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并不如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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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并不如烟- 第4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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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父亲让我把他的小茶壶拿来,他似乎要认真地和我谈谈了。 

他说:“前两年,爸爸还期待着摘帽子,现在戴不戴、摘不摘均无所谓。只是连累了你们。小愚,我向你郑重宣布──反右时的爸爸并没有错。两院制一定会在中国实现。”说到这里,父亲的声音很高,拳头攥得紧紧的。 

父亲看到我吃惊的表情,便尽量控制自己的激动,语调也放平缓,继续说道:“这话现在听起来很反动,你不必害怕,女儿,将来你就会晓得它是正确的。(一九)五七年五月在统战部的座谈会上,我提出国家体制改革,关键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分权问题。因为从集权到分权,是社会发展的进步,任何国家都如此。努生欣赏西方的三权分立是分权,我说的两院制实际也是分权。不管两分、三分、四分,怎么分都可以。总之,集权在当今世界是行不通的。今后国家的大政方针,还是党内一决定,全民都拥护。我敢断言,老毛绘制的共产主义美好理想永远是蓝图,是幻想。昨天努生讲,最新的大英百科全书已经上了中国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的条目。他们的基本解释为:章伯钧,罗隆基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下,要求实行民主政治。──这样一个简单的条目内容,让爸爸激动彻夜,觉得自己一辈子从事爱国民主运动,能获得这样一个归纳,也很满足了。爸爸能被历史记上一笔,还要感谢老毛。要不是他搞反右,把我俩当作一、二号右派份子,我们始终不过是个内阁部长或党派负责人罢了。” 

几十年的光阴似云烟一般飘散而去。果然,父亲和罗隆基以未获改正的右派身分,被历史铭记。我始终且永远为这个身分而自豪。 

(一九)六三年秋,我毕业了。由于家庭出身不好,政治表现不佳,被分配到西南边陲。 

罗隆基说:“小愚。你走时,罗伯伯给你饯行。” 

父亲听罢,翘起大拇指称赞道:“你能让他请客,很不简单。共产党说我两个是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联盟。可是,他从来没有请我吃过饭。” 

九月下旬,罗隆基兴冲冲打来电话,说饯行的事已经办妥,在和平宾馆预定了西餐。那时的金鱼胡同,多为庭院式的四合院,精致又气派,而和平宾馆是那里唯一的洋楼,西餐做得不错。 

初秋的夜空,疏阔清朗。七时整,父母带着我准时进了餐厅,身着灰色西服的罗隆基,已在那里等候。他起身拉着我的手,一定让我坐在他的旁边。桌上的刀、叉、杯、盘在灯光下,熠熠发光。寒暄几句之后,罗隆基说:“这里的西餐很丰盛,一个人一份是吃不完的。所以,我已点了菜,订的是三份。四个人吃,也是足够的。” 

父亲不吭声,母亲忙说:“可以,可以。” 

上菜的时候,我发现罗隆基点的,几乎全是牛排、猪排一类。而且,哪里是他所说的“一个人吃不完一份”? 

肚子尚未填饱,彬彬有礼的服务员即上前,轻声问道:“饭后,要不要咖啡、红茶、冰淇淋?” 

不等罗隆基开口,我抢先喊着:“要,要。我要双份冰淇淋。” 

在饭桌上,罗隆基讲了很多亲热的话:希望我常写家信,信中毋忘对他的问候;希望我每年能回北京探望父母;希望我归来时,身旁能有个如意郎君;希望能惦念着北京城里一个孤苦伶仃的罗伯伯……原本,饮食聚会是件欢悦的事,经他这么一说,变得惨兮惨兮。父亲的话,就更少了。 

饭毕,我再三道谢。大家步出宾馆,穿过有假山、水池点缀的中式花园。时近中秋,冷的月色和黄的路灯透过凌乱的叶片,把班驳的光影投洒在地面,晚风已分明带着凉意。父亲用车先送罗隆基回迺兹府。 

到了他家门口,罗隆基问父亲:“要不要进来坐坐?”父母连连摆手。其实,我是很想进去的。 

罗隆基俯身汽车的窗口,对我说:“小愚,再见!罗伯伯祝你一路平安。” 

不想,月下的一声再见,竟是诀别。 

回到家,父亲让厨师马上给他煮一小锅稀饭,说:“努生太小气,我根本就没有吃饱。” 

此后,外地工作的我给父亲的写信,在末尾从未忘记问候罗隆基。父亲的复信对他的情况,却只字不提。

(一九)六四年,姐姐结婚,母亲来信说,婚礼在家举行,父亲大宴宾客,请了以罗隆基为首的八个大右派。那日,罗隆基非常高兴,席间谈笑风生,还问起了远在天边的我。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我在乡下参加“社教”运动。一日,进县城开会,在“社教”工作团团部的办公桌上,放着刚到的《光明日报》。打开一看,发现刊登着这样一条新闻:“全国政协委员罗隆基去世”。文字简短,平淡如水。当夜,我回到茅草棚,流着眼泪给父亲写信,追问:我亲爱的罗伯伯是怎样地去世? 

父亲没有回复。 

(一九)六六年春节,因批评单位领导而人身已不自由的我,没有向组织请假,跟人家借了八十元,偷偷买了张机票,悄悄溜回北京。父亲高兴得亲自到机场去接,我坐进老别克车里,便问:“爸爸,罗伯伯是怎么死的?” 

父亲不做声,司机不做声,警卫不做声。车外是一片残雪和雪后的严寒。 

第二天用过早饭。父亲把我叫到他的卧室,对我说:“昨日,你刚从飞机下来,就打听努生的情况。你要知道,现在的北京政治空气很紧张。这些话题,都不宜在公开场合谈论。现在,爸爸可以告诉你── 他是害心脏病突然去世的。据说,努生白天还给相好的女人打过电话,晚上又请别人吃饭,夜里老病突然发作,想叫人来救助,伸手去按床头的小铃,只差半尺的距离,就断了气。‘才如江海命如丝’,这句诗用在努生身上,是合适的。” 

我去过罗隆基的卧室,洁净,有序,贵族气息。我能想象出他临终的样子:挣扎,痛苦,死不瞑目。 

父亲叹息良久,又道:“如有仪凤在,努生当不死。”后更正,说: “所幸仪凤未嫁努生!” 

“爸爸,死后你去看了他吗?”我这样问父亲。 

“或许因为我们是‘联盟’,也通知了我。我到迺兹府的时候,一切已被收拾得干干净净,也空空荡荡。我问民盟的人:‘老罗写的那些东西呢?’他们说:‘组织上拿走了。’” 

“罗伯伯写了什么书?” 

“不,不是书,是日记。几十年,老罗一向有记事的习惯。他留下的这些文字,让统战部的人看看也好。努生笔下,一定骂我不少,这起码能叫他们知道章伯钧和罗隆基到底有无联盟?”父亲说到这里,不知为什么脸上浮起一丝苦笑。 

母亲还告诉我,罗隆基家中藏有一箱子女人写给他的情书,里面还有青丝发。这些属于隐私的物品,也被拿走。反右时,民盟的人骂他是“一日不可无女人的流氓”,可他划右以后,依然故我。那时,我不大能理解男人的这些事,便去问父亲:“你说罗伯伯是流氓吗?” 

“你要知道努生是独身,他有权谈情说爱。他的这种颇为浪漫的生活态度,与其说是品格沉沦,不如说是在压抑、委琐的现实中,唯一可以表现自己、表现活力的方式。当然,他也用这个方式摆脱精神孤独。再说,交往的女友都知道罗隆基身边还有其他女友的存在,但仍然愿意保持交往。她们觉得老罗是有真感情的,不搞什么欺骗。象与刘王立明的亲密关系,就伴随努生半辈子。所以,有人是流氓,但努生不是。”父亲在说最后一句话的时候,口气几乎是恶狠狠的。当时我不知父亲所讲“有人是流氓”,指的是谁。 

不管别人怎么骂他,官方怎么说他,罗隆基的滔滔雄辩和喃喃情语,在我心中都是无比的美好和珍贵。 

英雄无后,天才无种。罗隆基无妻又无后,他的弟弟与侄子继承了他的财产:拿走了他全部的字画;卖了所有的青花瓷器;接手了数千元的现金;兑换了从前的美国朋友送他的六百元美钞;大概他还留有极少量的黄金。叔侄俩把他的书籍捐给了民盟中央,独独甩下骨灰──罗隆基的骨灰,走了。 

(一九)八三年一个冬日的晚上,由罗隆基供养读完大学学业的侄子来京出差,提着个大蛋糕探望母亲。他喜洋洋美滋滋地地告诉母亲:前不久,挑了十八幅齐白石的画(罗隆基专门收藏齐白石),以三万元的价格卖给了省博物馆,现在自己是个万元户了。母亲送走客人后,哀叹不已,说自己要有三万块钱就好了,可以留住老罗的藏画。

(一九)八五年,是父亲诞辰九十周年,我们一家人在母亲的带动下,四方奔走,不断请示,终被官方批准,搞了一个座谈会。民盟中央是主办单位之一。这次活动使民盟的人受到启发,决定也照这个样子,给罗隆基举办九十周年诞辰纪念活动。

(一九)八六年十月十四日,民盟中央召开了“纪念民盟创建人、著名爱国主义战士和政治活动家罗隆基诞辰九十周年座谈会”。

我对母亲说:“即使民盟中央不请我参加,你也要带我去。”

母亲同意了。

在会上,统战部部长阎明复做了总结性、评估性的发言,而给我印象最深的,却是千家驹的即兴讲话。他坦言,从前自己一向看不惯罗隆基,所以反右时很积极。“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如今,才认识到罗隆基在大节上,始终是没有错的。为此,他一直愧疚……

我们全家每年都要给父亲扫墓。我第一次扫墓是在(一九)七八年平反出狱(我于一九六八年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有期徒刑二十年)返京后,由母亲带我去的。

祭扫完毕,我问:“罗伯伯骨灰,也在这里吗?我想看看。” 

母亲答:“他的亲人都不保留,民盟的人还会保管?” 

我仰望浮云,满脸泪痕。 

“古来何物是经纶,一片青山了此身。”从父母双亡,寡嫂收养到孤凄而死,尸骨无存,罗隆基始终是个漂泊无依的人。 

(二OO一年十一月完稿、二OO三年六月修改于北京守愚斋)

注释:

注释⑴ 
潘光旦(1901~1967):原名光,后署名光旦,又名保同,号仲昂,江苏宝山县人。1913年江苏省政府咨送北京清华学校。1922年秋赴美留学,入迪特茅斯大学,1924年获学士学位;同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获理学硕士学位。在社会学、优生学、家庭问题及进化论、遗传学方面有很高的造诣。返国后历任吴淞政治大学教务长,东吴大学法律学院预科主任,光华大学社会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暨南大学讲师,中国优生学会会长等职务。1927年春,与胡适、徐志摩等在上海筹设新月书店。1929年10月任出席第3届太平洋国际学会中国代表团代表。1934年秋任清华大学社会系教授,后兼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1937年10月任长沙临时大学教务长。1938年5月临时大学改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任教务长。1941年参加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即中国民主同盟之前身),任民盟中央常委。1949年10月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任第2~4届全国政协委员。1957年划为右派,后任中央民族学院专门教授。1967年逝世,终年66岁。1979年右派问题获得改正。著有《优生学》、《优生概论》、《政学罪言》、《人文史观》、《人文生物学论丛》、《中国之家庭问题》、《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等。 

注释⑵ 
曾昭抡(1898~1967):字叔伟,湖南湘乡人。1919年毕业于清华,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留学。1926年获化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在中央大学任教授并兼任化学系主任。1931年秋任北京大学教授、教务长兼化学系主任。1932年发起创建中国化学会,并担任化学会会志总编辑,还多次当选为中国化学会会长及常务理事。1935年担任国立中央研究院评议员。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随北大南迁,任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大教授。1944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48年4月选为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北京大学教务长兼化学系主任、教育部副部长兼高教司司长、高教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化学研究所所长等职。曾被选为第1届全国人大代表,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1957年划为右派,1958年任武汉大学教授,1967年逝世。终年68岁。1979年右派问题获得改正。著有《炸药制造与实验法》等。 

注释⑶ 
范朴斋:生卒年不详。国务院参事室参事,民盟中央委员兼宣传委员会副主委,1957年划为右派。1979年改正。 

注释⑷ 
张志和(1894~1975):化名何渠安,笔名李凡夫,四川邛崃人。 1916年毕业于保定军校2期,毕业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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