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最看不起的，就是那些空谈理论，没打过仗的文官，当然，这其中也包括袁崇焕。
但有趣的是，他和袁崇焕相处得还不错，并不是他比较大度，而是袁崇焕比较能忍。
袁大人是很有自知之明的。他很清楚，在辽东混的，大部分都是老兵油子，杀人放火的事情干惯了，在这些人看来，自己这种文化人兼新兵蛋子，是没有发言权的。
所以他非常谦虚，非常能装孙子，还时常向老前辈们（如满桂）虚心请教，满桂们也心知肚明，知道他是孙承宗的人，得罪不起，都给他几分面子。总之，大家混得都还不错。
满桂，袁崇焕的第四个帮助者，三年后的共经生死的战友，七年后置于死地的对手。
或许你觉得人已经够多了，可是孙承宗似乎不怎么看，不久之后，他又送来了第五个人。
这个人，是他从刑场上救下来的，他的名字叫赵率教。
赵率教，陕西人，此人当官很早，万历中期就已经是参将了，履历平平，战功平平，资质平平，什么都平平。
表现一般不说，后来还吃了官司，工作都没了。后来也拜杨镐先生的福，武将死得太多没人补，他就自告奋勇，去补了缺，在袁应泰的手下，混了个副总兵。
可是他的运气很不好，刚去没多久，辽阳就丢了，袁应泰自杀，他跑了。
情急之下，他投奔了王化贞，一年后，广宁失陷，王化贞跑了，他也跑了。
再后来，王在晋来了，他又投奔了王在晋。
由于几年之中，他到了好几个地方，到哪，哪就倒霉，且全无责任心，遇事就跑，遇麻烦就溜，至此，他终于成为了明军之中有口皆碑的典型人物——反面典型。
对此，赵率教没有说什么，也不能说什么。
然而不久后，赵率教突然找到了王在晋，主动提出了一个要求：
“我愿戴罪立功，率军收复失地。”
王在晋认为，自己一定是听错了，然而当他再次听到同样坚定的话时，他认定，赵率教同志可能是受了什么刺激。
因为在当时，失地这个概念，是比较宽泛的，明朝手中掌握的，只有山海关，往大了说，整个辽东都是失地，您要去收复哪里？
赵率教回答：前屯。
前屯，就在宁远附近，是明军的重要据点。
在确定赵率教头脑清醒，没有寻死倾向之后，王在晋也说了实话：
“收复实地固然是好，但眼下无余兵。”
这就很实在了，我不是不想成全你，只是我也没法。
然而赵率教的回答彻底出乎了王大人的意料：
“无需派兵，我自己带人去即可。”
老子是辽东经略，手下都没几号人，你还有私人武装？于是好奇的王在晋提出了问题：
“你有多少人？”
赵率教答：
“三十八人。”
王在晋彻底郁闷了，眼下大敌当前，努尔哈赤随时可能打过来，士气如此低落，平时能战斗的，也都躲了，这位平时特别能躲的，却突然站出来要战斗？
这都啥时候了，你开什么玩笑？还嫌不够乱？
于是一气之下，王在晋手一挥：你去吧！
这是一句气话，可他万没想到，这哥们真去了。
赵率教率领着他的家丁，三十八人，向前屯进发，去收复失地。
这是一个有明显自杀迹象的举动，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赵率教疯了。
但事实证明，赵先生没有疯，因为当他接近前屯，得知此地有敌军出现时，便停下了脚步。
“前方已有敌军，不可继续前进，收复此地即可。”
此地，就是他停下的地方，名叫中前所。
中前所，地处宁远近郊，大致位于今天的辽宁省绥中县附近，赵率教在此扎营，就地召集难民，设置营地，挑选精壮充军，并组织屯田。
王在晋得知了这个消息，却只是轻蔑地笑了笑，他认为，在那片遍布敌军的土地上，赵率教很快会故伎重演，丢掉一切再跑回来。
几个月后，孙承宗来到了这个原本应该空无一人的据点，却看见了广阔的农田、房屋，以及手持武器、训练有素的士兵。
在得知此前这里只有三十八人后，他找来了赵率教，问了他一个问题：
“现在这里有多少人？”
赵率教回答：
“民六万有余，士兵上万人。”
从三十八，到六万，面对这个让人难以置信的奇迹，孙承宗十分激动，他老人家原本是坐着马车来的，由于过于激动，当即把车送给了赵率教，自己骑马回去了。
从此，他记住了这个人的名字。
就赵率教同志的表现来看，他是一个知道羞耻的人，知耻近乎勇，在经历了无数犹豫、困顿后，他开始用行动，去证明自己的勇气。
可他刚证明到一半，就差点被人给砍了。
正当赵率教撩起袖子，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兵部突然派人来找他，协助调查一件事情。
赵率教明白，这回算活到头了。
事情是这样的，当初赵率教在辽阳的时候，职务是副总兵，算是副司令员，掌管中军，这就意味着，当战争开始时，手握军队主力的赵率教应全力作战，然而他逃了，并直接导致了作战失败。
换句话说，小兵可以跑，老百姓可以跑，但赵率教不能跑，也不应该跑，既然跑了，就要依法处理，根据明朝军法，此类情形必死无疑。
但所谓必死无疑，还是有疑问的，特别是当有猛人求情的时候。
孙承宗听说此事后，当即去找了兵部尚书，告诉他，此人万不可杀，兵部尚书自然不敢得罪内阁大学士，索性做了个人情，把赵率教先生放了。
孙承宗并不是一个仁慈的人，他之所以放赵率教一马，是因为他认定，这人活着比死了好。
而赵率教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孙承宗的判断，在不久后的那场大战中，他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赵率教，袁崇焕的第五个帮助者。
惊变
天启元年（1620），孙承宗刚到辽东的时候，他所有的，只是山海关以及关外的八里地。
天启五年（1624），孙承宗巩固了山海关，收复了宁远，以及周边几百里土地。
在收复宁远之后，孙承宗决定再进一步，占据另一个城市——锦州。他认定，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地点。
但努尔哈赤似乎不这么看，锦州嘛，又小又穷，派兵守还要费粮食，谁要谁就拿去。
就这样，不费吹灰之力，孙承宗得到了锦州。
事后证明，自明朝军队进入锦州的那一刻起，努尔哈赤的悲惨命运便已注定。
因为至此，孙承宗终于完成了他一生中最伟大的杰作——关锦防线
所谓关锦防线，是指由山海关——宁远——锦州组成的防御体系，该防线全长四百余里，深入后金区域，沿线均有明朝堡垒、据点，极为坚固。
历史告诉我们，再坚固的防线，也有被攻陷的一天。
历史还告诉我们，凡事总有例外，比如这条防线。
事实上，直到明朝灭亡，它也未被突破。此后长达十余年时间里，后金军队用手刨，用嘴啃，用牙咬，都毫无效果，还搭上了努尔哈赤先生的一条老命。
这是一个科学、富有哲理而又使人绝望的防御体系，因为它基本上没有弱点。
锦州，辽东重镇，自古为入关要道，且地势险要，更重要的是，锦州城的一面，靠海。对于没有海军的后金而言，这又是一个噩梦。
这就是说，只要海运充足，在大多数情况下，即使被围得水泄不通，锦州也是很难攻克的。
既然难打，能不能不打呢？
不能。
我的一位住在锦州的朋友告诉我，他要回家十分方便，因为从北京出发，开往东三省，在锦州停靠的火车，有十八辆。
我顿时不寒而栗，这意味着，三百多年前的明朝，要前往辽东，除个别缺心眼爬山坡的人外，锦州是唯一的选择。
要想入关，必须攻克宁远，要攻克宁远，必须攻克锦州，要攻克锦州，攻克不了。
当然，有人会说，锦州不过是个据点，何必一定要攻陷？只要把锦州围起来，借个道过去，继续攻击宁远，不就行了吗？
是的，按照这个逻辑，也不一定要攻陷宁远，只要把宁远围起来，借个道过去，继续攻击山海关，不也行吗？
这样看来，努尔哈赤实在太蠢了，这么简单的道理，为什么就没想到呢？
我觉得，持有这种想法的人，应该去洗把脸，清醒清醒。
假定你是努尔哈赤，带了几万兵，到了锦州，锦州没人打你，于是，你又到了宁远，宁远也没人打你，就这么一路顺风到了山海关，准备发动攻击。
我相信，这个时候你会惊喜的发现，锦州和宁远的军队已经出现在你的后方，准备把你一锅端——除非这两地方的守将是白痴。
现在你有大麻烦了，眼前是山海关，没准十天半月攻不下来，请屁股后面的军队别打你，估计人家不干，就算你横下一条心，用头把城墙撞破，冲进了关内，抢到了东西，你也总得回去吧。
如果你没长翅膀，你回去的路线应该是山海关——宁远——锦州……
看起来似乎比较艰难，不是吗？
这就是为什么曹操同志多年来不怕孙权，不怕刘备，偏偏就怕马腾、马超——这两位先生的地盘在他的后方。
这就是孙承宗的伟大成就，短短几年之间，他修建了若干据点，收复了若干失地，提拔了若干将领，训养了若干士兵。
现在，在他手中的，是一条坚不可破的防线，一支精锐无比的军队，一群天赋异禀的卓越将领。
但对于这一切，努尔哈赤并不清楚，至少不十分清楚。
祖大寿、吴襄、满桂、赵率教、毛文龙以及袁崇焕，对努尔哈赤而言，这些名字毫无意义。
自万历四十六年起兵以来，明朝能打的将领，他都打了，杨镐、刘綎、杜松、王化贞、袁应泰，全都是手下败将，无一例外，在他看来，新来的这拨人下场估计也差不多。
但他终将失败，败在这几个无名小卒的手中，并永远失去翻盘的机会。
话虽如此，努尔哈赤还是很有几把刷子的，他不了解目前的局势，却了解孙承宗的实力，很明显，这位督师大人比熊廷弼还难对付，所以几年之内，他都没有发动大的进攻。
大的没有，小的还是有。
在后金的军队中，最优秀的将领无疑是努尔哈赤，但正如孙承宗一样，他的属下，也有很多相当厉害的猛人。
而在这些猛人里，最猛的，就是八大贝勒。
所谓八大贝勒，分别是指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阿济格、多尔衮、多铎、济尔哈朗。
在这八个人里，按照军功和资历，前四个大猛，故称四大贝勒，后四个小猛，故称四小贝勒。
其中最有名的，无疑是两个人，皇太极、多尔衮。
但最能打仗的，是三个人，除皇太极和多尔衮外，还有一个代善。
多尔衮年纪还小，就不说了，皇太极很有名，也不说了，这位代善，虽然年纪很大，且不出名，但很有必要说一说。
事实上，大贝勒代善是当时后金最为杰出的军事将领之一，此人非常勇猛，在与明朝作战时，经常身先士卒，且深通兵法，擅长伏击，极其能打。
因为他很能打，所以努尔哈赤决定，挑选一个目标，由代善发动攻击，以试探孙承宗的虚实，而他选定的这个目标，就是锦州。
当代善率军来到锦州城下的时候，他才意识到，这是个结结实实的黑锅。
首先锦州非常坚固。在修城墙方面，孙承宗很有一套，城不但高，而且厚，光凭刀砍斧劈，那是没指望的，要想进城，没有大炮是不行的。
大炮也是有的，不过不在城下，而在城头。
其实一直以来，明朝的火器水平相当高。万历三大征打日本的时候也很经用，后来之所以荒废，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态度问题。
万历前期，皇帝陛下精神头足，什么事都愿意折腾，后来不想干了，天天躲着不上朝，下面也开始消极怠工。外加火器工作危险性大，吃力不讨好，没准出个安全事故，是很麻烦的。
孙承宗不怕麻烦，他不但为部队添置三眼火铳等先进装备，还购置了许多大炮，尝试用火炮守城。而锦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