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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言万语，都无法使江南复生，所以，对蓉芝任何安慰的话，都是多余的。唯一的感受是，又一场悲愤，悲愤文化人的凄凉，虽在万里之外，都难逃毒手，更何况咫尺境内？我祝福江南安息，但他又如何能安息？在暮色中，我们离去。可是，江南，我除了祝福你安息外，又能祝福什么？门外寂静如死，水涯粼粼如昔。我比江南大十三岁，少者先亡，老者何堪！谁又能预卜谁是什么结局？苍苍者天，曷其罔极！成诗数行，焚化呈献。
枪声三响撼金山 我来湾北哭江南
陡觉浑身如泼水 顿惊亡友已入罐谭
骨灰盈掬枉成泪 音容仍在化作烟
香火两支献灵上 痴望归魂立窗前
书生爱国非易事 举笔方知人世难
身陷诛杀皆不晓 恩怨亲仇都茫然
昔日曾蒙伸援手 而今我愧报如泉
从此永诀幽冥道 悲君自悲独扬帆
──一九八四？十二？二七？台北《向前看杂志》
悼海外文艺孤军
生活在乱世流离的人，求生是务，无暇知道文化的宝贵；生活在安逸富足的人，名利是逐，无心发现文学的动人。普遍的现象如此，无足为奇。在海外每次遇到华人同胞，纵然他们已入了外国籍，但血管里却流着中华人的血，看到他们对国家的热情，对民族的向心，就像赤子投奔慈母的情怀，给我很大的感动。他们的祖先，颠沛流离，在陌生的异乡，赤手空拳奋斗创业，今天在异地已根基稳固，步入康泰。而上述那两种求生逐利的现象，却都不适用他们身上，这可以从海外华人对文化事业的热情上看出来。
和王国栋先生缔交，是在两年前菲律宾华人组成的「耕园文艺社」，回国访问的聚会上，国栋以「耕园」园长身份，带领一群爱好文艺的华人朋友，和台湾文艺界的作家做一次联谊。我们一见如故，那时，国栋英气勃发，豪气干云，说起话来，两眼奕奕有神，真情流露。谈他两年前在菲被歹徒绑架勒索的险遇，谈他对华文文艺的热忱抱负，一心要发扬中华文化于海外的壮志。他回去后，不久，我不断接到他寄来菲律宾的华文《联合日报》，看见他出钱出力，支持「耕园」副刊的成果，也因而结识了常在上面发表作品的朋友，如林骝、庄子明、艾若、亚兰、丁鳅、林泉等人，更由此而认识他的夫人，笔名小华的陈琼华女士，她的文才，加上画笔，都常常出现在「耕园」的版面上。因此知道他们夫妇，是一对志同道合的伴侣。想到台湾艺文圈中，也有几对夫妻档的副刊主编，但国栋夫妇在文艺工作上投注的心力，比他们要艰苦十倍，因为菲律宾是英文世界，国栋夫妇是一支文艺孤军。另外，《菲华文坛》季刊，在国栋的主催之下发刊，不但网罗菲律宾华人的文艺人才，还吸收了不少海外各地优秀作品。对他从事文艺工作的热诚，能够在经营庞大的事业之余，热心推动文化的表现上，我深深领悟到，他实在是中国海外知识份子的典型。为他绵绵不绝对国家民族的一份系念，为他对文艺工作的执着，致上敬礼和感谢，也使我更坚定我在国内写作的长路之旅。
国栋每次来台湾，我们都设法相聚，有时他来家中吃便饭，有时到咖啡馆聊天。可惜我不能饮酒，他却海量，看到他正值壮年──他比我年轻十多岁，纵酒论文，我只有烟不离手，在一侧欣赏。有次酒间，国栋天真的要我写几个字送他，我的字向来是排字先生们最诟病的，竟然蒙他宠眷，然而，我实在羞愧不能提笔。去年（一九八四）夏末，我们夫妇应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之邀，赴美一行，行前接到国栋的信，信中，他引用台湾一位作家对我的批评，说我这个人：「热过了头」，但，也正因此，他视我如兄长，而我这个被他肯定热情的人，竟然把回信延搁到三个月，直到年底从美国回来，也终没有回覆。
事情是这样的凑巧，那天，清晨，香华替我整理案头的信稿，特别提醒我要赶快回国栋的信。熟料，当天黄昏，小友许露麟从我们碰过面的茶艺馆五更鼓，打了一个电话，告诉我们，国栋因罹胃癌，猝然逝世的噩耗，我们夫妻顿时呆住，不知所措。
我生平最服膺孙观汉先生一句话：「好话不要留到人去后才说。」但是，这句话，我竟不能在国栋身上履行，实在是，国栋和我海天远隔，而造化弄人。平时，国栋看来身体健壮结实，又值英年，总觉得来日方长，友谊可以像醇酒，愈久愈芬芳。国栋得病，我远在美国，无由得知。国栋逝世，我又不能亲临祭悼。总之，一切是太迟了。我把要说国栋的好话，搁得太久了，一念及此，更增悲痛。
现在，我顾不得字迹的拙劣，把我想念国栋的话，及悼念国栋之情，写出下面两行字，呈献在国栋灵前，冥冥中有知，请接受我补过的心情：
知己未尝衔杯酒？欢情？一任长逝
文章永在垂千秋？盛事？何有已时
──一九八五？四？三○？台北《自立晚报》
悼蒋经国
当总统蒋经国先生逝世消息传出时，我感到很大震惊。
四○年代前后，我认为政治民主、社会层面多元化是全国人民获致福祉的主要动力，我曾经当过蒋经国先生的部属，在工作上，他是我的直属长官，我强烈相信他会带领国家走出险滩，也强烈相信他有接纳一个知识份子对腐败官僚体制，和对社会黑暗作不平则鸣的胸襟。然而，我错估那种没有制衡的权力所造成的形势。也或许是，双方都还没有成熟。结果，我付出代价，被捕入狱。
然而，八○年代以来，台湾经济迅速成长，尤其最近两年，政治改革加紧脚步，至少有三项重大突破：一是解除戒严，一是容忍反对势力组党，一是开放前往大陆探亲。突破外在的防线易，突破自己的格局难，蒋经国毅然做到，他有这种见解、这种勇气、这种气度，说明他的杰出。中国历史上政治领袖群中，很少像蒋经国这样，终于从迷途中归于明哲的例证。盖棺论定，我对蒋经国，持肯定态度。
当前任总统蒋中正逝世时，政府为了哀悼，全国囚犯曾获得减刑。我愿政府在哀悼蒋经国时，能完全释放仍在狱中所剩寥寥无几的政治犯。而且盼望，因政治理念不同而入狱的现象，从此永成陈迹。
蒋经国的逝世，以及他在政治上的开放措施，都在庄严的显示：把国家命运交给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甚至一个党的时代，已经结束。我们应认为：蒋经国留下来的是民主开放心愿，继任总统的李登辉先生，所负的责任将更沉重。
今天，是一个悼念的日子，也是一个盼望的日子。我们衷心祝福蒋经国家属平安，更祝福我们全民应更加强并提升现在这种前所未有的经济的、政治的、以及文化的成果。
──一九八八？一？十五？台北《中国时报》
为父立碑
这里安葬的是郭学忠先生及夫人，也是我的父母，我没有见过母亲，但父亲于一九四○年在这里入土的时候，眼看灵柩冉冉下降深穴，我曾抢地痛哭。而今，大姐育英、二弟德漳，均已病故，大妹育俊、三弟德洋、幼妹育杰，不知流落何方，音信全无。事实上我非长子，长子汴生，幼年早夭，可惜我记忆模糊。已逝之人，当在地下见父。未逝之人，凭墓哀悼。我于一九四九年远移台湾，将来也葬台湾，子孙永难再归故土。父死之年，五十有七，儿今已六十有九，为我父立此一碑，如果幸得保存，作为海峡两岸郭门一线相牵，血浓于水，但愿两地后裔，相亲相爱。一九八八年二月
附记：一九八七年，台湾海峡封锁禁令解除，两岸于隔绝四十年之久之后，恢复来往。唯恐再生骤变，匆匆在父墓之前，建立此碑，由长女冬冬，购买最好石料，聘请最好书法家及最好石工。迄今又复一十四载，云天相隔如故，人事也呈凋零。所幸弟妹均已觅到，和平已固，深为庆幸。
一点感激情 化成几行字
──出狱后第一位朋友冯志翔
当冯志翔先生逝世的消息传来时，我惊呆了，我不相信这是事实，但它竟是事实。
一九七七年以前，我不认识冯志翔，冯志翔也不认识我。人一到了老年，便很难建立纯洁的友谊。一九七七年第一次见面，我将近六十、他七十岁，我把他当作兄长和长辈，他把我当作一个老弟，迄今十年，我们的友情日增，成为莫逆，并共同度过一段低潮的日子。主要的原因是，他那个湖南骡子，和我这个河南驴子，有一种惺惺相惜的共识。我有一种天生的「犯上」性格，朋友们对我跟冯志翔相处得那么无间，深感惊奇，因为不知道我所犯的「上」，都是一些草包的「上」；对值得尊敬的「上」，我心悦诚服。
一九七七年三月三十一日，台湾警备总司令部保安处副处长萧桃庵先生到我被软禁的绿岛指挥部，下达释放令，把我接到台东。在台东住了一天，第二天，四月一日，飞回台北，萧桃庵先生诚恳而温和，在我心情平静时，告诉我说：「上级给你安排一个新工作！」这消息对一个惊弓之鸟来说，犹如一声霹雳，因为一九七六年三月七日坐牢期满时，上级也是在安排工作名义下，把我软禁了一年零二十六天。萧桃庵先生大概看出我面色的惊恐，安慰说：「这次安排跟上次安排不同，是一个研究机构！」我说：「我在绿岛指挥部的名义是『看管雇员』，这次不过仍是『看管雇员』罢了！」萧桃庵说：「这一次不是『看管雇员』，而是『研究员』，我明天就把聘书送来。」两天之后，萧先生送来一纸「中国大陆问题研究中心」的聘书，当时我唯一的想法是：等到时机成熟，就会跳出牢笼。
不久的一天下午，中国大陆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冯志翔先生忽然出现在我住的地方，当时我借住在老友罗祖光台北敦化南路的汽车间，以一个单位主管亲自拜访一个刚出狱的部属，使我深受感动，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奠定了日后的友谊，也使我在准备随时一走了之的「研究中心」，一待就踰十年。冯志翔先生是新闻界老兵，他感情丰富、率真，还有一颗童心，好恶心明显而又强烈，为他自己找了不少麻烦。但也因为如此，使我们更相接近。我从到中心的第一天起，就一个办公室接一个办公室介绍国民党特务的奇行，冯志翔先生是国民党忠诚党员，但他从不阻拦，他说：「我知道你受了很多委屈！」有时他还常常幽默的大声叫：「共匪柏杨，郭匪衣洞！」我曾经想印一张名片，官衔是「匪谍！」冯志翔先生主张应加一个「前」字，他说：「这才合法。」
我跟香华结婚时，距我出狱才十个月，既没有钱办事，又没有人办事，加上我对睽违十年之久的台北，感到陌生，冯志翔说：「你不要管，除了新娘外，大小事都包在我们研究中心身上。」果然，我成了旧式家庭办喜事的新郎一样，真的什么事都没有操心。但我最大的麻烦还是出国问题，经过多少次被警总拒绝之后，一九八○年，新加坡《南洋商报》邀请访问，冯志翔先生再一次投身于他所戏称的「柏杨出国战」。当一切绝望时，他告诉我：警总怕的是：柏杨逃到大陆，冯志翔说：「我用身家性命保证他不会逃往大陆。」又说：「我告诉他们，逃走就逃走，台湾少一个柏杨，难道就死！」最后还是由中国大陆问题研究中心用正式公文呈报给国民党大陆工作会，转呈给当时的秘书长张宝树，再面报当时的主席蒋经国，才算批准我出国。记得那一天代表警总往绿岛接我回台北的萧桃庵先生还特地请我们吃晚饭，把护照交给我，教我「体会国家多难，慎言、慎言！」我对冯志翔先生这份艰辛，永记在心。
可是，我身份证职业栏有「研究员」记载，旅行社警告说，香港恐怕不会签证。我立刻向冯志翔先生请求辞职。冯志翔先生说：「你是『看管雇员』，怎么能够开溜？这样好了，准你辞职三天。」于是给了我一张辞职证，让我注销原来记载，改作「无业」。对一个正式机构而言，如果没有深厚的感情和泰山般的肩膀，不可能做出如此巨大的担当，所以当我们以后感情更厚时，他就时常威胁我要把我开除，他笑着说：「那张离职证明可是算数的。」
然而，大陆问题研究中心不久就窝里斗，夺权派为了加重对冯志翔先生的打击，四下控告，其中严重的一条就是：「包庇分歧份子柏杨。」我向他建议，用公函把我送回台湾警备总司令部：「查柏杨初是匪谍，现在又兼分歧份子，不敢包庇，送回查收。他说：「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