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并不如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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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并不如烟- 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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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伯驹说话的口气,平静如水,清淡如云。可我扳起手指一算,袁克定
在张宅整整寄居了十年,且又是个七、八十岁的垂暮之人。这样一件天天费
神化钱、时时劳心出力的事要是轮到我,说什么也得在人面前念叨念叨。

  我家的厨师把晚餐伺弄得极其精美,连盛菜的盘碟,也一律换成了官窑
清(代)瓷。席间,张伯驹只是吃,既不评品菜肴的窳劣,也不留意杯盘的
质地。喜欢听两句好话的父亲和站在那边厢等着叫好的梁师傅,算是白费了
心机。倒是潘素,每上一道菜,都要微笑着点点头,连连夸道:“这个菜做
得不错。”

  饭后,他们夫妇稍坐片刻,便起身告辞。爸叫洪秘书通知司机将老“别
克”开出来,送客归家。

  潘素听后,忙说:“不用叫车。地安门离什刹海很近。”而此刻,张伯
驹什么客气话也不说,背着双手走出大客厅,一个人站在庭院当中,打量起
我家的这座四合院来。

  从此,父亲每年都要在家请张、潘夫妇吃几次便饭。其中的一次,是固
定在春节初五至十五之间。我想,这顿饭,是在替我谢师了。父亲若是新购
得几件字画,饭前必拿出来请张伯驹过目,说说真假,评评优劣。他们不谈
政治。

  父亲曾问:“你认为徐邦达的鉴定水平如何?”

  张伯驹摇着头,说:“不行。他的毛病是把真的说成假的。”

  张伯驹在看过父亲的藏画目录后,认为爸的收藏除了尽量搜集皖籍文人
、画家的作品,显示出明确目的之外,其余的藏品过杂,建议今后以明清佳
品为主。他说:“现在想找宋元字画,已经很困难了。如今,有了什么好的
东西,不是交公家,就是拿给康生、邓拓。你莫说买,连见都见不到。”

  父亲苦笑着说:“我哪有野心和财力去买夏圭、马远,能弄到一两幅石
涛、八大,就很满足了。我现在是右派,好东西更不易搞到,工资也减了很
多。就是当部长的时候,文物商店有了好字画,也都是先通知中共领导干部
,或者直接送到他们的家里。对他们,价格也是出奇地低。所以,不要讲康
生、邓拓,就我所知道的李一氓,家中的字画不比我多,却比我好。而他们
化的钱,却要比我少。有时候,一幅字画在跑了几个中共首长之后,人家不
要,才送到我们这些人手里。价钱嘛,标价是多少,我们大概就要掏多少。
乃器(即章乃器)算有是钱的。而我就只有靠工资了。(19)57年以后,我
的工资大减。有时买些古书,字画就很少问津了。再说,从前还能借些钱,
现在谁借给你?”

  说到字画的价钱,父亲遂问张伯驹:“你的那些名贵字画,听说全是用
金条、房产换来的?”

  张先生点头,对我们讲:“陆机《平复帖》是用四万大洋从溥心畬的手
里买的。这个价钱算便宜的,因为溥心畬开口就要二十万大洋。买展子虔的
《游春图》,是我把公学胡同的一所宅院(据说是李莲旧居)卖给辅仁(大
学),再用美元换成二百二十两黄金,又让潘素变卖一件首饰,凑成二百四
十两,从玉池山秀老板那里弄来的。那老板张口索要的黄金是八百两!《三
希堂帖》、李白字《上阳台帖》、唐寅《蜀官妓图》,当时老袁的庶务司长
郭世五愿以二十万大洋卖我。我一时也搞不到这么个数目的钱,只好先付六
万大洋的订金,忍痛把《三希堂帖》退给郭家。范仲淹手书《道服赞》是我
用一百一十两黄金购来的。”

  讲到这里,张伯驹喟叹道:“不知情者,谓我搜罗唐宋精品,不惜一掷
千金,魄力过人。其实,我是历尽辛苦,也不能尽如人意。因为黄金易得,
国宝无二。我买它们不是为了钱,是怕它们流入外国。唐代韩干的《照夜白
图》,就是溥心畬在(19)36年卖给了外国人。当时我在上海,想办法阻止
都来不及。七·七事变以后,日本人搜刮中国文物就更厉害了。所以我从30
岁到60岁,一直收藏字画名迹。目的也一直明确,那就是我在自己的书画
录里写下的一句话──予所收藏,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
传有绪。”

  潘素还告诉我们,抗战爆发以后,他俩为保护这些文物珍品,把所有的
字画一一缝入衣被,全部携往西安。一路的担惊受怕,日夜的寝食不安。怕
土匪抢,怕日本人来,怕意外的闪失,怕自己的疏忽,时刻地小心,整日地
守在家中。外面稍有动静,气不敢大出,心跳个不停。总之,为了这些死人
的东西,活人是受够了颠簸和惊吓。

  我知道,朱自清、闻一多是极有气节的爱国者。可我翻来覆去地想,怎
么都觉得张伯驹也是个极有气节的爱国者。我搞不懂:为什么像“民革”里
和共产党动过刀枪的人物,在57年风浪中被认为表现良好;而“民盟”里
传播知识的教授,如潘光旦;“农工”里治病救人的大夫,如李宗恩;以及
眼前这个把用黄金房产买下的、用身家性命保下的好玩意儿都捐献给国家的
张伯驹,倒成了右派?其实,我的搞不懂,也是父亲的搞不懂。

  客人走后,我对父亲说:“听张伯伯讲买字画又捐字画的事,心里很不
是滋味。把你划为右派,你到底还说过共产党的长短,可人家张伯驹呢!把
家产都拿去共产了,共产党也给他扣上个右派。他把李白的字拱手送给毛主
席,毛主席怎就不对他高抬贵手?”

  父亲用一句话回答了我:“老毛的动机从来不是出于私人的。”

  在中国的文化里,诗的地位是最高的。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也是诗的
。张伯驹在任何场合,都忘不了诗。随时可吟诗,可赋诗。这风度,倾倒了
包括毛泽东、陈毅在内的许多中共高官。别说是外出作客、看戏归来,他有
所感。就是午眠乍醒、夤夜起风,也能引出诗兴。于是,隔三差五,便有新
作。他作诗吟联填词,比我心算一加二加三等于几还快。我随便出个题,他
张口就来。既合格律又切题,真叫绝了。这是什么?这就是文思、才思和神
思啊!与他的诗相匹配的,是他的字。因独创一格,人称鸟羽体。我甚至觉
得张伯驹在自己的生活中就扮演了诗作中的人物。或者说他的诗作是一面镜
子,里面映照出来的一个风流俊赏之人,那便是张伯驹自己。

  张伯驹瘦削的脸型和冷漠面容所显示的一种尊贵神情,常使人感到难以
接近。其实,素不相识者只要踏入他所精通、爱好的领域,便可体味到一个
诗人的天性——浪漫的自信与理想主义的热情。正是这个天性,让张伯驹在
一般中国人尚不知书法、韵文为何物的五十年代,就组织了“北京中国书法
研究会”“北京中国韵文学会”等民间团体。他经常亲自出面,办展览,开
讲座。不仅在北京搞,还跑到济南、青岛去搞。因为活动内容的高质量,单
是书法研究会的会员在1957年就从一百多人激增到三百多人。张伯驹这样
做,无非是希望喜好诗的人,能写出合乎规范的好诗;但愿喜好书法的人,
能通过指导写出好字来。反右时,那些左派说他如此卖力是在扩大个人影响
和共产党抢夺文化阵地,实在是冤枉。

  父亲也好诗。在他的藏书里,单是杜甫诗集的版本,就不下几十种。反
右以后,就更爱读诗了,而且开始学写诗。偶尔诌几首绝句、律诗什么的,
就举着涂改得一塌糊涂的诗作,从书房里狂奔出来,大呼小叫地让我和母亲
都来听他的吟诵。

  我对父亲说:“怎么张伯驹作诗填词,连想都不用想。你把一本《白香
词谱》放在书桌上,翻来翻去,颠来倒去,也没当成诗家词手?”

  已是一张老脸的父亲,被我说得还真有点不好意思,不无辩解地说:“
我怎么能和张伯驹比?他九岁就能诗,人称神童,是极有天赋的。写出来的
东西,颇有纳兰之风。你的爸爸本科读的是英语,留学攻的是西方哲学,以
后搞的是政治,成了右派才学诗呢。”

  父亲写的诗,仅用于自我欣赏。他拿给母亲和我看,也是为了能获得我
们对他的欣赏。他有一首题为《车叹》的五言绝句。

  轴与轮相辅,
方可成器宇。
二者去其一,
行旅徒呼苦。

  这诗一读,便知父亲还处在练手阶段。

  写在这同一张纸片上的,还有题为《我说》的另一首五言绝句。

  先我原无我,
有我还无我。
我既非常我,
今我实非我。

  这首诗,有点意思,不过与其说它是诗,倒不如讲更像是一段哲学短语
。总之,父亲很想把诗写好,这个念头从(19)57年一直持续到病重之时。

  “张先生的诗词,何以做得又快又好?”父亲恭敬地向他请教。

  张伯驹答:“我这个人要学什么,非要学到精通不可!尽管诗词创作的
方法与技巧很多,但其要则只有两条。一是谙熟掌故,二是精通格律。而要
做到这两条,唯一的办法就是强记。”接着,又补充道:“我真正致力于诗
词,还是在三十岁以后。但是自幼记忆力就好,朝诵夕读,过目不忘。有一
次去个朋友家,随便翻阅主人的藏书。过了段时日,再去作客聊天,竟然还
能背诵出主人藏书里的诗句,而那主人什么都记不起了。”

  张伯驹一席话,令我痛下决心:这辈子是永不学诗的了。因为我的记性
差得惊人。记得考入北京师大女附中,初中一年级才读了半载,在学校的失
物招领处,就找回自己不慎丢失的东西大大小小34件。刚刚发生的事情,
我先后说给三个人听,那就一定是讲述了三则大处相同、小处各异的故事。
三人同时质对,我委屈万分,诚恳辩解——决非添油加醋,实实地是记性不
好。

  张伯驹创作的诗词不求发表,是兴之所致,是习惯使然。一段时间下来
,他就自掏腰包,把这些新作油印成册。这些灰兰封面、薄薄软软的小册子
,一摞一摞地码放在客厅沿壁而立的竹质书架上。我有时会觉得它们酷似一
个身著素色长衫的文人,长久静立,沉默无语。我有时一不小心碰及书架,
那老竹杆发出的“吱吱”声,仿佛在提醒人们:这里还有诗。

  我对张伯驹说:“您的诗集,能给我一本吗?”

  他抽出两本,递过来。道:“拿一本给你的父亲。”

  张伯驹既不在诗集的扉页上题款,也不说请我父亲指正之类的话。以后
,但凡有了新作,张伯驹一定送我,且一定是两本。每本我大多翻阅前面几
页,然后束之高阁。不是不爱看,而是由于用典太多,我读不大懂。好在张
伯驹从来不问读后感想。

  父亲是读完的,从开篇到页尾。他的读后感是:“中国的文学再发达,
以后不会再有张伯驹。”

  和张伯驹对比,父亲认为自己算是个粗人。比如对一年四季的感受,不
过就是凉与热、冷和暖罢了。事情到了张伯驹那里,便大不一样。春天的梅
、鹊,夏日的蝉、萤,秋天的七夕、白露、红叶,冬季的霜、雪,他都有反
复的吟唱,细致的描摹。现在的人提起张伯驹,便说他是大收藏家,认为他
最爱文物。但我认为,张伯驹自己最看重的,仍是诗。他曾郑重其事地对我
说:“文物,有钱则可到手;若少眼力,可请人帮忙。而诗,完全要靠自己
。”

  张伯驹另一个爱好,是戏曲。

  我问父亲:“看名角演戏就够了,干嘛张伯驹还非要自己登台呢?”

  父亲笑我不懂中国有钱的文人生活。他说:“戏子唱戏,是贱业;而文
人票戏,就是极风雅的事了。”

  1960年秋,我转入中国戏曲研究院的本科戏文系读书。张伯驹从这个时
候开始,便经常主动地跟我谈戏说艺。很像是我特聘的一位专业教授,而且
常常是无须我请教,他就开讲了。话头百分之九十九点九是落在余叔岩的身
上。他告诉我,自己与余叔岩的往来决非是一般人所言——是公子与戏子、
或是名票与名伶的关系。他说:“我们是朋友,知己,是不以利害相交的朋
友,情趣相投的知己。”

  余叔岩的戏,他是必看的。看后,备好车等余卸装,收拾停当,同去吃
夜宵。饭后或送余回家,或同归张的寓所。他们谈的全是戏里的事。他向余
叔岩学戏,都在半夜,在余吸足了大烟之后。

  张伯驹说:“那些烟土,一般都是他自己备好的。”

  “余叔岩干嘛非得抽鸦片?”

  “那是他的一个嗜好,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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