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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一个没有害癌症的人，一口咬定他害了癌，又有学理、医理、法理等等之理的根据。想割人的肠，就割人的肠；想剁人的腿，就剁人的腿，而且无论如何残忍，都立于不败之地。全世界似乎只有台湾的恶医，有此特权。上述的两位朋友真是祖宗坟上冒青烟，至少有五百年的积德，才能死里逃生。否则的话，他们今日又是啥模样乎哉。
奉告读者老爷，以后万一政躬违和，玉体欠安，千万多走两家，探探行情，听听口碑。恶医虽然如林，但如果用心的找，像王德宏先生那样的良医，固多的是，假如你命不该绝，总会碰得上的也。
两项建议
柏杨先生因眼睛有点贵恙，常蹲在啥庚医院走廊上，听候传唤。有一天，《中国时报》摄影记者姚琢奇先生追踪而至，我以为我大概啥时候忽然伟大起来，他要拍我的玉照往报上登哩。原来不是，而是他阁下的小女儿住院，闷的发慌，找我老人家瞎聊。没等我开口诉苦，他就滔滔不绝说他的小女儿打针如何、吃药如何，舐犊之情，溢于言表。接着又说该院的医生如何、护士如何，感激之情，也溢于言表。其实对该院医生护士的评论，千言万语不过四个字：亲切诚恳。呜呼，能使病人产生这种感激之情的医生，就是仁医。诚如吾友薛俊枝女士所说的，纵然被他们治死，也心甘情愿，因为他们已尽了心也。
然而，世界上最使人沮丧的事，莫过于自己所崇拜的对象，忽然呈现出丑陋的一面。今年（一九七八）五月十九日，正是星期五，女作家海汶女士的三岁女儿，上吐下泻，高烧到三九？七六度，她听说啥庚医院是第一流的，就在午夜十二时，前往投奔，挂了急诊之号，进了急诊之室，于是遇到了煞星──一位年纪轻轻，刚从学堂毕业的实习医生曲不直先生，此公正在跟护士小姐打情骂俏，看见海汶女士一头撞了进来，不禁大怒，为了表示这种大怒，一面仍然继续他的打情骂俏，一面在孩子头上胡乱摸了摸，包了一点药，把母子饬回。可是这包药不但没有遏止发烧，到了凌晨七点钟，反而烧的更高，达到四十度。海汶女士慌了手脚，再抱着娃儿，再挂急诊之号，再进急诊室，此时天色泛白，已五月二十日矣，只见曲不直先生不断在看表，打哈欠，自言自语曰：「快啦，快啦。」而海汶女士偏偏在他正要「快啦，快啦」交班之际，再度硬闯辕门，这不是故意找麻烦是啥，曲不直先生立即板起晚娘面孔，眼也不抬，伏案疾书了些普通小民看不懂的洋文药方，交给海汶女士：「拿去吃吃看。」海汶女士曰「大夫，请你瞧瞧，孩子已高烧四十度，昏迷不醒。」曲不直先生曰：「这就是退烧药。」海汶女士陪小心曰：「大夫，是不是请你先注射一剂退烧针呀。」曲不直先生曰：「用不着，他害的是一种啥子感冒，要烧四五天才能退，住也没办法，先吃吃看。」那股吊儿郎当，不把人当人的派头，使海汶女士魂飞天外，盖高烧四十度四五天之久，其不把孩子烧成白痴者，未之有也。当下不敢言语，抱起孩子仓皇而逃。逃到她家附近的一家何大夫诊所，打了一针，第二天孩子就康泰如初。
呜呼，普通情形是，年轻人初入社会，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会保持他的纯真情操。久久之后，受不了形形色色的诱惑，才开始逐渐堕落，《恶医大辞典》上的老家伙，当初固都是一腔热血的小伙子也。现在那些备受赞扬的医院，多半是年轻医生，我老人家就一直担心一俟他们年龄稍老之后，会不会也变的面目可憎。想不到年轻医生群中，竟然马上出现曲不直先生这种人物，还没成为医生哩，不过刚离开学堂，就先学会了恶医嘴脸和恶医心肠，再过十年二十年，那真要吃人了也。回想起来薛俊枝女士在三某总医院，被一些跟曲不直先生同等身份的实习医生包围大笑的镜头，不禁冷汗如雨。
我们以为，医术其次，医德第一。以后各医科大学堂招考学生老爷时，似乎应该对考生作一个性格调查，对没有爱心，没有同情心，没有人性，没有道德勇气的朋友，千万请他另行高就──或为他们特别创立一个杀猪系，也是为国家保命脉，为社会保祥和的方法之一。
──附带建议，法律系招考学生老爷时，似乎也应该注意这个标准，衮衮诸公，以为然否乎耶。
人是会变的动物，秦桧、汪精卫，都有他们的光荣的青年时代，后来挡不住逼面而来的富贵，才成了汉奸卖国贼。但人类也并不是非变不可，固有些年纪已老，饱经沧桑，浑身血泪的人，仍保持着赤子之心，和澎湃的热情，至死不逾。所以恶医大阵虽然纵深千里，愁云惨雾，而明灯盏盏，也到处听到歌颂。我想住过台北妇幼中心的老奶，都会感激杨本洁大夫，她的圣心仁术，并没有随着她的年龄而衰退，反而始终一贯，数十年如一日。早上九点钟一定到医院，深夜始归。我有一位朋友的儿媳妇住院，她是公保的，只能住二等病房，天气炎热，而又有难产迹象，就要求改住头等。杨本洁大夫坚持不允，她曰：「要转也要等生完再转，头等病房要你自己花钱，接生费比二等贵一倍，干啥那么阔。」结果没有转成，而杨本洁大夫却自己损失了头等病房的接生费。妇幼中心的规矩，孕妇可指定某一位大夫接生，但要付该大夫指定费一千元（这是五年前的价钱），于是杨本洁大夫忙的人仰马翻。吾友是指定请她接生的，生的那一天，正好是杨本洁大夫值班，她坚持取消指定，吾友为了敬意和礼貌，而且为了更加肯定，不愿取消。杨本洁大夫曰：「你简直莫名其妙，我今天值班，指定也是我，不指定也是我，不必多花冤枉钱。」吾友还在犹豫，因为按照规矩，既经指定，就不能临时取消。杨本洁大夫亲自去办，负责人照此理由拒绝，杨本洁大夫曰：「我自己不要这份钱，与别人何干。」大笔一勾，把她的名字勾掉──当然也勾掉了她荷包里的一千元。
杨本洁大夫反对安胎药，反对剖腹生产──这跟孟一刀先生恰恰相反，她主张一切顺其自然，除非万不得已，不要动刀动枪。媳妇老奶有点难产，杨本洁大夫就在她床前整整守候了两天一夜。吾友不过小职员罢啦，既没有钱，也没有势，但在杨本洁大夫眼中看来，每个病人都跟皇后一样的尊严。听说杨大夫的身体不太好，千万感恩的人，祝福多多保重。不过据柏杨先生观察，她保重恐怕不太容易。盖保重就是休息，病人们风起云涌般指名挑战，她想休息，也不能休息。
医疗界的问题，已构成社会问题，我们不能不加以重视。显然的，医疗界的败类，不但使全体医生蒙羞，也严重的伤害到国民的健康，和国民对国家的信心，这靠摀是摀不住的。今年（一九七八）五月间，卫生署大发神威，发布了十七位恶医名单，《联合报》〈黑白集〉称之为〈恶医榜〉，让哀哀无告的病人，有机会认识庐山真面目，免得像无头的苍蝇，乱往陷阱里撞。但这个恶医榜的范围似乎太小，只限于刊登夸张不实广告的朋友，我们希望范围更广，包括所有劣迹昭彰的恶医大阵，像六月间《自立晚报》刊出的高雄市立医院的条件，骇人听闻的程度，远超过我们过去曾经叙述的，其中最可敬的节目，该报报导出有三项焉。一曰：陈姓医生坐领干薪，根本不上班。二曰：护士小姐竟然在黄色沙龙中兼差赚外快。三曰：在上列基础上，病人倒楣定啦，于是，顺理成章的，一位十六岁的学生，在延误急救之下丧生。这一类恶医，卫生署不应该使他们逍遥榜外。
恶医密布不是偶然的，它早已潜伏，不过现在再度揭开粪缸盖，当问题提出的时候，也就是这问题已到了有办法解决的时候。因之，柏老有两项建议：
第一，在司法系统中，应该早日成立医事法庭，专管医院医生跟病人之间的纠纷。这个法庭应附设一个国家经营的病理检查院，使任何恶医都无法遁形。医事法庭并不是专跟医生作对找碴，同时也具有保卫仁医的功能，遇到发泼的流氓无赖，跟医院医生豁上啦，也同样伸出除暴安良的援手。
第二，受宰受割受窝囊气，挨窝囊刀的病人或病人的家属，至少应做到一点，那就是记下恶医的名字和恶行的日期事蹟，等到环境许可时，给他抖了出来。有人说，反正于事无补，腿已砍掉啦，再抖也抖不出一条腿。我想，这正是一种可怕的自私根性，须知固救不了自己，却救得了别人也，而且使恶医们心理上一直蒙着有一天会被病人揭他疮疤的阴影，也是对兽性的一种围堵阻吓。
对讲机风波与恐怖路
女作家韩韩女士，在美国《世界日报》及香港《南北极》杂志上写了一篇〈我见到了柏杨〉，记述她回国时我们在台北鸿霖餐厅的一夕谈话。我看了她的大作之后，不由的努力瞪眼，盖她引用我所说的一句话：「在经过我这样的遭遇后，天下没有任何事情可使我吃惊。」──现在我正为这句话懊悔不迭。呜呼，仅只柏府这次乔迁之喜，使我老人家吃惊的事，就如天女散花。
柏府本来是住在吾友罗祖光先生汽车间的，今年（一九七八）三月，隆重搬到了新店镇附近一个新社区的公寓，我是宁死都不肯住楼上的焉，但问过价钱，再掏出小包数了一下银子，我想我还是不要「宁死」，就老老实实的住上了三楼。我之所以宁死都不肯住楼上，是恐惧臭鞋大阵，那种使人不知道怎么说才好的文化，跟女人缠小脚一样，是中国人的一项伟大发明。小脚已风吹云散，臭鞋不知啥时候才能无影无踪也。
我既然住上三楼，就摩拳擦掌，准备大战那些抛头露面的臭鞋，不过不久我就发现有点英雄无用武之地，臭鞋大阵竟没有出现，这不能不向建筑师递佩服书。盖古老的设计，进门就是客厅，私心沉重的同胞，既不愿踏脏油光光的地板或地毡，只好「双足踢出脚下鞋」，一齐堆到门外，眼不见为净。我住的这家公寓，进门之后，有一个小小的钢砖走廊，作为缓冲之地，可以大脱特脱，不扰客厅的美观，没有把臭鞋往门外展览的必要。
──不过我专案考察的结果，有些人家正在大兴土木，扩充地盘，把走廊跟客厅合并，而且铺上跟客厅一样的拼花地板，看样子已下定决心非把臭鞋择吉展出不可，悲哉。
臭鞋大阵目前虽然暂时逃脱，但几乎在搬进公寓的当天，就发生对讲机风波。十年之前，对讲机还不流行，公寓房子，客人沿梯而上，直抵门口。自从有了对讲机，客人便被阻在楼梯口的「总门」之外──「总门」者，楼上人家共同使用的门也。不但可防止闲杂人等在楼梯地带睡觉撒尿，保持清洁卫生；也同时可以防止宵小无赖，往里硬闯。受欢迎的客人驾到，主人一按电钮，红灯大亮，总门即开。不受欢迎的客人驾到，主人不按电钮，总门紧闭，即行永隔门外。柏府搬家后不久，就有一个讨债精，尾追而至，其声如雷，问曰：「柏老在家乎。」我一听就知道非良善之辈，厉声曰：「不在」，讨债精哀告曰：「请你开门，我可以在府上等他回家。」我曰：「他到银行开会去啦，要开三天三夜，欠你那几个臭钱，难得你看到眼里。」砰的一声，耳机挂断，在窗缝里看他一楞一楞的蹒跚而去，忍不住想打听一下谁发明这玩艺的，真得递给他一张感谢状，否则，碰到这种只知讨债不知友情可贵的粗汉，岂是轻易打发得了的哉。
然而，据说对讲机不是魔术，而是其中有一个小马达，如果总门开的太久──一次超过若干小时，或累积起来超过若干小时，它就损坏，需要再买一个的，而新的价钱，十分可怕，当然是八家分摊，但分摊的数目，也足使我老人家一跳。银子固然事大，主要的是，一旦损坏，以同胞们一盘散沙的特性，要装新的，恐怕需要一年半载，在这一年半载中，你听那些受欢迎和不受欢迎的客人，和一些偶尔忘带总门钥匙的主人，在楼下像发生了凶杀案似的猛喊吧。
可是就在柏老住的这个总门系统之内，有些男女老幼，硬是以不关总门为荣，目睹着红灯亮在那里，一小时二小时过去，只好御驾亲关。有一次刚刚关上，一位住在二楼的老爷就吼曰：「打开打开，天这么热，我要吹吹凉风。」呜呼，他一家吹吹凉风，却让七家的对讲机一同陪他烧坏，这种心理状态，恐怕在他残余之年，都难开窍。不久之后，我老人家半夜荣归，只见总门大开，一位老奶正安步当车，在巷子里溜狗哩。我进去后，正要关门，老奶曰：「莫关莫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