认为有损威严，乃曰：「你知道天子之怒乎？」对曰：「不知。」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屍百万，流血千里。」唐睢先生曰：「然则，你知道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剃发光足，以头碰地。」唐睢先生曰：「非也，布衣之怒，伏屍二人，流血五步。」呜呼，布衣者，译成白话，就是光脚的人。一个人一旦有此观念，凶杀案便免不了也。这年头不是那年头，每个人心里都像玻璃球一样的明亮，啥都看得清清楚楚，只不过有言有不言而已。所以自己必须立得正，站得直焉。奉劝有鞋穿的人，如果自己不是正人君子，千万别牺牲别人以表示自己是正人君子，否则布衣一旦兴起布衣之怒，便是再多人向你鞠躬，都救不了你的命。尤其是那种动辄悻悻然曰：「教他们来找我，来问我好啦。」恐怕只能致乱，不能致太平也。
台风命名
这次爱美台风来袭，把大家搞了个一团糟，幸亏翻译先生直觉的译成了「爱美」，如果稍微有点诗意，译成「艾玫」，那就和《叮咛》的作者艾玫女士同姓同名，真要天人合一矣。然而虽然如此，艾玫女士仍接到不少电话，曰：「听说妳要来啦。」我想她本人一定没有这么大的威力，否则拜托她不妨去日本观光一下，或去美国应国务院之邀一番亦可，台湾小地方，不足驻芳踪也。
台风而有姓有名，是一大发明，一会「南施」，一会「波密拉」，一会「欧珀」，眼花撩乱，美不胜收。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事，美国大人在西南太平洋和日本大人作战，忽然发现世界上竟有台风这玩艺，比加拉比海的飓风凶得多啦，而且一个接一个，刮个没有完。于是为之命名，以英文字母顺序排列，为的是便于记录，亦便于称呼，便于研究也。惜哉，当初提出这些动议的几位美国大人不知去向，且芳名不传，否则柏杨先生真要顶礼膜拜，以表心诚悦服。这一举动至少给我们两个启示，一个是，美国佬似乎比中国人反应快。另一个是，美国佬也似乎比中国人幽默。这不是爱国不爱国问题，事实俱在，值得毛骨悚然的去想上一想。其实，即令中国人反应快而又有幽默感，为台风起了些名字，官府恐怕也不会承认，盖官崽们脑筋里整天想的是如何维持威信与尊严──有一点是应该知道的，人们对自己越是没有的东西，越是争夺得厉害。中国官崽之天天提心吊胆，不时拍案而起，声色俱厉维持的，就是威信与尊严，可见他们一向缺乏的是啥。但是中国官崽一遇洋大人，便全盘都垮。经过洋大人品题之后，洋女人的名字不但上了报，而且也上了官文书。台风在中国刮了五千年，没有刮出名堂，劳洋大人渡万里重洋而来，为之一一赐姓赐名，中国人能不惭愧乎哉？台风如果有知，应该见有洋大人的地方都不去，以示感恩。如果仍跟中国人泡，到今天也泡不出啥道理。
说了这些，为的是提出一点洋大人厉害处和其长处，中国人必须有勇气承认，否则便是一脸虚骄之气的懦夫。圣官二崽最喜欢这一手，一面大声斥责外国月亮没有中国圆，谁要说外国月亮圆谁就是汉奸。一面却买个外国月亮悄悄挂到自己房间里。呜呼，柏杨先生看来，外国月亮硬是比中国月亮圆。凡是说外国月亮不圆的，他在台风期间，准听收音机，收音机乃外国月亮也。电灯熄后，燃上油灯，准骂他妈的，而电灯乃外国月亮也。台风过去，出门必坐计程车、公共汽车、三轮车、脚踏车，统统的都是外国月亮也，你见谁在台北衡阳街上坐手推的独轮车乎。中国月亮一遇外国月亮，便溃不成军，台风之忽然有了名字，只不过小小一例。
不过洋大人可敬是一回事，对一个中国人而言，每来一次台风都要宣传一个洋女人的名字，实在有点别扭。抗战时，有一次参观被击下来的日本飞机，驾驶室里全是日本字，不禁大吃一惊，那玩艺没有英文竟然也能升天乱飞，你说怪不怪乎哉？盖中国人自鸦片战争，被英国人打得头破血出，发现该夷果然不凡，骨头遂一软而不可收拾，中国遂成了英国文化的殖民地。直到今天，英夷虽不行啦，代之而起的美利坚，也属英夷文化系统，遂更无力挣扎，亦无心挣扎。但日本飞机上竟没有写一个英文字，给人一个很大的启示，这不是说一写英文就完了蛋，天下有那么简单的事就好啦。而是说，这是一个民族文化的自然表露。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小小日本几乎送掉堂堂天朝的老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们又一下子复兴起来，全世界都反过来看他们的颜色，那不是喊喊口号，开开会就能办到的；有其国家的自尊，民族的自爱在，一句话说完，因他们有崇高可贵的气质故也。
二十世纪初叶，当时世界各国都在发狂般的翻译马克斯、恩格斯的着作时，日本学术界也不例外，仅只为了Aufhebung一字，便闹了个天翻地覆。此字来自黑格尔先生，但经马恩二位先生一用，变成了斗争的工具，能引起屠杀流血，其冲力自然更大。当时有主音译者，有主意译者，但无论怎么都无法道出其中奥妙，大家正乱嚷嚷的起劲之时，一个大学堂教习叹曰：「每天早上，我沿着大道散步，望着朝日如火，照着宁静而伟大的富士山，光芒万丈，不由得想到做一个日本人的责任。为了一个德国字，我们学术界竟掀起这么大的浪潮，感到无限惭愧，我们为什么不能使世界各国，为了一个日本字，也掀起研究的狂热？」该德国字后来经日本译成「扬弃」，中国毫不费脑筋的借来照用，还说人家译得不好哩。呜呼，惜忘了该教习的名字，日本人之可敬可佩处在此。如果换了中国的专家学者，我敢打赌一块钱，依目前的情形看，不但没有这种神经想法，恐怕还故神其秘，靠那一个德国字唬人，吃一辈子也。柏杨先生读京师大学堂时，教习上课，都是用的英国剑桥大学的英文书，问他为啥不翻译成中文？曰：「有很多地方译不出。」其实不是译不出，而是一经译出，他的戏唱不成矣。二○年代之后，似乎此风更烈，甚至高中学生，都以读「原文」为荣，风气到了这种地步，中国如果竟能强盛，还有天理？
我常想，我们为啥不能把台风的名字另行定之？为啥非用洋女人的名字不可？如果按数字排列，或六十年甲子一决算，或索性一世纪一决算，岂不也同样的简单明瞭？而且更便于记忆？好比说一提到第「六一○九」号台风，就知道是一九六一年第九次台风。现在则是「六二○几」号台风，容易推算得很也。
如果说采用女人的名字较佳，那么，为啥不可以用中国女人的名字耶？洋大人以英文字母为序，我们则以赵钱孙李百家姓为序，或以笔划多寡为序，或以音字母为序。上一个台风曰「赵娟娟」焉，这一个台风曰「钱秀秀」焉，下一个台风曰「孙玲玲」焉，依此类推，周而复始。或者把中国的名女人列成一表，按次出笼，曰「妲己台风」焉，曰「褒姒台风」焉，曰「西施台风」焉，曰「王昭君台风」焉，曰「杨玉环台风」焉，曰「董小宛台风」焉，曰「苏小小台风」焉，广播时候，则不妨洋化，曰「强烈台风李师师，今晨九时中心位置……」再不然套此办法，改用男人的名字亦可。或者不用人类名字，而改以野兽猛禽，似乎也有其情趣。曰「卷毛狮台风」焉，曰「玉麒麟台风」焉，曰「凤凰台风」焉，曰「野狼台风」焉，因其无西方色彩，亦不具国家色彩之故，当更易为其他国家所接受。
这办法实行起来，一点也不困难，当我们啥都不行时，不妨阿Ｑ。洋大人发的是南施，我们译的是陈圆圆；洋大人发的是玛莉，我们译的是赵飞燕：只要列一个对照表便成矣。一旦等到中国强大，美国缩了回去，关岛、冲绳基地既无，菲律宾、日本基地也告撤消，测候飞机不能再来，便是想助我们一臂之力都不可能，届时中国自己去干，对那一团低气压，我们说它是啥，它就是啥。台风为西太平洋特产，他们根本没有这玩艺，故不怕洋大人不跟着我们走也。然而，在自尊心日泯的今天，作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前些时在某杂志上看到一篇介绍台风之文，开宗明义便曰：「台风者，从英文翻译过来的名词也。」不禁吓了一大跳。台风如果是翻译过来的名词，则孔丘先生危矣，孔丘先生岂不也成了「康弗雪斯」翻译过来的人物也。盲目虚骄固教人脊椎发酸，一见洋大人就翘腿撒尿，也实在受不住。然而连《辞海》上都如此写，我们还说个啥？英文中单音节的字不多，据柏杨先生所知者，仅有二焉，一是「叩头」，一是「台风」，福建人口头固说「风台」，但文字上（如福建志书），硬写的是台风也。其实这件事用不着引经据典，只按常理，就可判断。盖这种要命的风在西太平洋刮了五千年，小民纵然其愚如猪，也不致不知道它是啥风。尤其是中国人，把风分得再细不过，有「台风」焉，大风也。有「台风」焉，发声的风也。有「飑风」焉，暴风也。有「飔风」焉，凉风也。有「#CNS：3…6225#风」焉，惊风也。有「飂风」焉，西方之风也。有「飙风」焉，骇风也。有「飓风」焉，狂风也。有「飉风」焉，不停息的风也。有「台风」焉，慢慢的风也。有「台风」焉，强烈的风也。呜呼，对啥风都有称呼，偏偏对每年都要三至五至，要命的家伙没有称呼，必须等洋大人指而告曰：「它是台风」，中国人才恍然大悟，天下有此理乎？
英文万岁
谈起来「原文」，真是中华民族的一场浩劫，不知道五胡乱华，以及元初清初时，中国知识份子是不是也同样手捧「原文」而猛读？六朝便有诗云：「汉儿学得胡儿语，站在城头骂汉人。」这种丑态似乎只限言语，现在看来固无足奇也。如今胡语吃不开，英文取而代之，中国人骂中国人，只好用英文矣。前年报载，复兴航空公司总经理陈文宽先生在酒楼请洋大人的客，警察前往执行任务，他觉得有损门面，乃以洋话激洋大人之怒，洋大人就把该警察揍了一顿，壮哉。这一类「学得胡儿语」的事多矣，任何一个国家的国民，若美利坚、若日本、若韩国、若阿尔巴尼亚，从没有两个本国人在谈话时用洋文者，只有俄国在托尔斯泰时代，以说法语为荣，如今则只剩下中华民国有这种表演矣。其实乱讲洋文本来没啥了不起，但以变态心理出之，便教人有张君瑞先生搂住崔莺莺小姐之后的感觉，「醮着些儿麻上来」矣。
这里有一则柏杨先生亲身经历的故事，我常去耶稣教会做礼拜，每逢星期日，必手执《圣经》，昂然而往。因而结识了一个时代青年，有一次偶尔谈到《圣经》文字太差，既不通顺，读起来彆彆扭扭，又欠真实，有些地方且不对劲得很，例如有一句曰：「唯真理可以得自由」，如译为「唯真实可以得自由」，当更恰当。该时代青年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