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线上，就够她操心费劲的。每月不仅把所有的工资花光，而且尚须从“家
底儿”中掏点出来，以为贴补。今非昔比，丈夫相中的古画虽好，但想到现
实的经济状况和未来漫长的生活之需，潘素有些犹豫。张伯驹见妻子没答应
，先说了两句，接着索性躺倒在地。任潘素怎么拉，怎么哄，也不起来。最
后，潘素不得不允诺：拿出一件首饰换钱买画。有了这句，张伯驹才翻身爬
起，用手拍拍沾在身上的泥土，自己回屋睡觉去了。
一个晴朗的周日，我向潘素学习“浅绛”。画得正起劲，张伯驹把妻子
叫出去，耳语几句。没过多久，张伯驹又进来，又看看我俩。不大功夫，张
伯驹再进来，再看看我俩。如此往复数次。
我问：“潘姨，张伯伯有事吗？”
“就是有事，他才这个样子。”
“那您和张伯伯去办事吧。今天我就学到这里，告辞了。”
潘素笑道：“什么事呀，是你张伯伯叫我们吃饭去。”
正说着，张伯驹又进来。潘素边看表，边对他说：“刚十点多，还早。
”
“走。”张先生声音不大，可语气坚定，一点没商量。潘素忙着收拾画
具，尽管嘴里还在嘟囔。
张宅没有电话，我无法把要在外面就餐的事告诉父母了。心想，反正时
间还早，等我饭毕归来，可能家里的菜还没做得呢。顺便说一句，（19）57
年前，父母公务繁忙，饭桌上即使见不到我们，也极少问及。自戴帽后，骨
血之间，亲情大增。别说是吃饭，就是佐以饼干或面包的午茶，父亲无论如
何也要等我放学回来。“小愚儿，快来喝热茶，我和老妈妈都在等你呢！”
第一次听父亲这么说，让我好感动，也好感谢“反右”。
我们师徒三人，从细窄细窄的烟袋斜街穿出，沿鼓楼大街向南走去。我
以为不过是在这条北城最热闹的街上找个饭馆，就近而餐罢了。可看张伯驹
双手背在身后目不斜视，大步疾行的样子，似乎眼中早已有了就餐目标。我
们走过地安门南大街，又走过景山东街。张伯驹远冲在前，像只领头羊，潘
素和我则紧紧尾随于后。天气转暖，太阳高悬，幸好我穿得不多。
体态丰腴的潘素，掏出白手帕擦去额角的汗珠，对我说：“只要上街，
你张伯伯就是这样走路，一个人像在打冲锋，不管别人。”
“我爸走路和张伯伯一个样儿。有一年春节全家逛厂甸的书肆，我爸带
着警卫员把我和妈妈甩出半里地远，害得我们母女啥也没看，只顾拉直脖子
，活似两只呆头鹅。四只眼不停地搜索前方，生怕两下走岔了。回到家里，
我妈大大发了一顿脾气，说今后不再与他同行。我爸二话不说，满脸陪笑。
我妈回到寝室，他跟到寝室；我妈躲进书房，他跟到书房；直到消气为止。
”潘素听了我这一番话，略感自慰。原来天下男人的许多毛病，是一个模子
“磕”出来的。
我们三个人，继续南行。我忍不住问：“潘姨，咱们这是去哪儿呀？”
“去欧美同学会（曾改为政协的文化俱乐部），你张伯伯喜欢吃西餐。
”
从后海到南河沿，我掐指一算，至少五站路的里程。旁边就有通往目的
地的公共汽车，咱们干嘛不坐车？我心里这么想，嘴上可不敢说，乖乖地跟
在张伯驹的身后，走着，走着。
阿弥陀佛，终于走到了。我们刚踏进门，欧美同学会西餐厅的男侍便迎
了上来。看来，他们都认得张氏夫妇。在吩咐几句之后，凉菜、汤菜、热菜
、面包、黄油、果酱依次端上。
这里，也是父亲常带我来的地方。每次在点菜前，父亲要问我和姐姐：
“想吃点什么？”
我便举着叉子，高叫：“冰淇淋！”
可眼前的张伯驹，没有问我想吃什么。在小心翼翼中，我吃完属于自己
的那份西餐，并恭敬地向他俩道谢。
三人刚走出欧美同学会的大门，张伯驹立即对我说：“小愚，你赶公共
汽车回家吧。”
我问潘素：“那您和张伯伯呢？”
“张伯伯要走回去。”
我坐上了公共汽车。隔着玻璃窗看见他们夫妇在便道上，一前一后地向
北走着。张伯驹的鬓发在正午的阳光下，呈现出近乎透明的色泽。坐在汽车
里，我感到了累，小腿酸，脚板胀。仍在徒步而行的人，不觉得累吗？——
看来，喜好与兴致对张伯驹真是个极其顽强的东西。
回家即对父亲描述了这顿拉练式的西餐。父亲听后，大为不安。说：“
事情被颠倒了。学生居然吃起老师来了，该请客的是我们。”
父亲决定让厨师备上一席佳肴，回请张氏夫妇。我家的这位大厨师姓梁
，东兴楼出身，是高岗出事后调到我家的。他平生所好，就是京戏。听说来
客是名票张伯驹，便发誓要拿出真本事。再者，我家好久没请客，作为掌灶
的他，早就手痒难耐了。
一个周末的下午，父亲叫司机用车把张氏夫妇接到家中。张伯驹穿的，
还是那件中式旧夹袄。一袭剪裁得体的黑丝绒套装，将潘素的白晰娇好，映
衬得分外动人。离吃晚饭的时间尚早，大人们开始闲谈。由于我是名正言顺
的学生，自可一侧旁听。况且听大人的谈话，自幼就是我的癖好。
在一番寒喧和闲谈之后，父亲拿出张大千的画，请他过目。
张伯驹比较欣赏其中的十二幅黄山山水图，说：“东西不错。虽然属于
大千的早期作品，但构思、布局别具匠心。笔法也很空灵。”张伯驹又转身
对我说：“小愚，你在家要跟着父亲多看。因为绘画作品的真价，不是从认
识、而是从直观得到的。”
藏品受到肯定，父亲的脸堆满了笑，别提多高兴了。他告诉张伯驹：“
我主要是藏书，其次才是藏画。买书画的目的，也很偶然。是因为（19）49
年从香港初到北京，就在马路上看到一车车的线装书送往造纸厂，心疼得不
得了。于是乎，赶快把情况告诉了郑振铎，请他制止这种行为。西谛回答说
：‘文物局要办的事太多。这样的事，一时顾不过来。伯钧，你发动党外的
朋友，大家都来收藏一些吧。’这样，我除了日常开支，所有的钱就都用来
买书、买画。健生也很支持。”
“书画还算幸运，另有一些文物想要保存下来，恐怕就困难了。”
“你是指城墙，大屋顶和牌楼吧？”父亲问，张伯驹点点头。
父亲慨然道：“对中共的某些领导人而言，他们没有昨天，所以也不需
要昨天。这样一来，从昨天延续到今天的许多伟大之物，如城墙、牌楼，自
然也就不屑一顾了。”
谈到当代画家，父亲用请教的口气问张伯驹：“你觉得刘海粟的画，水
平如何？”
“他和谢稚柳，都不错。”
父亲说：“我也觉得他的画很好。刘海粟③和朱光潜④，一个是画家，
一个是学者，两个都是我们安徽人。解放前，他们就已经很有成就了。可是
解放后，因为政治历史问题，两个人都抬不起头。连人都不好做了，还怎么
做画，做学问？（19）56年冬我和彭真一道出国的时候，跟他谈了谈杨啸天
（即杨虎）⑤的问题。我联络任公（即李济深）和其他几个党外人士愿意做
担保，希望能把他放出来。那次是全国人大代表团，走访的国家特别多。日
程排得满满的，几乎没有私下交谈的时间。彭真和我商定等回国后，再找专
门的时间，约上罗瑞卿一起讨论这件事情。我打算在谈杨虎问题的时候，也
反映一下刘海粟和朱光潜的处境。有政历问题的高级知识分子，到底应该如
何对待？怎样使用？中共有关方面负责人和党外人士能否坐下来，共同研究
研究。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它关系到人的后半辈子，关系到中国的艺术和
学术发展。”
“后来呢？”张伯驹关切地问。
“（19）57年春，我们这个人大代表团才回国。回来就是整风，接着便
反右。我失去了说话的资格，替谁都讲不了情。我现在和今后的情况，可能
比刘海粟、朱光潜还要槽糕。”
而后，他们话题又不可绕避地转到了“反右”。
父亲说：“共产党可以不需要我们这些搞政治的人，但需要科学家、艺
术家。（19）56年因为文化部和中国美协有轻视国画的倾向，我联络努生（
罗隆基），再拉上李任潮（即李济深），向周恩来反映了这个问题。后来又
与叶恭绰、汪慎生、王雪涛、徐燕荪等人，一道发起成立北京画院，为的是
把国画创作和研究独立出来。结果凡是与此事有关的画家，除齐白石外其余
一概划为右派。叶誉虎（叶恭绰）是我把他拉到北京画院当院长的，不想也
给这位老先生戴上了帽子。你和京剧院的叶盛兰，叶盛长兄弟、李万春等人
，也因为参加农工（即中国农工民主党）或参加农工组织的鸣放座谈会，也
都划了右派。总之，这些事使我的罪疚心情，永难消却。但我很不理解的
是——为什么你捐献了那么多有价值的文物，居然在政治上没有起到作用？
”
张伯驹摆摆手，打断了父亲的话头：“章先生，你不必向我讲这些话。
你是个懂政治的人，都成了右派。那么，我这个不懂政治的人划成右派，也
就不足为怪。再说，右派帽子对你可能是要紧的，因为你以政治为业；这顶
帽子对我并不怎么要紧，我是个散淡之人，生活是琴棋书画。共产党用我，
我是这样。共产党不用我，我也是这样。”
那时，到我家做客的，已多为同类。无论是博学雄辩的罗隆基，还是北
伐名将黄琪翔，只要提及自己的“划右”，不是愤愤不平就是泪流满面。没
有一个像张伯驹这样泰然、淡然和超然的。社会主义政治课教给我们对待挫
折的一句豪迈的话语是：“跌倒了，算什么？爬起来！再前进。”可跌倒了
的张伯驹，怎么给人的感觉就好像没跌倒，所以，张伯驹不必“爬起来”，
而我父亲，罗隆基，黄琪翔，就要“爬起来”，他们自己也很想“爬起来”
。
父亲听罢翘起大拇指，赞道：“张先生，真公子也！”
提及公子二字，父亲想到另一个公子──袁克定。父亲问：“袁克定后
来的情况怎么样？想必张先生是清楚的。”
父亲的提问，使不太爱讲话的张先生有了话头儿。他开始侃侃而谈：“
克定大半生随父，为袁世凯出谋划策，自己也身受荣华富贵。到了抗战时期
，克定的家境就每况日下，手头拮据。那时他还想通过关系，请求蒋介石返
还他被没收的袁氏在河南的家产。老蒋没答应，克定只好以典当为生。华北
沦陷，有一次曹汝霖劝克定把彰德洹上村花园卖给日本人。袁家的亲戚听说
这个消息，也都议论纷纷。赞同的、怂恿的颇多，其目的无非是每个人借机
能分得些“条子”（金条）罢了。克定坚决不同意，说这是先人发祥地，为
子孙者不可出售。当时占领华北的日本陆军长官土肥原贤二，由于从前与老
袁认识，所以在网罗到吴佩孚、靳云鹏之后，还想拢络袁氏之后，尤其是长
子克定。如果克定能在华北伪政权任职，恐怕对北洋旧部还能施加些影响。
克定曾几次向我谈到这事。他掂量再三，说出任则从此有了财源，但也从此
当了汉奸，得不偿失，决计不干。所以，一直住在颐和园内。”
张伯驹讲到这里，不无感慨地说：“人知梅兰芳蓄须明志，其实北京沦
陷八载，克定身处困顿之境，拒任伪职，也是有气节的。可惜知之者甚少。
后来，我看他家产耗尽，生活难以为继，便将他从颐和园接到我的承泽园寓
所。他住在楼上，满屋子的书，以德文书最多。他这个人，儒雅正派，每日
读书译述。我们家里的诗词书画，弦歌聚会，他是不下楼的。后来，我把承
泽园卖了，把家搬到了城里。（19）58年克定八十大寿，他是在我家过的，
也是在我家中去世的。⑥”
“他的生活由谁负担？有经济来源吗？”父亲问。
“克定每月有五、六十元的收入，也算是工资吧。这还是行严（即章士
钊）以中央文史馆馆长身份，在文史馆给克定弄个名义，按月发下的生活费
。他每次拿到钱，都要交给潘素。我不让潘素收他的钱。我既把他接到家里
住下，在钱上就不能计较了。”
张伯驹说话的口气，平静如水，清淡如云。可我扳起手指一算，袁克定
在张宅整整寄居了十年，且又是个七、八十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