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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整个天安门运动，不是几句话可以表达无遗，几百万字和盈眶的眼泪，都不足以倾诉内心的感受，我深为中国有这么一个野蛮政府，感到羞愧。我对所有帮助中国年轻学生、和中国民主志士的外国朋友，充满感谢。当我接到一位来自中国大陆，而目前居留日本的朋友，在给我的越洋电话上，告诉我他如何受到日本朋友的庇护时，我激动得流下眼泪。虽然，仍有人认为有些国家表现得太软弱，但是，这种残暴的杀戮，发生在共产党政府对待中国人民身上，应是中国人应哀痛沉思的时刻，而不是一味乞求外国朋友同情的时刻。邻居可以供给我们棒棍，但不能每天到我们家除暴安良。中国人肩上的责任，要自己承担。
我无法回答一个问题：「中国共产党政府为什么不惜与全世界正义为敌，公开屠杀徒手学生和手无寸铁工人？」我只能悲痛的告诉你：中国人受了诅咒！从我有记忆的时候开始，中国人站起来又跌倒，再站起来再跌倒，而每一次都比上一次跌得更重，这诅咒可能来自「塔什干屠城」，但也可能来自其他难明的原因。否则的话，谁能解释中国人永远不能站起来的事实！
没有制衡的权力宝座──像北京中南海，事实上只不过是一个同样受了诅咒的孵卵器，无论你放进去什么蛋：鸡蛋、鸽蛋、麻雀蛋、凤凰蛋，孵出来的全都变成恐龙。六四之后，很多私人谈话中，常听到中外朋友们的叹息：「中国已没有救！」我无言以对，只有跟着叹息。但是，问题在于，中国必须有救，因为今天的世界，「四海一家」已不是一个口号或理想，而是一个实质上互相依存的实体，中国拥有十一亿人口和将近一千万平方公里土地，一旦沉船，它会把其他国家吸进深海。监督共产党政府遵守文明社会的秩序和规范，是每一个文明国家的责任。这比永无尽期的与政治经济都停滞不前，但连自己人民都屠杀的国家为邻，代价要小的多。
重读我自己写的《家园》，对于我曾经晤面的王若望、方励之等朋友，想到今日他们身陷绝境，而和我交谈过的许多青年学生、年轻教授、作家中，又有那些是共产党已经逮捕，或正在追缉的对象！我焦急而又无力，倍增伤感，难道这就是中国知识份子命中注定的厄运？中国共产党当初以民主、自由、法治、人权为诉求的目标，迷惑了所有知识份子，但共产党的体质却偏偏缺少民主、自由、法治、人权的基因。天安门惨案是中国共产党最大一次暴露在世人睽睽的注视下，脱下美丽外衣，显示蛇蠍身体。从此，在大陆的中国人将更不相信共产党，在海外的中国人也将再没有左派。十年改革成果，毁于一旦。
中国现在又回归到红色恐怖，又恢复「紫人国」一齐撒尿的时代，前途一片黑暗，但我愿重复一遍《家园》中的话，对中国必须用望远镜看，这次天安门事件势将促使中国产生蜕变，天安门前被摧毁的民主女神，不会只是血泪控诉的国殇，而是一个解除诅咒的契机。
──一九八九？七？
我们到底受了什么诅咒？
香港学生联合会准备把五十年前的一九四七年七月，上海中国学生联合会出版的《向炮口要饭吃》，再版付印，这是一部当年发生在国民党政府时代，全国各地的学生运动，以及国民党政府残酷镇压的记实。从已经褪色的图片中，看到脑浆崩裂惨死的王志德同学，和在寝室里被击毙的黄鸣刚同学，最使我激动的还有刚回祖国求学的台湾青年陈如丰同学。国民党政府军警特务的暴行，一字一字记载分明，每一个字都是一滴血泪。对这部书我乞求你仔细阅读。
就在出版这部《向炮口要饭吃》二十年之前，一九二六年四月，鲁迅先生写了〈记念刘和珍君〉一文，这是一篇当年发生在北京一地的学生运动，北洋军阀政府（段祺瑞执政府）枪杀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刘和珍的记实，它收集在《华盖集续编》，现在，从中摘录几段，同样乞求你仔细阅读。
鲁迅先生说：
「我在（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早晨，才知道有群众向执政府请愿的事，下午便得此恶耗，说卫队居然开枪，死伤至数百人，而刘和珍即在遇害者之列。但我对于这些传说，竟至今颇为怀疑。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
「然而即日证明是事实了，作证的便是她自己的尸骸。还有一具，是杨德群君的。而且又证明着这不但是杀害，简直是虐杀，因为身体上还有棍棒的伤痕。但段政府就有令，说她们是『暴徒』。但接着就有流言，说他们是受人利用的。
「始终微笑的和蔼的刘和珍君，确是死掉了，这是真的，有她自己的尸骸为证，沉勇而友爱的杨德群君也死掉了，有她自己的尸骸为证，只有一样沉勇而友爱的张静淑君还在医院里呻吟。当三个女子从容地转辗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的枪射中的时候，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啊！中国军人的屠戮妇婴的伟绩，八国联军的惩创学生的武功、不幸全被这几缕血痕抹杀了。但中外的杀人者，却居然昂起头来，不知道个个脸上有着血污。
「时间永是流水，街市依旧太平，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至多，不过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的种子。至于此处的深的意义，我总觉得很寥寥，因为这实在不过是徒手的请愿。人类的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但请愿是不在其中的，更何况是徒手。
「我已经说过：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但这回却很有几点出于我的意料。一是当局者、竟会这样的凶残，一是流言家竟至如此之下劣，一是中国的女性临难竟能为是之从容。
「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勇士，将更奋然而前行。」
北洋军阀屠杀学生后二十年，国民党政府屠杀学生。国民党政府屠杀学生后四十年，共产党政府屠杀学生。每一次屠杀的人数，都比上一次多，而且，二○年代屠杀学生，「有尸骸为证」；四○年代屠杀学生，有照片为证；八○年代屠杀学生，却没有一具尸体。中国人民解放军跟国民党军队、北洋军阀军队，最大的不同点是，人民解放军有收尸队的组织。所以共产党政府袁木先生坚决认为没有死一个人。全世界都被这种气不发喘、面不改色的巨谎、吓得目瞪口呆。因为他充份发扬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说谎就是美德。
中国学生联合会成立宣言上的奋斗纲领：「反对摧残人权、屠杀青年，人民有言论、出版、结社、身体等基本自由！」
当初，这正是共产党追求的目标，说明中国人丝毫没有进步，然而，从另外一个角度观察，学生死亡的人数从少到多、从有尸到无尸，似乎也说明中国人进步之速，至堪惊人。
苍天，我们到底受了什么诅咒！
──一九八九？九？一○？台北《自立晚报》
「虽千万人吾往矣」
当大地春回，一片青山绿水呈现人间时，谁都难以想像，就在不久之前，极目所及，还是万里冰封，一不小心伸出五指，都会断裂。
这就是台湾，解严之后和解严之前强烈的对比。现在，九○年代开始，我们身处大地春回的环境，很多年轻人认为言论箝制和思想戒严是不可思议的。但是中年以上的朋友，恐怕记忆犹新，使我们对今天所过的强差人意的太平日子，深知得来不易，而更万分珍惜。也使我们难以掩饰回忆那漫长的黑暗，和在断指裂肤酷冷之下，有一只救难的手，不断悄悄伸出，多少受迫害的知识份子，因此得以重获生命。
这只手，就是《中国时报》。在文字狱如火如荼的时代，报社就好像一个火药库，编辑、校对、作者、排字工友，和报社负责人，每天都在那里猛敲炸弹──一个字就是一个炸弹。随便举一个小故事，作为说明：排字工友一不小心把「中央」排成「中共」，校对职员又没有校出来，就至少会有两个人要判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编辑和作者更随时都会被炸得粉身碎骨，没有一个人敢为这些毫无保护的知识份子说一句话，反而更有一些人（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也是知识份子），为了表演忠贞，还要落井下石。
在这个畸形社会中，当一位陷于恐怖的知识份子，走投无路，台湾虽然报社林立，也只有《中国时报》肯给他一份工作，或肯给他具体帮助。当一位编辑被治安单位「约谈」，全家战栗时，余纪忠先生总是要求把「约谈」的地点改在报社，希望扭转扣押的情势。正是因为如此，《中国时报》跟若干掌握权柄的大人物之间的冲突，日益升高，当然引起同样日益升高的打击。最严厉的是一项发生在不久之前，迫使美洲《中国时报》关闭，一位当时还炙手可热的先生，誓言：「《中国时报》连一分钱都汇不出去！」于是，在美国销售量庞大、代表国家言论自由崭新形象的这份华文报纸，就这样的被活活扼杀。写到这里，为这个从黑暗中走过来的国家，兴起无限悲叹。
我不愿故意不提我自己的亲身遭遇，当我经过十年牢狱之灾，于一九七七年出狱后，台北像一个冰窖，人们都把我视作有辐射线的蛇蝎，我十分孤独、恐慌，也只有《中国时报》邀我出席那一年的作者联谊会，在冠盖云集的大厅中，余纪忠先生突然宣布：「我们欢迎柏杨归队！」这是我的殊荣，我感到人生充满温暖，那只一直照顾知识份子三十年的温暖的手，正向我伸出。接着，《中国时报》开辟了〔柏杨专栏〕，「一个政治犯竟跃登全国第一大报的版面，立即引起激烈的反弹，起初只是文字攻击，后来有一次警备司令部召开的文宣会报上，一位在大学当系主任的教授，曾向最高治安单位指控《中国时报》「别有居心」。这对稍后的美洲《中国时报》的扼杀，有血缘上的关系，使我对《中国时报》负疚良深。
现在，多少报纸都在自诩他们力持正义，天下第一无畏，但人们不会忘记腥风血雨的漫长黑暗日子里，只有《中国时报》冒着不可测的危险，给知识份子一盏明灯，和一份温暖。这需要智慧，也需要道德勇气。记得当年围剿《自由中国》杂志时，台北《中华日报》社长曹圣芬在社论中大吼说：「虽千万人，吾往矣！」雷震先生在社论中嘲笑说：「背靠权势，虽千万人吾往矣，有什么稀奇！」《中国时报》却是面对权势，虽千万人吾往矣，际此《中国时报》庆祝她四十周年的时候，借此一角，写出我的感受，献出我的感谢、祝福。
──一九九○？一○？二？台北《中国时报》
蒋家权势消失
台北报纸，刊出总统李登辉谈话，宣布将废止附于《中华民国宪法》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这是一件大事，但舆论的反应与其说并不热烈，不如说简直十分冷淡。因为事情发展到今天，好像已走到隧道尽头，光线的呈现，早在预料之中。而且，最近几年以来，这项条款已不能再造成明显而巨大的新的灾害，很多人已经淡忘。法律的要件之一，必须是可能执行，而且有人执行，否则任何法律都不过一张写字的废纸。如果立法机构通过一条法律：咳嗽一声，一律斩首。就等于没有通过，因为不可能执行，也没有人执行。《临时条款》经四十年的奋勇喋血，时至今日，已进入不可能执行和没有人执行的老境。即令不废止，也等于废止。只不过在法治时代，大家需要公开的和合法的废止程序。
没有人因《临时条款》的废止而欣喜，理由如此简单。但回顾前尘，内心充满的却是啼笑皆非和无限伤感。几乎从懂事的日子开始，我就听到「《宪法》是国家的基本大法」等等智慧的语言，对《宪法》充满尊敬。而在本世纪（二十）五○、六○年代，更常听到当时总统蒋中正信誓旦旦的保证：「我把这部《宪法》带到台湾，也要把它带回大陆！」听到的人以及稍后在报上、书上看到这些话的人，无不动容。我想我有天生的非坐牢不可的命运，一种无可奈何，与生俱来的质疑性格，使我总是不能顺着吠声也吠，曾经向朋友提出抗议：「他在说谎，他知道他带不回去！」根据历史推演（似乎是历史最重要的功能之一），有三大例证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