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半夜荣归，只见总门大开，一位老奶正安步当车，在巷子里溜狗哩。我进去后，正要关门，老奶曰：「莫关莫关，我自己会关。」我曰：「现在暂时关住，等你溜罢尊狗，只举手之劳，尊府即可打开，如此一直开着，八家马达岂不为你阁下一狗，都要报销乎耶。」她勃然大怒，砰的一声，把门关住。我也大怒，把门打开，瞅了她玉容一眼，也砰的一声，再关一次。
然而最紧张的事件发生在昨天，晚上时分，我有事出去，而一位青年才俊正靠在大开着的总门之上，跟一位窈窕淑女，在那里猛烈的谈情说爱，打死我也不明白，他为啥非靠着开着的门不可，关起来的门照样能靠呀。趁他不备之际，我就把门带住，这一着大概伤了他「死要面子」的优秀传统，在女朋友面前丢了人啦，他跳起来，就要动武。柏老一看情形不妙，立刻采取紧急防卫，从口袋里闪电般掏出──依目前的风俗习惯，理应掏出扁钻的，我既然没有扁钻，所以只好掏出钥匙，再把门打开，以平民愤。
和对讲机风波同时发生的，还有人车之战。这个新社区没有电话，每次打电话，都要千里迢迢，越过马路，到马路对面公共电话亭。这条马路曰「北新路」，即台北到新店的路也，十年前还门前冷落车马稀，而今车马却像尼加拉瓜大瀑布，风驰电掣，简直没有个完。台湾交通的紊乱，司机的英勇，车辆的凶猛，都占世界第一位。有些洋人仅只看了台北市区街头，就血压高升。他如果看了北新路上横冲直撞，每辆车都像屁股后着了火，斑马线、红绿灯，一概不在眼下，恐怕心脏都会爆炸。而柏杨先生的新居，恰恰首当其冲。
话说今年（一九七八）六月三日晚上八时左右，柏杨先生暨夫人，为了借钱，去给朋友打电话。站在北新路跟明德路口，好容易等到车辆间歇，正要举步，忽然间柏杨夫人大叫一声，我觉得右半个身子被猛烈的一拉住，就毫不客气的仰面朝天，后脑勺庄严的攻击地面，发出连华盛顿都听得见的巨响。当时还神智清醒，原来一辆黑漆一团的摩托车竟然在慢车道上靠左行驶，把我撞翻了之后，扬长而去。老妻扶我回府，不久就陷于昏迷，恰巧隔壁住了一位医生老奶，前来诊治，看我既没有呕吐，瞳孔也没有放大，嘱老妻安心，但告诫曰：「每半个小时都要把老头叫醒一次，问他一点话，如果神智清醒，就没有关系，如果神智不清，那就要马上送医院，可能是脑震荡。」
如此这般，我躺在竹板床上，每隔一会就被泪流满面的老妻像叫魂似的叫醒一次。一天一夜之后，我才苏醒，除了浑身酸痛，右臂血流如注外，简直跟没有被撞一样。唯一不一样的是，为我出书的星光出版社老板闻讯赶来，一进门看我正在活蹦乱跳，先是如释重负的长长吁了一口气，然后咆哮曰：「老头，你欠我那么多出版税，应该守身如玉，洁身自爱才对，怎敢做出乱撞摩托车之事，你死啦没关系，我的账那里去讨？」又训柏杨夫人曰：「阿巴桑，柏老脑筋不清，还情有可原，你怎么这般糊涂，过马路不拉紧他。以后他有个三长两短，俺一块钱的奠仪也不送。」说罢悻悻而去，我气的一直等他走了好远，才发现忘了向他念三字经。
柏杨先生真是一个老泼皮，屡经大难而都不死。但从此我每次过街，都两腿发软，盖北新路乃化外之路，这一带乃化外之地，车辆闯闯红绿灯、闯闯斑马线，根本算不了啥，而竟然还靠左奔驰，却没有一个人出面干涉，此路遂成为恐怖之路矣。──附带奉劝全国同胞，如果不幸驾莅此路，过街时千万小心，不但要前看、左看、右看，还要往屁股后看。
公寓的总门常开，和恐怖路上的车辆靠左边撞人如撞狗，而且似乎谁也没啥妙法改善，仅这两项奇遇，就够我心跳如捣，想起来向韩韩女士吹牛的那几句话，真想找把小刀把舌头割掉算啦。
反撞大同盟
──我们不敢争取行路优先权，能争取到行路生存权，就心满意足。
柏杨先生对于如何平安的通过马路，一向有高深的研究，铁路平交道旁的「停」「听」「看」招牌，就是我奋斗的目标，每逢带着家人，或陪着朋友，要冒险犯难时，一定再三再四的昭示小心小心，盖据我的印象，如果一旦活活的被撞驾崩，仿效外交家的口吻：「借尸还魂的可能性，似乎不大。」所以戒慎恐惧，夙夜匪懈。想不到自己却首先以身试撞，而且是被一辆靠左逆行的车辆干了一下，实在不能瞑目。
自从六月三日被撞，转眼已一月有余，北新路上靠左逆行的节目，依然如昔。这节目完全是特技镜头，马路上正尘土四扬，眼花撩乱，只见一辆（有时候甚至二辆三辆）车如春水马如龙，英勇杀入重围，杀的行人鸡飞狗跳，正常行驶的车辆，则急刹车的急刹车，干他老母的干他老母，真是惊心动魄。所以如此的原因，北新路一段和北新路二段，快车道跟慢车道之间，有一条高堤线在焉，而快车道中央，也有一条高堤线在焉，车辆要想从右边到左边，往往要前进大大一段，才能找到左转弯的缺口，而慢车道跟快车道之间的缺口，和中央堤线的缺口，又往往前后参差，如果一定依照交通规则，就非要更前进大大的一段不可，与其浪费时间和浪费精力，胆大包天份子不知不觉就发挥了抄小路、走捷径的传统文化，逆流而上。
其实北新路不是唯一的恐怖路，台北另外还有一条恐怖路，专栏作家淼森先生在《中国时报》上曾指出辛亥路充满了杀机，淼森先生曰：「辛亥路的杀机，在于一般驾驶人，对行车道的白实线视若无睹，天天时时，都有驾驶人违规越过白实线，冒犯不得在右侧超车的规定，硬是超车。私家车如此、计程车如此、大卡车大客车如此、水泥拌搅车也如此。驾驶机车的人更是左右突进，成了蛇行抢路的敢死队。」
淼森先生说，他每逢乘公共气车经过辛亥路时，都情不自禁的捏一把汗。嗟夫，淼森先生所见未免不广，如果他有暇在北新路旁站上一站，恐怕用不着捏，汗就能流出一缸。淼森先生是在辛亥路上压死了一位大学生之后，振臂呼吁的，柏老则是在北新路上挨了那么一撞，才拉开嗓门嚷嚷，人地和事件的结局虽然不同，但悲从中来固一样的也。而北新路上的那种「迎头干上」的表演，却是辛亥路上所没有的，看起来北新路的杀机更重。观世音菩萨从灵山雷音寺下望，只见这两条路上血迹斑斑，恐怕要喟然叹曰：「善哉，善哉，谁能救此一方生灵欤。」
若干时日前，一位从香港来台湾参观的英国警官，临走时不但没有硬着头皮发表「敬慕中华文化」正义之声，反而发了约翰牛脾气，留下一封信给台北警察局交通大队，说了一大堆逆耳之言，对台北交通秩序的乱七八糟，大表惊讶。尤其对斑马线上行人没有优先权，更是震骇。他强调曰：「只要行人踏上白线，天老爷的车辆都得停下来，让行人先走。」有些发高烧的人常自说自话，说我们是「文化大国」。对于任何「大国」，我老人家都不反对，反正是自己往自己脸上抹粉，笑不笑权在别人，抹不抹权在自己。不过看情形「交通混乱大国」，倒是举世公认，当之无愧。洋大人碰都不敢碰的斑马线，我们根本没瞧到眼里。北新路上车辆日夜不绝，连红灯也都如同聋子的耳朵。而且日新又新，精益求精的结果，还出现硬碰硬场面，靠右行驶者有之，靠左行驶者有之；快车到慢车道上行驶者有之，慢车到快车道上行驶者有之。而主要的是，这种奇异的景观，竟没有人管。辛亥路上撞死的不过一个大学生；北新路上撞伤的不过一个写杂文的糟老头：五年之前，清华大学堂教习唐明道先生就是死在斑马线上的，一律「活该」「活该」；这不是「交通混乱大国」是啥。
远在巴黎的无车阶级，最近曾成立一个「全国交通工具使用者同盟」，向汽车挑战。二十五个公共交通乘客团体，发布联合宣言说，步行的人、骑脚踏车的人、搭巴士的人，要求有优先使用道路的权利，用以对抗私家车和货车滥用道路。法国的汽车密度，虽占欧洲第一位，但他们的交通秩序，也占欧洲第一位。如果换在中国，恐怕颂声在道，偏偏法国佬人在福中不知福，又提出怨言。然而也可看出事体的重大，如果把台北的交通秩序搬到巴黎，恐怕能逼出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儒家学派要求人们「温柔敦厚」，对于车辆违法乱纪，和别人血肉横飞，丝毫无动于衷，连哼都不哼一声，温柔敦厚也算修到了家。
判断一个国家是文明抑或野蛮，只要看他们的车辆对斑马线，对红绿灯的尊敬程度，马上就可得到结论。一个国家的汽车摩托车如果随便靠那边走都可以，如果视斑马线如无物，视红绿灯如无物，纵是写两火车引经据典，布面烫金的精装巨书，都成不了文化大国。专栏作家李寒先生在《自立晚报》曾垂头丧气曰：「那位从香港来的警官提出的问题，在我们这里可以说已经是老掉了牙的问题。十几年来，随着车辆的增多，问题越来越严重，尽管舆论批评，人民呼吁，而主管当局始终拿不出一套解决办法。以至弄得人车争道，行人没有走路的权利，只有大小车辆横冲直撞的权利，这是机械文明带给落后地区的困扰。纵然我们自诩文化高妙，但交通主管的作风是落后的，驾驶人的观念更是落后。享受着文明的恩物，却有不文明的应用方式，实在为文明羞。」
柏杨先生再加上一句：「实在为中国人羞。」夫交通秩序的维持，比不得登陆月球，断送老命也搞不出来，而只仅仅的要求车辆尊重斑马线，尊重红绿灯，严格的靠法定的一边行驶，可以说是天下最最简单的事，而我们却做不到。血淋淋的「尸谏」没有用，洋大人的训诲没有用，舆论呼吁更不如一屁，反正是束手无策。洋大人常用侮辱性的言词，指称我们没有治理一个现代化国家的能力，关于这个指称，我们不敢插嘴，但有一点却是证据确凿，我们没有建立交通秩序的能力。
在我们这些不太灵光的小民脑筋里，硬是认为把交通纳入常规，实在是易如反掌，两个字就能解决一切。曰：「重罚。」新加坡就有重罚的规定，车辆如果在斑马线上撞死人，那是唯一死刑。这条法律的结局是，新加坡车辆的屁股上，都伤痕累累，盖在斑马线前紧急的刹车，后面的车猝不及防，只好一撞，虽然如此，并没有纠纷，撞伤了车可以修补，撞死了人却修补不起来也。
交通秩序不仅车辆要遵守，行人也要遵守，交通法规不是专门管理车辆的，同时也管理行人。那种悠悠忽忽的农业社会老汉，也是一害。新加坡规定，行人如果在陆桥下过马路，撞死啦等于白撞死，谁教你不走陆桥。而四岁以下顽童在马路上撞死，司机老爷不但没事，顽童的监护人老爹老娘老啥之类，要被判二十五年有期徒刑。于是有些家伙虽死了孩子，却连尸体都不敢认领，来一个挥泪逃亡。这在台北准被酱萝卜认为不近人情，但不近人情的结局却是顽童的安全获得保障，正是政府立法者的大慈大悲。
凡是去过东西番邦的人士，对洋大人遵守交通秩序的美德，无不啧啧称赞。岂是洋大人从娘胎里生下来就比中国人高一等乎。吾友虞和芳女士告曰：「洋大人只不过被罚怕了罢啦。」虞和芳女士住在德国慕尼黑，有一天，半夜开车到近郊，遇到红灯，看看没人，就犯了中国人的老毛病，只稍微一顿，就冲了过去，想不到被附近一家该死的德国佬看见，第二天，一张罚款单颁发下来，害的她阁下三天都没吃饭，从此她开车就如履薄冰，如临深渊。
「重罚」，只有重罚──当然公正的重罚，才是治疗交通混乱的特效药，其他任何办法都不过是转移阵地的胡捉八拉。你不是靠左乱干乎，好吧，银子一万两。你不是闯斑马线、闯红灯乎，好吧，银子五千两。罚的数目必需超过他所能负担的──再大的大亨，第一次罚他美金十万，第二次罚他美金一百万，第三次罚他美金一千万，依此类推，他也受不了。也就是说，只要厉行使他心如刀割的重罚，交通秩序就能正常。这点小事似乎不必重金礼聘洋大人来亲自站岗，如果连这一点也没有能力，而仍有脸皮瞎扯淡，我们就没啥好说的，只好仿效法兰西那一套，无车的穷朋友联合起来，组织一个「誓死反对被撞大同盟」，自己动手，争取过马路时的生存权利。──可不是争取优先权利，小民可没这个胆，能争取到不被撞死的权利，就心满意足啦。
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