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并不如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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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并不如烟- 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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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线上,就够她操心费劲的。每月不仅把所有的工资花光,而且尚须从“家
底儿”中掏点出来,以为贴补。今非昔比,丈夫相中的古画虽好,但想到现
实的经济状况和未来漫长的生活之需,潘素有些犹豫。张伯驹见妻子没答应
,先说了两句,接着索性躺倒在地。任潘素怎么拉,怎么哄,也不起来。最
后,潘素不得不允诺:拿出一件首饰换钱买画。有了这句,张伯驹才翻身爬
起,用手拍拍沾在身上的泥土,自己回屋睡觉去了。

  一个晴朗的周日,我向潘素学习“浅绛”。画得正起劲,张伯驹把妻子
叫出去,耳语几句。没过多久,张伯驹又进来,又看看我俩。不大功夫,张
伯驹再进来,再看看我俩。如此往复数次。

  我问:“潘姨,张伯伯有事吗?”

  “就是有事,他才这个样子。”

  “那您和张伯伯去办事吧。今天我就学到这里,告辞了。”

  潘素笑道:“什么事呀,是你张伯伯叫我们吃饭去。”

  正说着,张伯驹又进来。潘素边看表,边对他说:“刚十点多,还早。


  “走。”张先生声音不大,可语气坚定,一点没商量。潘素忙着收拾画
具,尽管嘴里还在嘟囔。

  张宅没有电话,我无法把要在外面就餐的事告诉父母了。心想,反正时
间还早,等我饭毕归来,可能家里的菜还没做得呢。顺便说一句,(19)57
年前,父母公务繁忙,饭桌上即使见不到我们,也极少问及。自戴帽后,骨
血之间,亲情大增。别说是吃饭,就是佐以饼干或面包的午茶,父亲无论如
何也要等我放学回来。“小愚儿,快来喝热茶,我和老妈妈都在等你呢!”
第一次听父亲这么说,让我好感动,也好感谢“反右”。

  我们师徒三人,从细窄细窄的烟袋斜街穿出,沿鼓楼大街向南走去。我
以为不过是在这条北城最热闹的街上找个饭馆,就近而餐罢了。可看张伯驹
双手背在身后目不斜视,大步疾行的样子,似乎眼中早已有了就餐目标。我
们走过地安门南大街,又走过景山东街。张伯驹远冲在前,像只领头羊,潘
素和我则紧紧尾随于后。天气转暖,太阳高悬,幸好我穿得不多。

  体态丰腴的潘素,掏出白手帕擦去额角的汗珠,对我说:“只要上街,
你张伯伯就是这样走路,一个人像在打冲锋,不管别人。”

  “我爸走路和张伯伯一个样儿。有一年春节全家逛厂甸的书肆,我爸带
着警卫员把我和妈妈甩出半里地远,害得我们母女啥也没看,只顾拉直脖子
,活似两只呆头鹅。四只眼不停地搜索前方,生怕两下走岔了。回到家里,
我妈大大发了一顿脾气,说今后不再与他同行。我爸二话不说,满脸陪笑。
我妈回到寝室,他跟到寝室;我妈躲进书房,他跟到书房;直到消气为止。
”潘素听了我这一番话,略感自慰。原来天下男人的许多毛病,是一个模子
“磕”出来的。

  我们三个人,继续南行。我忍不住问:“潘姨,咱们这是去哪儿呀?”

  “去欧美同学会(曾改为政协的文化俱乐部),你张伯伯喜欢吃西餐。


  从后海到南河沿,我掐指一算,至少五站路的里程。旁边就有通往目的
地的公共汽车,咱们干嘛不坐车?我心里这么想,嘴上可不敢说,乖乖地跟
在张伯驹的身后,走着,走着。

  阿弥陀佛,终于走到了。我们刚踏进门,欧美同学会西餐厅的男侍便迎
了上来。看来,他们都认得张氏夫妇。在吩咐几句之后,凉菜、汤菜、热菜
、面包、黄油、果酱依次端上。

  这里,也是父亲常带我来的地方。每次在点菜前,父亲要问我和姐姐:
“想吃点什么?”

  我便举着叉子,高叫:“冰淇淋!”

  可眼前的张伯驹,没有问我想吃什么。在小心翼翼中,我吃完属于自己
的那份西餐,并恭敬地向他俩道谢。

  三人刚走出欧美同学会的大门,张伯驹立即对我说:“小愚,你赶公共
汽车回家吧。”

  我问潘素:“那您和张伯伯呢?”

  “张伯伯要走回去。”

  我坐上了公共汽车。隔着玻璃窗看见他们夫妇在便道上,一前一后地向
北走着。张伯驹的鬓发在正午的阳光下,呈现出近乎透明的色泽。坐在汽车
里,我感到了累,小腿酸,脚板胀。仍在徒步而行的人,不觉得累吗?——
看来,喜好与兴致对张伯驹真是个极其顽强的东西。

  回家即对父亲描述了这顿拉练式的西餐。父亲听后,大为不安。说:“
事情被颠倒了。学生居然吃起老师来了,该请客的是我们。”

  父亲决定让厨师备上一席佳肴,回请张氏夫妇。我家的这位大厨师姓梁
,东兴楼出身,是高岗出事后调到我家的。他平生所好,就是京戏。听说来
客是名票张伯驹,便发誓要拿出真本事。再者,我家好久没请客,作为掌灶
的他,早就手痒难耐了。

  一个周末的下午,父亲叫司机用车把张氏夫妇接到家中。张伯驹穿的,
还是那件中式旧夹袄。一袭剪裁得体的黑丝绒套装,将潘素的白晰娇好,映
衬得分外动人。离吃晚饭的时间尚早,大人们开始闲谈。由于我是名正言顺
的学生,自可一侧旁听。况且听大人的谈话,自幼就是我的癖好。

  在一番寒喧和闲谈之后,父亲拿出张大千的画,请他过目。

  张伯驹比较欣赏其中的十二幅黄山山水图,说:“东西不错。虽然属于
大千的早期作品,但构思、布局别具匠心。笔法也很空灵。”张伯驹又转身
对我说:“小愚,你在家要跟着父亲多看。因为绘画作品的真价,不是从认
识、而是从直观得到的。”

  藏品受到肯定,父亲的脸堆满了笑,别提多高兴了。他告诉张伯驹:“
我主要是藏书,其次才是藏画。买书画的目的,也很偶然。是因为(19)49
年从香港初到北京,就在马路上看到一车车的线装书送往造纸厂,心疼得不
得了。于是乎,赶快把情况告诉了郑振铎,请他制止这种行为。西谛回答说
:‘文物局要办的事太多。这样的事,一时顾不过来。伯钧,你发动党外的
朋友,大家都来收藏一些吧。’这样,我除了日常开支,所有的钱就都用来
买书、买画。健生也很支持。”

  “书画还算幸运,另有一些文物想要保存下来,恐怕就困难了。”

  “你是指城墙,大屋顶和牌楼吧?”父亲问,张伯驹点点头。

  父亲慨然道:“对中共的某些领导人而言,他们没有昨天,所以也不需
要昨天。这样一来,从昨天延续到今天的许多伟大之物,如城墙、牌楼,自
然也就不屑一顾了。”

  谈到当代画家,父亲用请教的口气问张伯驹:“你觉得刘海粟的画,水
平如何?”

  “他和谢稚柳,都不错。”

  父亲说:“我也觉得他的画很好。刘海粟③和朱光潜④,一个是画家,
一个是学者,两个都是我们安徽人。解放前,他们就已经很有成就了。可是
解放后,因为政治历史问题,两个人都抬不起头。连人都不好做了,还怎么
做画,做学问?(19)56年冬我和彭真一道出国的时候,跟他谈了谈杨啸天
(即杨虎)⑤的问题。我联络任公(即李济深)和其他几个党外人士愿意做
担保,希望能把他放出来。那次是全国人大代表团,走访的国家特别多。日
程排得满满的,几乎没有私下交谈的时间。彭真和我商定等回国后,再找专
门的时间,约上罗瑞卿一起讨论这件事情。我打算在谈杨虎问题的时候,也
反映一下刘海粟和朱光潜的处境。有政历问题的高级知识分子,到底应该如
何对待?怎样使用?中共有关方面负责人和党外人士能否坐下来,共同研究
研究。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它关系到人的后半辈子,关系到中国的艺术和
学术发展。”

  “后来呢?”张伯驹关切地问。

  “(19)57年春,我们这个人大代表团才回国。回来就是整风,接着便
反右。我失去了说话的资格,替谁都讲不了情。我现在和今后的情况,可能
比刘海粟、朱光潜还要槽糕。”

  而后,他们话题又不可绕避地转到了“反右”。

  父亲说:“共产党可以不需要我们这些搞政治的人,但需要科学家、艺
术家。(19)56年因为文化部和中国美协有轻视国画的倾向,我联络努生(
罗隆基),再拉上李任潮(即李济深),向周恩来反映了这个问题。后来又
与叶恭绰、汪慎生、王雪涛、徐燕荪等人,一道发起成立北京画院,为的是
把国画创作和研究独立出来。结果凡是与此事有关的画家,除齐白石外其余
一概划为右派。叶誉虎(叶恭绰)是我把他拉到北京画院当院长的,不想也
给这位老先生戴上了帽子。你和京剧院的叶盛兰,叶盛长兄弟、李万春等人
,也因为参加农工(即中国农工民主党)或参加农工组织的鸣放座谈会,也
都划了右派。总之,这些事使我的罪疚心情,永难消却。但我很不理解的
是——为什么你捐献了那么多有价值的文物,居然在政治上没有起到作用?


  张伯驹摆摆手,打断了父亲的话头:“章先生,你不必向我讲这些话。
你是个懂政治的人,都成了右派。那么,我这个不懂政治的人划成右派,也
就不足为怪。再说,右派帽子对你可能是要紧的,因为你以政治为业;这顶
帽子对我并不怎么要紧,我是个散淡之人,生活是琴棋书画。共产党用我,
我是这样。共产党不用我,我也是这样。”

  那时,到我家做客的,已多为同类。无论是博学雄辩的罗隆基,还是北
伐名将黄琪翔,只要提及自己的“划右”,不是愤愤不平就是泪流满面。没
有一个像张伯驹这样泰然、淡然和超然的。社会主义政治课教给我们对待挫
折的一句豪迈的话语是:“跌倒了,算什么?爬起来!再前进。”可跌倒了
的张伯驹,怎么给人的感觉就好像没跌倒,所以,张伯驹不必“爬起来”,
而我父亲,罗隆基,黄琪翔,就要“爬起来”,他们自己也很想“爬起来”


  父亲听罢翘起大拇指,赞道:“张先生,真公子也!”

  提及公子二字,父亲想到另一个公子──袁克定。父亲问:“袁克定后
来的情况怎么样?想必张先生是清楚的。”

  父亲的提问,使不太爱讲话的张先生有了话头儿。他开始侃侃而谈:“
克定大半生随父,为袁世凯出谋划策,自己也身受荣华富贵。到了抗战时期
,克定的家境就每况日下,手头拮据。那时他还想通过关系,请求蒋介石返
还他被没收的袁氏在河南的家产。老蒋没答应,克定只好以典当为生。华北
沦陷,有一次曹汝霖劝克定把彰德洹上村花园卖给日本人。袁家的亲戚听说
这个消息,也都议论纷纷。赞同的、怂恿的颇多,其目的无非是每个人借机
能分得些“条子”(金条)罢了。克定坚决不同意,说这是先人发祥地,为
子孙者不可出售。当时占领华北的日本陆军长官土肥原贤二,由于从前与老
袁认识,所以在网罗到吴佩孚、靳云鹏之后,还想拢络袁氏之后,尤其是长
子克定。如果克定能在华北伪政权任职,恐怕对北洋旧部还能施加些影响。
克定曾几次向我谈到这事。他掂量再三,说出任则从此有了财源,但也从此
当了汉奸,得不偿失,决计不干。所以,一直住在颐和园内。”

  张伯驹讲到这里,不无感慨地说:“人知梅兰芳蓄须明志,其实北京沦
陷八载,克定身处困顿之境,拒任伪职,也是有气节的。可惜知之者甚少。
后来,我看他家产耗尽,生活难以为继,便将他从颐和园接到我的承泽园寓
所。他住在楼上,满屋子的书,以德文书最多。他这个人,儒雅正派,每日
读书译述。我们家里的诗词书画,弦歌聚会,他是不下楼的。后来,我把承
泽园卖了,把家搬到了城里。(19)58年克定八十大寿,他是在我家过的,
也是在我家中去世的。⑥”

  “他的生活由谁负担?有经济来源吗?”父亲问。

  “克定每月有五、六十元的收入,也算是工资吧。这还是行严(即章士
钊)以中央文史馆馆长身份,在文史馆给克定弄个名义,按月发下的生活费
。他每次拿到钱,都要交给潘素。我不让潘素收他的钱。我既把他接到家里
住下,在钱上就不能计较了。”

  张伯驹说话的口气,平静如水,清淡如云。可我扳起手指一算,袁克定
在张宅整整寄居了十年,且又是个七、八十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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