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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政治的，不谈政治，恐怕就象不让人呼吸一样地感到憋懑。这两个因言论而获罪人，还是恶习不改。见面聊的，不外乎国内要闻，国际形势。他俩的议论有时一致，有时看法各异。比如：罗隆基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很有可能打起来；父亲始终认为打不起来，所谓第三次世界大战是拿来吓唬人的。罗隆基认为美苏对立、两大阵营的冷战是世界最棘手的问题；父亲却说地球上最复杂的地区是中东，中东问题最难办……可惜，他们吉光片羽式的对话，不是我听不大懂，就是听后忘记了。
议论中，罗隆基爱联系自己。刚果的卢蒙巴被暗杀，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父亲和他对这个事件议论了好一阵。我做完功课，母亲让我端一盘烤面包到客厅去。罗隆基见到我，便说：“小愚，我和你父亲正在谈论卢蒙巴呢。我很遗憾活到今天，如果（１９）３３年被老蒋派的特务一枪打死。你的罗伯伯就是英雄，和今日的卢蒙巴一样。”父亲坐在一侧，只是笑。
一说到英美以及欧洲国家的政事，如蒙哥马利访华，戴高乐当选总统等，罗隆基尤其兴奋。记得肯尼迪竞选获胜的消息传来，他骄傲地对我说：“小愚，你知道吗？肯尼迪和我是同学。”
他见我惊讶的表情，慨然道：“别看我现在是这么一副倒霉的样子，遥想当年，你罗伯伯在清华读书就很出些风头。五四运动时，我是清华学生的领袖人物，有‘九载清华，三赶校长’⑾的故事。从英美留学归来，也神气得很哪！《晨报》社长兼《益世报》主笔，还在南开任教，两辆小汽车穿梭于京津二城。蒋介石请我当部长，我在庐山给他讲过课。在国内我的朋友现在都成了右派，可我的同学和学生在国外都很了不起。费正清就是其中的一个。”
罗隆基走后，我问父亲：“罗伯伯当年真的神气吗？”
父亲点头称是。
“那你们为什么合不来呢？”我又问。
大概是看我对大人之间的事兴趣甚浓，父亲有一次在饭桌上，细说起来：“我和努生的矛盾，基本上没有因为个人私事，大多出于见地不同和民盟的具体事务。加上他争强好胜，度量狭小，讲话有时又尖酸刻薄。所以，民盟的人都知道，我俩一见面就吵。但是长期以来，我容忍了他，原因有这么几个。一是觉得中共比较信任我，有了这个前提，我应该团结他。二是老罗和他周围的一些人，如曾昭抡，潘光旦，你说他们是英美派也好，讲他们搞小集团也罢，但有一条无法否认的事实，即他们是中国为数不多的高级知识份子。努生对你说‘他的同学和学生都很了不起’，并不是吹牛皮。中国搞建设，民盟的发展，都离不开这批人。我通过努生能联络他们。三平心而言，中共对老罗的使用，多少有些屈才。他博学强记，精通国际政治和西方法律，又有雄辩之风。连沈衡老都说过，谁要查询法律程序问题，不用翻书，去问努生即获答案。象这样一个人，偏叫他去管木头。如果说，外交部部长是周恩来，老毛让罗隆基去当个次长，又有何不可？再说，苏联老大哥就那么好？英美就那么坏？我看未必。只要我们与英美不处在战争状态，叫努生这样的人去拉拉关系，做做工作，对国家总有利吧！卢布是钱，美元也是钱。——有了这么三条原因，我和老罗尽管摩擦不断，但还能共处。特别是任命他为森工部长后，我觉得中共对他的看法有所改善，我对他的态度也就主动缓和了……”听了父亲这番话，我对罗隆基的好感有增无减。
几年前，看到一个上海作家写的文章。那里面说反右运动中，最让罗隆基伤心的人有3个。他说错了，最让罗隆基伤心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浦熙修。父亲和他谈论反右的话题，如若涉及到人，罗隆基便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到浦熙修，表情伤感，语气也伤感：“你们可知道，浦熙修为了自己生，不惜要我死呀！把床笫之语，也当做政治言论，拿到大会上去揭发──‘高饶事件是共产党内部的宗派主义’‘什么场合都喊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听多了，便觉肉麻。’‘匈牙利事件发生后，苏联出兵是明显的干涉别国之内政，社会主义阵营宁可失掉匈牙利，也比苏联出兵好。’‘文艺为什么只有工农兵方向？’等等。她在新闻界的批斗会上揭发我的事情，可以讲，是条条致命呀！难怪孔老夫子要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
父亲劝罗隆基对浦熙修的翻脸，也要看开些，劝解道：“努生，首先是你连累了她，再加上来自外部的许多压力，她才迫不得已同你翻脸。我想，她的心里并不好过。”
“你说连累，那么你不是也连累了健生。外部的压力对李大姐小吗？她怎么不同你翻脸呢？浦熙修出卖我，只不过保住了一个全国政协委员的身分，还是划了右。何苦呢！”罗隆基有点激动，镜片后面的一双眼睛，瞪得很大。
母亲则告诉他：“运动到了紧张阶段，上边也派人找我谈话，说应该为自己今后的前途着想了。要‘远看刘清扬⑿，近学浦熙修。’赶快和章伯钧划清界限，揭发他的问题。我说我封建思想严重，‘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心甘情愿和伯钧一起当右派。”
提起“10年亲密的朋友”，罗隆基悻悻然，又怅怅然。
父亲怕他因情而伤身，便讲了句哲言：“最亲密的结合，本是对立物的结果。”好让他想通看透。
母亲为了帮他解开心中的疙瘩，便说：“老罗，浦熙修固然负你，可你不是也曾负人吗？这样去想，心里头或许会平衡一些，好过一些。”
罗隆基仰靠沙发，眼望天花板。思索片刻，道：“说起负心，我亦有之。一次，我与史（良）大姐约会。到了很晚的时候，才想起来那天是刘王立明的生日。我赶忙跑去打电话，她不接，便立刻跑到她家。进了客厅，就见立明坐在地上，手里拿着把剪刀，在剪一块衣料。我走近细看，才发现她在流眼泪，而那块衣料是我去年送她的生日礼物。我去扶她，拉她，请求她从地板上起来。她不肯，一句话不说，也不看我，只是剪，剪，剪。我没有办法了，也坐在地板上，陪她，看着她慢慢地把衣料全都剪成一绺一绺的细条。”
话说到此，罗隆基不禁叹息道：“李大姐，这就是我的负心之举，而它怎么能与浦熙修的揭发相比呢！”
随着他的叙述，在我脑海里呈现的是美国默片里情人吵架斗气儿的一个动人场景。我长大后，也和男人闹过别扭，自己很想学学这种‘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做派。可涵养功夫不行，浪漫情调不够，是学不来的。
得意喝酒，失意喝茶。罗隆基每次登门做客，母亲都特别厚待他，给他拿最好的烟，沏最好的茶。他有时自备进口的雪茄，抽起来，满室盈香。一次，他来家闲谈。接过母亲递来的清茶，暖润之气随着沸水中荡漾的叶片，飘散而出。罗隆基双手握杯，道：“李大姐，你有没有妹妹呀？如果有的话，就介绍给我吧！”
母亲真有妹妹，是个堂妹。我和姐姐管她叫大阿姨。她女师大毕业，后嫁给了北京大学一个哲学教授。不知是谁不能生育，二人始终没有孩子。在陪都重庆，大阿姨领养了一个极漂亮的男孩。然而，这个孩子最终也没能维系住婚姻。抗战胜利了，他们也分手了。大阿姨从此过着独居生活，终身从事幼儿教育事业，她领导的中央财政部幼儿园，屡受表彰。1958年，看着母亲划为右派，她非常痛苦。一个寒夜，她把所有熟睡的孩子仔仔细细看了一遍，后服毒自尽。她的死，平静凄美。人躺在床，写字台上放着一支高脚玻璃酒杯，内盛喝剩的莱苏儿水，一个咬了几口的鸭梨，几张旧照。照片全是她和哲学教授及漂亮男孩的合影。
“老罗，本该我去死，是她替了我！是她替了我。”母亲讲到这里，已是泪水潸潸。
话头是罗隆基提起的，听到的竟是这样的一个故事。眼眶湿润的他，不知该如何安慰母亲才好。
父亲爱看戏，尤喜地方戏。我从事戏剧研究，最初的兴趣是他培养的。（一九）57年以后，父亲失去了在怀仁堂看戏的资格。全国政协有时也搞些晚会，父亲去了几次，便不大去了。他说：“里面都是熟人，何苦去讨白眼。”于是，决定自己买票，上戏院看戏。
父亲出入有汽车，跟随有警卫，加之衣著举止及做派，总还有点“首长”的架势，进了剧场，就挺招眼。不认识的观众，以为是首长，要看看；知道右派面目的观众，就更要看看。尤其是幕间休息，不少观众站在他的面前，指指点点，眼睛直勾勾地瞧着。每逢这个时候，父亲很觉尴尬。即或如此，我陪着他，还是看了不少戏，如福建莆仙戏《团圆之后》、黄梅戏《天仙配》等。
父亲问罗隆基：“怎么很少见你看戏呀？”
他对我们说：“成右派以后，我进过剧场。先头还没有注意，然后就感觉情况不妙。发现我在看戏，可别人都在看我呀。前排的观众扭过头瞅，后面传来问话──哪个是罗隆基？我索性起立，转身面向大家，挥手喝道：‘你们看吧，看吧！我就是罗隆基！’这一下，倒很有效，剧场顿时安静，人家不再看我，大家都去看戏。”
他的话，引得一家人大笑不止。
我想：这样的举动，父亲是不会做的。它属于罗隆基。
一次，我去听张权独唱音乐会。在音乐厅里，我看见了坐在后面的罗隆基。人很精神，穿着笔挺的米色西服，手持粉色的唐菖蒲。在旁边的是赵君迈⒀，一副中式打扮，象个跟班。张权每唱一首歌，罗隆基都鼓掌。字幕打出“休息半小时”，他立即起身，双手捧花，走向太平门，这一路非常惹眼，他却毫不在意。当我再看见罗隆基返回座位的时候，他手上的那束花没有了。
几日后，罗隆基对我提及那场音乐会，说：“我去，是为了张权，不是为了音乐。她与我是朋友，同是留美的，又都是右派。她的丈夫还把一条性命，丢在了东北。舞台上，观众只是觉得她神采依旧，无人念及她的人生坎坷。我到后台去送花，用英语说：‘祝贺你能在北京开音乐会。今晚的你，非常美丽。’她连说thank you。可是当我问：‘生活可好？’的时候，她的眼圈立刻红了。人呀，没有经历生的一番苦，便不能了解心的创痛。”
显然，那束粉色唐菖蒲，他是用心准备了的──为了往昔的友谊，为了共同的际遇。我想，象这样的举动，父亲也做不来。它属于罗隆基。
（一九）59年的夏季，毛泽东在庐山搞起了反右倾运动，在党内挖出了个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公报刊出，父亲和罗隆基很感突然。因为降职以后，耳目闭塞，他们和老百姓一样，只能得到官方准予知道的消息。
父亲以一种自语的口气道：“彭德怀怎么会和张闻天搞到一起？”
听到这个消息，就跑到家来聊天的罗隆基说：“这有什么奇怪？章罗能联盟，他们也就可以成为集团。这肯定又是毛泽东下的结论。”
“右派、右倾，老毛如果总是这样定罪的话，国家的政治生活，今后要不得了。特别是中共内部的斗争，非常残酷。发表的公报和事实的真相，往往相距甚远。”父亲很有些忧虑。
自己灾祸缠身，何必替他人担忧──罗隆基多少怀着这种情绪，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彭德怀和我是连襟，但素无往来。我在他眼里，始终是个异己。57年我成了右派，有人问彭德怀的感想和看法。伯钧，你猜他说什么？”
“他说什么？”
“他居然说，应该，应该。”
父亲解释道：“人家是共产党，当然要这样讲啦。”
罗隆基不以为然，说：“象他这样的共产党干部，阶级阵线划得分明，不会理解和同情民主党派。这次轮到他们自己的头上，或许能有一些‘法’的觉悟，不会老指责我们这些知识份子在崇尚西方政治民主了。”
过不久，不知从哪儿吹来一股风，说中共中央准备给一批右派摘帽子。这下子，罗隆基和父亲往来特勤：打电话，碰头，同去参加一个会……内容是打探消息，核心是看看自己能否摘帽。
一天，我随父亲到政协礼堂看文艺演出，在礼堂前面的大厅里，碰见了林汉达。眉清目秀的林先生特意走过来，对父亲说：“章先生，恭喜，恭喜。你的问题要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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