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家全族都要赔上老命。又有哪个正义之士，敢龇牙说一声「皇帝无行」乎哉。同样一件事，没当官的知识份子做啦，正义之士就哇啦哇啦，拉起来嗓门叫曰：「文人无行呀。」可是皇帝老爷做啦，正义之士的嘴巴里就像塞了一根香蕉，连哼哼都不敢，只敢铁证如山的喊「皇帝圣明」。面对着没有甲壳的裸体动物，义愤填膺，「虽千万人，吾往矣」。不但安全，而且还可以烘托「俺奴家可不是那种人」。如果一时把握不住，面对着九五之尊，「虽一个人，吾往矣」。恐怕一往不返。悲哉，发生在有权势的知识份子身上，丑闻会自动的化为佳话。发生在没权势的知识份子身上，佳话会自动的变成丑闻。
除了「文人无行」，还有「文人相轻」。这个疮疤的发明人我们可是知道的，他就是身为皇帝老爷的曹丕先生。曹丕先生的话，有他的根据，但问题也就发生在这里，一个动物学家曰：「蝴蝶是有翅膀的。」门徒们遂闭着眼睛一口咬定天下只有蝴蝶才有翅膀，但有翅膀的动物固千千万万也。文人固然相轻，可是医生就不相轻乎哉，教习就不相轻乎哉，商人就不相轻乎哉，当官的就不相轻乎哉，司机就不相轻乎哉，工程师、科学家、电影明星、开饭店的，都不相轻乎哉。柏杨先生最近想装一个小铁窗，以防贼老爷光临乱俘，当时就有三家铁匠老板，把对手褒贬的一文不值。连巷口磨剪刀的老张，就没把另一位打游击磨剪刀的老王，放在眼里，认为老王半路出家，是一个大大的外行，连刀刃上的薄钢都磨光啦，呼吁我们这一带亲爱的住户，不要上当。
古人曰：「同行是冤家。」「冤家」的情调，似乎比「相轻」要严重的多，可是正义之士却不敢碰冤家，只敢乡下佬吃柿子，专拣软的捏。没权势的知识份子没有保护自己的甲壳，只好被捏。被捏的结果是，「相轻」也就成了没权势知识份子的注册商标，动不动都会有聪明才子，掀起盖来让大家瞧瞧。中国的艺术批评，包括文学批评，以及严格的批评态度，始终无法建立，原因全出在这个注册商标上。你只要胆敢批评某一幅画或某一部书，对方只要一句话就可一手遮天，先作心平气和状，然后悠悠叹曰：「这不过是文人相轻罢啦。」一切公论，全付落花流水，甚至还可能惹得一身羶腥。
问题是，偏偏也有不相轻的。夫一个真正的作家──不是妒火中烧的作家，他实在没有时间去轻视别人。然而，在「无行」和「相轻」两块巨大的夹板之下，没当官的知识份子，遂倒了八辈子楣，连走路都得小心翼翼，不敢碰一个石子，否则正义之士和文坛打手，前击后攻，无不大败。
不过，时代已大大的不同，教育普及的结果，人人都成了知识份子。柏杨先生的一个朋友，老年丧妻，想找一位老伴，共度残年。有些朋友建议他最好找一位不识字的婆娘，以免她阁下挑三嫌四，胡思乱想。朋友辛辛苦苦找了几年，不得不悲哀的发现，要想找一个不识字的，可真不容易。这年头连五六岁的娃儿，用注音字母写起信来，都长篇大论。
每一个人都是知识份子，知识份子就特别不起来，不能构成一个阶层。当官的知识份子既非荣耀不凡，不当官的知识份子就没有资格被封为「文人」。在私人公司当绘图员的博士，在计程车上当司机的大学生，你总不能说他们是文人吧。嗟夫，教习就是教习，作家就是作家，「文人」跟「进士」一样，早已绝种，所以，这个法宝最好少祭，动不动就念念有词的正义之士和文坛打手，就得先把自己的尾巴夹起来，才不会被别人踩的哇哇叫。
恶补大国
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和最多的补习班
任何一件存在事物，都有它存在的社会条件。有了这些条件，它一定诞生，一定成长茁壮，搬块大石头压也压不住。没有了这些社会条件，你就是敲锣喝道，它还是不出来。君不见到处都有美容院乎，鼓其如簧之舌，保证满脸皱纹的阿巴桑，只要花上几两银子，被它那么一搞，立刻就千娇百媚。柏杨夫人前些时忽然冒出返老还童决心，不断向我伸手。而我是视钱如命的，岂肯乱用到那些骗子婆娘之手，柏杨夫人嚎曰：「老头，你不愿你老婆如花似玉呀。」凭天地良心，天下那有丈夫不愿自己妻子如花似玉的哉，不过据我的考察，就是把五十吨的蜜死佛陀堆到柏杨夫人头上，恐怕她阁下也如花似玉不起来。但是她老人家仍是往美容院猛跑，我虽然引经据典，并且弄了些洋书和洋大人的名言隽语，以张声势，结果她老人家猛如故。一年下来，尊颜未改，而我的稿费单却常常失踪，良堪痛心。
于是柏杨先生发现，世界似乎只有美容院，却没有丑容院，不禁恍然大悟，假使有位学问庞大的朋友，在台北开一家丑容院，宣称用不了十分钟，就能把一个如花似玉变成一个阿巴桑，恐怕能把他这个老板饿的死去活来。这道理连三岁娃都知道，人有爱美的天性，不但女人有爱美的天性，男人爱美的天性更为勇敢，所以女人为了漂亮而花再多的钱，臭男人都付得起。这种形势，连飞机大炮都挡不住。那也就是，如果开了丑容院，同样的，用飞机大炮，也不能把太太小姐轰进去。
恶补──恶性补习，也是如此。记得三四年前，或五六年前，某报社论突然宣布我们是「文化大国」，可惜自从猛叫了那一声之后，除了柏杨先生印象深刻，忍不住偶尔响应两句之外，已没人再提，大概是不好意思之故。我想，文化大国似乎太谦，事实上我们是「恶补大国」，台湾补习班之多，补习班之大──高楼巨厦，冷气电梯，以及教习待遇之高，使有些官办的学堂，黯然失色，补习班老板一个比一个阔，有的脑满肠肥，有的身揣绿卡，有的远在加利佛尼亚海滩，别墅焉、地产焉，好不风光。而一些「恶补大王」型的教习，更是身价非凡，柏老就有一位朋友，身在台北，每星期去台南一天，由台南补习班致送往返飞机票，早上呼呼飞往，晚上呼呼飞返，机场有人恭接，休息有高级旅馆，虽阿拉伯王子下东洋，也不过如此，好不羡煞人也。
但各位读者老爷千万不要认为这也不错呀，补习班真是尊师重道。事实上补习班完全是一个现代化的商业机构，在这个现代化商业机构之中，财神高高在上，既没有「师」，也没有「道」，所以也就根本无法去「尊」，更无法去「重」。补习班里只有「推销员」和「主顾」，推销员是教习，主顾是学生。也可以说，补习班就是马戏团，教习就是小丑，学生就是观众。你能招徕观众，你就是大牌红星第一等角色，不要说坐飞机，就是坐火箭，老板也千肯万肯。可是一旦你黔驴技穷，不能叫座，或年老色衰，门前冷落。彼时也，别说坐飞机，你就是甘愿坐钉子，老板也没钱买。
半年之前，一位回国不久，在某大学堂教数学的打狗脱，前来拜访，他深知柏老神通广大，拜托介绍教补习班，他是一个老实人，愁眉苦脸曰：「老头，你看我，靠大学堂的薪水，捉襟见肘。」进取之心，人皆有之，我就帮了他一个忙，结果不到两个星期，面无人色的被赶出大门。呜呼，补习班的教习，跟一般学堂的教习不同，学问大不值一个屁，主要的必须能招蜂引蝶。学生跟教习之间，既没有师生名份，更没有师生感情。普通情形之下，银货两讫，交易而退，谁也不欠谁的。盖学生老爷没考上联考，掏出银子，来收买两套本领，准备再干，如果教习不能卖给他两套结结实实的考试功夫，学生们总不能让银子泡汤，当然拍拍屁股就走，去别的店铺，打听有没有更好的货。嗟夫，学生就是饭碗，饭碗生脚，教习能不生脚乎哉。
补习班老板，把教习当作摇钱树──对不起，越比喻越不像话，这当然不是说你阁下，请别多心。而只是，谁能为他摇钱，谁就是活宝，恶补老板抢着重钱礼聘，活宝一咳嗽，老板就掏阿斯匹灵。如果摇不出钱来。就是爱因斯坦先生也不行，两节课下来，一看你讲的不见得抓住联考题目，学生立刻散了一半（没全部散掉已够面子啦），老板的脸色就像刚挨了破鞋底，如果再不知趣，第三堂仍敢走进教室，那恐怕真是世界上第一流胆大包天的冒险家。
补习班里，一切都是买卖，而且是无情的买卖，学生跟教习之间冷若冰霜，老板跟教习之间也冷若冰霜，而教习跟教习之间，同样冷若冰霜。柏老曾参观过台北最大的补习班之一，看到下课时的奇景，不禁吓了一跳。诸教习像沙丁鱼一样的挤在休息室，乌黑一片，却鸦雀无声，大家面目痴呆，精疲力尽，互相间不交一语，不但谁也不知道谁姓啥，简直是谁也不知道谁是男是女。盖正式学堂上课，教习可慢慢的讲，扯扯闲话，发表发表属于自己的见解，训训学生出口自己的闷气，而补习班却是严阵以待，教习必须使出浑身解数，真刀真枪，一有冷场，就要卷铺盖，话题稍离考题，也得卷铺盖。严格说来，挣那份银子可真不容易，那不能称之为教书，只能称之为拚命。下得课来，自然奄奄一息。
有些恶补大王一星期能教五十六小时的课，不分昼夜，埋头苦讲，连星期天都不休息，目的不是「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乐也」。而是奋不顾身的赚钱，于是，台湾的教习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恶补教习，小焉者生活宽裕，悠哉悠哉。大焉者除了没有私生活，没有人生的情趣外，其他应有尽有，汽车焉，洋房焉，有的甚至跟恶补老板比美，此乃第一等人物，使人起敬起畏。另外一类就不必提啦，只靠固定薪津的正规教习，面有菜色，迂不可及。
──其实当教习的，还有两条大路发展，一是搞上一个有钱或有权的腿抱之，弄个顾问、委员、董事、监事之类的名堂，一旦奉命，立即提笔上阵，搬出学术理论来支持大亨怎么搞都是正当的。另一是钻个官做做，「学而优则仕」，中外如此，谁也没啥可说。
问题是，教习老爷岂真愿当恶补大王哉，乃不得已也，现在的待遇，初级中学堂的教习，每月大约六七千元。高级中学堂的教习，每月大约八九千元。大学堂的教习，每月大约一万余元。我们说「大约」，因为教习每月到底多少钱，谁也不知道，教习自己也不知道，恐怕请主计会计的朋友张口，也一言难尽，盖数目无几，却名目繁多。倒转过来说，虽然名目繁多，却数目无几。生在笑贫不笑娼的工商社会，五口之家，真得有点挺劲。要想进一步的温饱──台湾亚热带气候，夏天长而且热，应该改为要想进一步的凉饱，如买个电风扇，或雄心万丈，买个二手货的冷气机之类，既然没有别的妙法，只好乞灵于恶补矣。
学生老爷恶补的唯一目的是考上学堂，教习老爷恶补的唯一目的也是使学生老爷考上学堂──学生老爷必须能考上学堂，教习老爷才有钱可拿。补习班老板好像月下老人，把双方撮合在一起，两情相愿，各取所需。跟美容院一样，有它存在的社会条件，再大的力量都无法把他们拆散，更阻挡不住它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
三大考场舞弊案
希望中华文化在考场舞弊案的处理上，复兴复兴。
恶补的历史，可谓古矣，却在今年（一九七八）出了可大可小的纰漏。台北市培元补习班，在戒备森严的联合招生委员会中，来一个钱能通神，弄到试题，该补习班的学生老爷遂有福啦。当事情喧腾之初，联招会官员怒发冲冠，一推二六五，咬定试题没有外泄，凡说外泄的，都是恶意中伤兼包藏祸心。这是传统官场中的「摀粪缸盖」绝技，啥事都承认，就是不承认错误，对任何批评，就跟刺蝟一样，自己先行口吐白沫，针锋森森，教人不敢张嘴。不幸的是，这次没有摀好，被查出了真赃实据。印刷厂小小的吃了官司，培元补习班悻悻的关了辕门。硬嗓子的官员，则竹报平安。事态如此重大，处分却如此稀松，于是国人大惊。
这使我们有勇气回顾清王朝的三次考场舞弊巨案，三次考场舞弊，分别发生于一六五七、一六九九、一八五八。
一六五七年，南京主考官方猷先生，副主考官钱某先生（名字一时记不起来），二人率领十八位考试官，有志一同，大做买卖。发榜的那一天，全城哗然。一位考生老爷就写了一本《万金记》小说，「万」者，「方」字去一点也；「金」者，「钱」字去一边也，把送贿受贿的种种关节，作详细的描绘。清政府不但没有逮捕该书的作者，反而下令调查，把方猷先生的本家方章钺先生抓到北京。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