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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什么？”赵开发凑近他的脸问道。
“……”
遇难者的话仍旧含混不清，后来他移动了无力的手臂，颤颤抖抖指着自己的头。赵开发这才注意到，军人的帽子掉了，已经秃顶的头在风雪中挨冻。老工人立刻产生负罪的羞愧感，怎么那样粗心！他连忙取下自己的棉帽，戴在军人的头上。
“不……”军人说清了一个字，还摆了摆手。
赵开发猜想，他大概是不愿意叫救他的人挨冻，便安慰他说：
“不要紧的，我家离这儿不远，来，我背你，先到我家里暖和暖和吧！”
“不……”军人仍是摆手，又指着自己的头。
赵开发这才想到，他可能是要自己的军帽。幸而那军帽就落在上岸的地方，老工人给他把呢军帽拾回来，戴在他头上。这时，遇难者在全力挣扎着想把双手抬起来移到头部去，赵开发不明白他要干什么，盲目地托着他的手臂帮了一下忙。军人将双手移近帽檐，企图用手指将帽檐捏住，那手已完全冻僵了，十指无法并拢，经过一番无效的努力，最后只碰在帽檐边上，推得军帽动了一下。赵开发这才明白了，原来是帽子没有戴正。
“军人哪！军人哪！……”老工人赞叹着，背起了不幸的军人。
他的家在前门附近的一条胡同里，此去并不很远。赵开发背起遇难者左右看看，仍不见街上有人，便只得径直朝自己家里走去。他感到背上的人似乎已经晕过去了，那沉重的头部被颠簸得一摆一摆，比背着一个健全人沉重得多。
到家了。这是一个古老的四合院，紧闭着大门。赵开发腾出手来，吃力地摸到钥匙，捅开了门。北屋那相连的两间房是他的家，他穿过小院子，气喘吁吁来到自己房门口，敲着玻璃连连喊叫：
“快起来！开门！出事儿了！”
家里人大概一直在等他回来，等得太晚，刚刚睡下去，因此很难叫醒。
“听见没有？起来起来！”他把玻璃门擂得哐哐地响。屋里亮灯了，一个青年人从床上坐起来。原来是他！赵大明。
赵大明开了门，帮父亲将遇难者扶着躺在床上。
床里边睡着的人也被惊醒了，揉了一下眼睛坐起来，啊！怎么他也在这里躺着？这个新兴革命家，半年前在北京连钱包都丢了，怎么不接受教训又来了呢？
遇难的军人被放到床上平稳地仰面躺着，赵大明和范子愚一看他的面孔，同时吃惊地叫道：“是他！”
“他是谁？”赵开发问。
“我们的司令员。”儿子回答。
赵开发张着嘴既没有出声，又不合拢，痴呆地望着他儿子。此时没有人注意范子愚，要是有人留心观察，会发现这个新兴革命家的面部表情的急剧变化中隐藏着复杂的内心活动。自从半年前在北京碰尽了钉子，与胡连生同车回到南隅以后，他所领导的造反组织几乎毫无作为。半年来，有些人沉醉在精制各种三忠于纪念品的活动中，男的学会了绣花，女的发展了电影胶片的编织工艺。有些人在培植草菇和栽种菠萝、木瓜等工作上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为大家挣来了吃的。还有些人学会了木工手艺或把毛笔字练得相当棒了。大多数造反者已经丧尽了最初采取革命行动时那种新鲜感和高度的热情，神经变得比较迟钝甚至有些麻木了。着急的是少数几个头头，他们已骑上了虎背，很难下来。这当中尤以范子愚为甚。一号头头范子愚在几经风霜以后，常常私下里对邹燕说，早知造反这样复杂，开头真不该起端，但同时他又鼓动邹燕和他的战友们，不能放弃斗争，麻痹大意。可以少惹一些新事端，但过去曾经做过的事必须坚持到底，不到底，人家就可以反过来算你过去的账。他认为，造反派决不能承认自己曾经有错误，相反，必须利用一切机会宣传自己的行为都是正确的。近半年来，他们的造反组织，除了此项宣传以外，再没有干别的。事实上，无论他们怎样宣传，反对他们的舆论已日渐高涨起来。那位全力支持他们、并与他们共同战斗的江醉章部长再也不来问津了，很久以来连人都找不到，就是碰见了，也是打一通官腔，没有半句体己话可说。范子愚从北京遇难时起就对江醉章丧失了信心，意识到自己投错了靠山。往后那些日子越来越证明姓江的是个阴险家伙。不久前，他专门召集全体造反派战友开了两天两夜旷日持久的讨论会，研究造反组织的前途和命运，商量自救的办法。大多数人都已意识到前方有危险，隐隐约约听见了挖陷阱的响声，比如常听机关干部们提到“你们与地方群众组织的联系如何如何……”“你们冲击政治机关的背景如何如何……”等等说法。这些就是陷阱，就是定时炸弹，不知哪一天时间一到，就会翻天覆地，大难临头。怎么办呢？难道就这样坐以待毙吗？讨论来讨论去，会议越开越泄气，到会的人数也越来越少了。在濒临崩溃的紧急关头，范子愚努力鼓足气宣布了他的战略决策。他认为，造反派要想不垮台，必须紧紧把握住革命的大方向，只要大方向始终正确，有一些错误也可以得到谅解。即使上头不谅解，也有理由与他辩论辩论。正确的大方向应该是什么？广义地说太笼统了，要非常具体才行；具体说来，空四兵团的革命造反大方向就是斗彭，始终坚持斗彭，就不怕人家说你是胡闹。其他造反者们拿不出更高明的招数，也就只好同意了范子愚的战略决策。于是便产生了再次上京的行动。
不能说范子愚他们神通不大，虽然并没有派代表常驻北京，但北京发生的事他们都能知道，斗彭的进展情况他们也约略知道一些。最近，陈政委接到通知，要他上京参加一次对彭其等反党分子的决战会议，会议结束以后，彭其将押回南隅，继续隔离监护，检查交代他的罪行。这个消息被范子愚他们打听到了，决心把隔离监护、督促彭其写交代材料的任务抢到手，这样，就能证明本造反组织自始至终把住了斗彭的大方向。怎样才能争取到这个任务呢？找陈政委正面要求，他会信任吗？找江醉章，他会理睬吗？范子愚认为，不能书生气十足，“人家不给，咱就抢，现在这年头，自己的命运由自己决定。”因此决定立即派人上京。范子愚接受了上回的教训，人生地不熟，贸然闯到北京去是要吃亏的，所以这回他坚决要拖住赵大明同来。赵大明家在北京，至少不愁没有地方落脚。本来，赵大明能有机会在春节期间回北京与父母团聚，这是难得的好机会，但由于此行任务尴尬，他一再找理由推托，怎奈范子愚不顾一切，强行把他拖上了火车。到京以后，范子愚两腿不闲，钻山打洞想摸到彭其何日回南隅的情报，摸来摸去，只知道会议已在春节前开完，而彭其的启程日期无法知道，他为此非常焦急，除夕夜的盛席都未能尽兴尽欢。万万没有料到，彭其被赵大明的父亲背回家来了。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
范子愚望着昏迷的彭其，像站在一坛突然从地下挖出来的金子面前，那样惊喜，那样眼馋，那样情不自禁地想立刻动手。赵开发老头听说这就是儿子那个部队的司令，已经惊奇得不知所以，又见范子愚讲出这样的话，做出这样的表情来，更加愕然。他望着范子愚的脸，像看见公鸡游水似地感到奇怪。
“您是在哪儿发现他的？”儿子问。
“金水桥底下。”
“知道他哪儿受伤了吗？”
“不知道，好像……”赵开发估摸着说，“可能是冻的。”
“范子愚，”赵大明穿上军用绒衣说，“你去捅捅炉子，把火烧大一点。”说着便动手取下彭其的军帽，察看了他的头部，侧脸对父亲说，“头没有受伤。”
接着，他又解开他的大衣，将他的两条手臂从大衣袖筒里脱出来，分别做了几个屈伸的动作，发现两臂是完好的。又解开层层纽扣，伸进手去摸了摸他的胸脯和两肋，也没有发现异常。按按心脏，跳动的节律稍慢一点，呼吸情况同熟睡的人相似，这大概也是正常的。后来，他搬起了他的右腿，能屈能伸，也是好的。当抬起另一条腿的时候，赵大明惊叫了一声。
“怎么啦？”
“膝关节骨折。”赵大明揩着额上的汗珠说，“要赶快送医院。”
赵大娘从里间走出来，见了这意外场面，急得在屋里团团转，不知所措。她忽然想起，对老伴说：
“你还站着发什么呆！快去借担架车吧！隔壁看门的张老头准还在喝酒，他们单位有担架车，上回西屋的李师傅爱人生孩子，就是借他们担架车送去的。你快去吧！”
赵开发如梦初醒，连忙借担架车去了。
范子愚慌手慌脚找到自己的大衣、棉衣、棉裤，将每一个衣兜裤兜都掏了一遍，最后在挎包里找到一份列车时刻表，看了一阵说：
“赵大明，早晨六点有一趟开往广西的快车，我们干脆，把彭其带走，送到桂林空军医院去。同时给南隅拍一个电报，叫家里来人，在桂林等着我们。正好今天是春节，很少有人坐车，买两张软卧车票，让他在车上躺着，四十来个小时就到了。”
“这样行吗？”赵大明说。
“怎么不行！别那么前怕狼后怕虎的了，现在这年头，跟打仗一样，办事要果断。”
“可他还昏迷着呢！除了膝关节骨折，还不知内脏有没有摔出什么毛病来，不马上送医院，在车上出了事怎么办？”
“出不了事，金水桥只有那样高，要是年轻人摔下去，根本不会骨折。”他又强调说，“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把他送进北京的随便哪家医院，空军司令部马上就会来人，陈政委还在北京，他也会来，彭其就再也别想落到我们手上了。如果把他带走，送到桂林，我们的人把他控制住，一边治病，一边叫他交代，我们可能从他身上得到一点新材料。要是怕桂林空军医院还靠不住的话，干脆，到柳州，送进地方医院，那就神不知鬼不觉了。我们只要从他嘴里捞到了金水桥跳河的新材料，不怕空军党委不认账。”
“可我们是从北京把他劫走的，到时候不给咱们扣上打砸抢的帽子？”
“哪个造反派不搞打砸抢？再说，我们又不是到招待所把他抢出来的，我们是在路上捡的。”
范子愚说出“在路上捡的”这几个字，使赵大明心里挨了重重的一击。唉！一位曾经为创建人民共和国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将军，今天竟变成了一只被猎人疏忽的已经中弹的伤野鸭。让路人拾到，喜出望外，赶紧夹着它溜走，回去拔毛，剖肚，享用一顿不花钱不费力的美餐。赵大明的心像送进绞肉机去了，但当着范子愚的面，又不能将痛苦流露到脸面上来，他只得装傻，像没有睡醒的人一样，反应很迟钝，理解力很差，范子愚说得够清楚了，他却装着不懂，痴呆地望着对方。
“你怎么啦？”范子愚奇怪地盯住他问。
“我……”赵大明皱起眉头，“我还不懂。”
“你是故意装糊涂吧？”范子愚无情地点破他的痛处说，“我知道了！赵大明，你跟我们演了很长时间的戏，演得不错啊，伙计！但是在关键的时候你露馅儿了。你为了同情他，不顾我们造反派的命运，装糊涂，不同我合作，我没有冤枉你吧？”
“随便你怎么认为。”
赵大明只得这样说，说完靠餐桌坐下，望着母亲在为昏睡不醒的彭司令员细心扣上衣扣。
“其实，”范子愚坐在赵大明对面，委婉地转弯子说，“我与彭其有什么冤仇呢？他受伤了，本来是要就近送医院才对，在火车上耽搁四十多个小时，不但要叫他受罪，而且对治伤可能不利，这些我也都知道。他要不是彭其，而是别的不相干的人，我会马上抬着他送医院去，比你的动作还快；他要是不关系到我们自己的命运，我也没有必要做这样的缺德事了。可是赵大明，这是路线斗争啊！现在这年头，在路线斗争的大事上可不能温情脉脉，你对彭其温情脉脉，人家就要问你为什么那样。人家对咱们可是不讲温情的呀！我要提醒你，别以为咱们今后会平安无事，你听说没有？现在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