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龄最高的人瑞，也不过是居住一百二三十年的过客而已。所以我们不能因为我们是过客，就糟蹋这个家园。很多人常说：我们要把资源留给子孙，使他们有时间在资源耗尽之前，发明或发现新的资源。这是一个十分激情的口号，问题是，难道没有子女的人──像一些光荣的独身者，就可以理直气壮的摧毁这块土地？爱，不应仅从功利观点出发；因为，爱，就是我们追求的最高情操。在假日郊游的山麓水畔，虽是数个小时的过客，也不应该把垃圾抛入溪流。在公共汽车上，虽然是十数分钟的过客，也不应该把椅垫割破。不为别的，只为我们内心的爱，这是一种强大的能力，和高贵的行为。虽然，我们用情绪的话去唤醒人们的良知，但我们却一直希望诉诸理性。因为，高贵的，都是理性的。
这方面的努力，我们的杂文作家，居于主导地位。中国文坛历时四千年，文体数变，而以诗的时代，维持最久，直到二十世纪一○年代清王朝瓦解。接着是「赋」，自汉王朝维持到大分裂时代结束，有六百年之久。再接着是「词」，生命长达三百年，包括整个的宋王朝。骈体文忽兴忽灭，唐王朝后盛行数百字或一两千字的小品文，《古文观止》就是一本重要选集。宋王朝之后，中国文学进入深谷的黑暗时代，直到二十世纪胡适先生提倡白话文，才从恶梦中复苏，大放光芒，小说时代首先兴起。然而，对社会问题，像我们开始讨论的主人和过客的问题，爱护家园和土地问题，就必须迂回的透过小说发展。鲁迅先生用随笔形式，强烈的表达他的爱恶悲喜，杂文时代遂告来临，在三○、四○年代，像疾风暴雨一样，横扫全国。但真正被政府官员认同它威力的，还是五○年代的台湾社会──非常有趣的是，杂文在台湾蓬勃之时，在大陆反而被完全压制绝迹。
本书网罗了台湾和国外所有主要的作家，和他们笔下的抗议。抗议本是消极的，但在现代的时空中，抗议有它的积极意义，那就是，让我们这些在人生旅途中停下来暂住的主人，和久居的过客，同爱我们的土地──我们走到哪里，哪里就是我们珍惜的家，在台湾如此，从台湾移民到美国也如此。
当本书付印之日，先向本书每一个作家──几乎全是老友，一一致敬，他们虽然已没有坐牢的危险，但仍冒着其他危险，而鼓励支持他们呐喊的，是无畏惧、丰富的爱心。贡献是辐射性的，台湾全体居民，欠他们的太多。再向吾友向阳先生，表达谢忱，没有他在百忙中帮助我收集资料，我真没有能力承担这份荣耀的编辑工作。更向发行这套丛书、工人出身的作家杨青矗先生，献上祝福，他的开阔心胸中，没有留下灾难的阴影，使他对社会仍那么关心。
杂文的力量汇集在一起的时候，匕首就成了长矛，我们的长矛不是杀开一条血路，而是挑起一盏明灯，大踏脚步，闯入黑暗，驱逐黑暗，使光明得以普及。
──一九八六？九？高雄《民众日报》
附记：为杨青矗先生主编的《台湾是谁的家》所写序文。
驶出救生船
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一直争辩一个问题：「怎么才可以救中国？」答案纷纷而至，有的认为「教育才可以救中国！」有的认为「政治才可以救中国！」有的认为「经济才可以救中国！」然而，救了一百余年之久，中国沉沦如故，中国人的愚昧、苦难如故。因为不管教育也好、政治也好、经济也好，都不过是条救生船，任何救生船都可救中国，但必须有先决条件，那就是：它必须是一条划得动的船。
怎么才可以使救生船在酱缸中划得动，只有一个方法，那就是：中国人需要更多的真话。没有真话，救生船再华丽、马力再大，都寸步难行，就成了废船。如果教育、政治、经济，本身就靠谎言──你骗我、我骗你维持，不但救不了中国，甚至还可能把中国拖沉，万世不得翻身。
真话，是动力之母，对朋友如此，对社会国家，更是如此。一九八六年已经过去，我们把一年来全国发表过的杂文，再度选录成册，篇篇都是真话。我不敢说全国杂文精华尽集于此，但我敢说全国杂文精华百分之九十尽集于此。对沧海遗珠，只有自责疏忽，然而，对我们社会拥有这么多促使进步的能源，深感兴奋。
一个人是否健康，一个国家社会是否健康，真话，是一个寒暑表──不能想像秦桧先生会告诉你他心里真实的想法。我们用真话驶出救生船、用真话击破黑暗。我们对说谎的人唾弃，对说真话的人，致无上尊敬，并虔诚的向读者先生推荐。
──一九八七？三？七？
附记：为杨青矗先生主编的《谁在说真话》所写序文。
品质，是千秋大业！
当《资治通监》第三十六册译完之后，三年前刚刚动笔时的情景，如在眼前。三年来，我的天地就只是一张书桌、一支原子笔、一叠稿纸、一盏孤灯。从早上坐下来，直到深夜，除了吃饭或去洗手间，很少离开这个渺小的世界；困倦时，就靠在椅背上打盹；如此，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可是，眼看到历史上那些被艰涩的文言文尘封的千万人物，在现代语文帮助下，变得栩栩如生，跟着他们的生离死别，而欢笑、而愤怒、而悲哀、而落泪，有说不完的感触，涌上心头。
没有读者先生的信任，参与长期订阅，这种分册出版的方式，根本不可能。然而，有两件事使我辜负读者先生的期许，深感惭愧。一是：三十二册之后，竟不能逐月准期出版，世界上再没有一个人比我对脱期的事，更心如火燃。然而，长久的体力透支，到了后来，突然感到一种怎么休息都不能复原的困倦，有时，执行编辑来舍下拿稿，我能在他面前倒头沉睡。不过，我宁可使《通监》脱期，也不敢稍有怠惰。执行编辑告诉我，如果我不再亲自作两遍校对的话，出版就可以正常（每册两遍校对，需时四天，十册不校，就可多出四十天），但我仍坚持自己校对，因为，脱期是一时瑕疵，品质是千秋大业。
第二件惭愧的事，是第三十六册结束时，并没有把《资治通监》译完，而只译了一半。发生这种严重的差距，错误更完全在我。当初暂定三十六册，只是概略预估，想不到把文言文转化为现代语文，对字数多寡，竟无法掌握。举个例子说明：「相对衔持」不过四字，译成现代语文，就成了：「两匹用？绳套头、铁勒锁口的斗马，互相踢腾嘶咬。」足有二十字。开始看到这四个字时，绝不可能精确的预估会膨胀到五倍。而文字翻译，又无法像物理学一样，可以算出一个膨胀系数。除了文字部份，市场上出现「古文今译」的「白话版」，对于古代的文物制度，都是照抄原文，这跟把希腊文译成中文，遇到专有名词都仍保持希腊字一样，读者又如何了解？我把「中尉」译作「首都某某警备区总司令」，职掌一目了然，但字数是原文的五倍。「行台」译作「中央特遣政府总监」，固可明了权力位置，但字数是原文的四倍。中国传统史书最大的缺点之一是：人物都是悬空的，云里来雾里去，所以我尽量增加地图，从每十年一幅，到每年很多幅，只不过希望历史人物有一个历史舞台，使读者先生有立体感觉。而这种种加上地名今注，都使篇幅无法控制──将来，仅只地图，就可出两本单册。而我在绘制地图上，并没有一文酬劳。
请原谅我在致万分歉意的时候，作太多的陈述诉苦，我不是为我辩护，而只是说明今天使我所以向各位读者先生致万分歉意的原因。现在，当我不得不再延续三十六册（三十七至七十二）时，对上述两项原因，已完全消除，第一是，过去每年出版十二册，是一个沉重压力，今后每年三月、十月，我获得两个月的休假，每年只出十册，本身就有缓冲时间，可以保证不再脱期。第二，虽然迄今为止，我们仍无法精确计算出延续的三十六册，一定恰好把《资治通监》译完。但根据过去三十六册现代语文字数，对文言文字数的平均消耗量──每册约消耗原版一三四页左右，则延续的三十六册，就绝对可以译完。如果仍译不完，则多余的册数，我们完全奉送（当然只限订户），不另行计费，如果已经译完，却不满三十六册，则将续译《续资治通监》补充，直到三十六册出齐。
《资治通监》是一部宝藏，唐德刚先生曾指出，如果有人请他推荐必读的中国书，他会「一书定天下」，只推荐《资治通监》。我愿献出我的余年，远流出版公司经理王荣文先生愿献出最大的投资，来完成这部巨着的翻译。当全书完成之日，读者先生，我们会感谢你的支持，同时相信也会得到你的感谢。
──一九八七？四？一七？台北《自立晚报》
书是人生的钥匙
人自呱呱坠地之后，一生将经过很多很多道的门，包括升学、就业、感情……的门，他都需要一把万能的钥匙来打开这些门。
在西方，一般人认为：小时候，母亲是我们生活的钥匙；长大之后，上帝是我们困难时候的钥匙。因此，无论在心灵上、工作上面临困境时，只有母亲和上帝能够帮助我们，成为精神上的支柱，我们就可以闯过难关。
在中国历史上，我们可以发现很多人往往会面临到「呼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的时候，这时候，母亲和上帝都没有办法帮助我们，只有书是一把万能的钥匙，它能帮助我们打开困境之门，产生智慧能够让我们明辨是非、分别善恶，做最好的抉择。
──一九八七？五？十二？台北《自立早报》
副刊万岁
──一个热情和公正的编者，会创造出善和美的潜力
「副刊」是中国报纸的传统特色，这跟中国报纸的创办人有关；西方各国初期，创办报纸的人不是政治家就是巨商，只有中国，往往是关心国事的文化人，办报目的只不过讨论时政、发表文章，而不是为了发财。这是中国报纸的特殊体质；也造成了副刊的特殊功能。报纸透过副刊，网罗和团结一批新闻界没有关系的知识份子，常看报社举行副刊作者联谊会或座谈会，盛大热烈，便想到李世民大帝的两句话，当他登上殿台，接见那些文质彬彬、鱼贯而入的进士们时，不禁高兴的说：「天下英雄，都入我彀中。」
报纸和政府不同，它并没有力量控制所有知识份子，同时也没有这个必要，它只要能做到一部份，就足以构成影响。事实上文化人对副刊的依靠更深，他们的创作和观念，藉着报纸的广大发行量、和读者见面。除了这些，副刊的主要功能，在于办到正规新闻办不到的事，开拓新的读报人口。当世界资讯传播日益方便之际，各报逐渐千篇一律，要想得到独家新闻，非常艰难，唯一与众不同，可以吸引读者的，全靠副刊。
台湾自四○年代以来，报纸是传统的报纸，副刊也是传统的副刊。但在争取言论自由、政治民主上，却扮演过主要角色，很多军事法庭判刑的「叛乱犯」，都是在副刊写文章的作家，这使我想起一九六八年，我就是在《自立晚报》副刊编辑座位上，被逮捕入狱。
在我入狱后不久，副刊不久就发生变化，七○年代，高信疆先生主持《中国时报》副刊，那是报纸副刊的震撼力达到颠峰时期，他把副刊的静态性，化为动态性，密切的跟文化活动配合，而且提出一个崭新观念，他说：「如果使文章的影响力更大，为什么不能把作家明星化？」我那时正在坐牢，在牢房中已看到作家个人的以及家属的照片，纷纷在报上刊出，打破作家陈旧的故步自封观念，扩大读者对作品接受的程度。
我离开自立报系已二十余年，但它好像我的娘家，有一种眷恋之情，我出狱后的两任副刊编辑；向阳先生和刘克襄先生，都是我的好友，而他们所面对的困难，虽不是政治迫害，但却是另一个课题：如何创造出独特的风格──更广阔更精致的风格。在我当副刊编辑时，报纸有竞争，副刊没有竞争。而现在，副刊也有竞争，而且日渐激烈，如何帮助报纸集结知识份子，如何传播自由、和平、平等、民主观念，如何反应读者的心声，比从前更要难以完成。
不过，挑战性越强，成就也越有意义，文明是一滴一点累积的，一个热情公正的编者，会创造出善和美的潜力。我用这句话，作为《自立晚报》副刊诞生祝福。
──一九八七？一？二十一？台北《自立早报》
言论自由绝对可贵
今年（一九八八）台北敦理出版社发行的《现代批判文存丛书》，晋入第三年头，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