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四十六年（1618）正月，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发出了战争的宣告：
“今岁（年），必征大明国！”
光叫口号是不够的，无论如何，还得找几个开战的理由。
四月，努尔哈赤找到了理由，七个。
此即所谓七大恨，在文中，努尔哈赤先生列举了七个明朝对不住他的地方，全文就不列了，但值得表扬的是，在挑事方面，这篇文章，还真是下了点功夫。
祖父、父亲被杀，自然是要讲下的，李成梁的庇护，自然是不会提的，某些重大事件，也不能放过。比如边界问题：擅自进入我方边界。经济问题：割了我们这边的粮食。外交问题：十名女真人在边界被害（这个理由好像很眼熟）。
其中，最有意思的理由是：明朝偏袒叶赫、哈达部，对自己不公。
对于这句话，明朝有什么看法不好说，但被李成梁同志打残无数次的叶赫和哈达部，应该是有话要讲的。
这个七大恨，后来被包括袁崇焕在内的许多人驳斥过，凑热闹的事我就不干了。我只是认为，努尔哈赤先生有点多余，想抢，抢就是了，想杀，杀就是了，何苦费那么大劲呢？
杀死一切敢于抵抗的人，抢走一切能够抢走的东西，占领一切能够占领的土地，目的十分明确。
抢掠，其实无须借口。
万历四十六年（1618）四月，努尔哈赤将他的马刀指向了第一个目标——抚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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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古罗马的将领，在与日耳曼军队征战多年后，发出了这样的感叹：
他们不懂军事，却很彪悍，不懂权谋，却很狡猾。
这句简单的话，蕴藏着深厚的哲理。
很多人说过，最好的老师，不是特级教师，不是名牌学校，而是兴趣。
但我要告诉你，这个答案是错误的。
在这个世界上，最优秀的老师，是生存。
为了一块土地，为了一座房子，为了一块肉，为了在这个世界上多活一天，熟悉杀戮的技巧、掌握抢劫的诀窍，无须催促、无须劝说，在每一天生与死的较量中，懂得生存，懂得如何去生存。
生存很困难，所以为了生存，必须更加狡诈、必须更加残暴。
所以在抚顺战役中，我们看到的，并不是纵横驰骋的游牧骑兵，光明正大的英勇冲锋，而是更为阴险狡诈的权谋诡计。
万历四十六年（1618）四月十五日，努尔哈赤抵达抚顺近郊。
但他并没有发动进攻，却派人向城里散布了一个消息。
这个消息的内容是，明天，女真部落三千人，将携带大量财物来抚顺交易。
抚顺守将欣然应允，承诺打开城门，迎接商队的到来。
第二天（十五日）早晨，商队来了，抚顺打开了城门，百姓商贩走出城外，准备交易。
然后，满脸笑容的女真商队拿出了他们携带的唯一交易品——屠刀。
贸易随即变成了抢掠，商队变成了军队，很明显，女真人做无本生意的积极性要高得多。
努尔哈赤的军队再无须隐藏，精锐的八旗骑兵，在“商队”的帮助下，向抚顺城发动了进攻。
守城明军反应很快，开始组织抵抗，然而没过多久，抵抗就停止了，城内一片平静。
对于这个不同寻常的变化，努尔哈赤并不惊讶，因为这一切，都在他的计划之中。
很快，他就见到了计划中的那个关键棋子——李永芳。
李永芳，是抚顺城的守将之一，简单介绍下——是个叛徒。
他出卖抚顺城，所换来的，是副将的职称，和努尔哈赤的一个孙女。
抚顺失陷了，努尔哈赤抢到了所有能够抢到的财物、人口，明朝遭受了重大损失。
明军自然不肯干休，总兵张承胤率军追击努尔哈赤，却遭遇皇太极的伏兵，阵亡，全军覆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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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顺战役，努尔哈赤掠夺了三十多万人口、牛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财富，但这一切，只是个开始。
对努尔哈赤而言，继续抢下去，有很多的理由。
女真部落缺少日常用品，拿东西去换太麻烦，发展手工业不靠谱，抢来得最快。而更重要的是，当时的女真正在闹灾荒，草地荒芜，野兽数量大量减少，这帮大爷又不耕地，粮食不够，搞得部落里怨声载道，矛盾激化。
所以继续抢，那是一举多得，既能够填补产业空白，又能解决吃饭问题，而且还能转嫁矛盾。
于是，万历四十六年（1618）七月，他再次出击，这次，他的目标是清河。
清河，就是今天的辽宁本溪，此地是通往辽阳、沈阳的必经之地，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而清河的失陷过程也再次证明，努尔哈赤，实在是个狡猾狡猾的家伙。
七月初，他率军出征，却不打清河，反而跑到相反方向去闹腾，对外宣称是去打叶赫部，然后调转方向，攻击清河。
到了清河，也不开打，又是老把戏，先派奸细，打扮成商贩进了城，然后发动进攻，里应外合，清河人少势孤，守军一万余人全军覆没。
之后的事情比较雷同，城内的十几万人口被努尔哈赤全数打包带走，有钱、有奴隶、有粮食，空白填补了，粮食保证了，矛盾缓和了。
但他留下的，是一片彻底的白地，是无数被抢走口粮而饿死的平民，是无数家破人亡的惨剧，痛苦、无助。
无论什么角度、什么立场、什么观点、什么利益、什么目的、什么动机、什么想法、什么情感、什么理念、都应该承认一点，至少一点：
这是抢掠，是自私、无情、带给无数人痛苦的抢掠。
征服的荣光背后，是无数的悲泣与哀嚎——本人语
会战
努尔哈赤是一位伟大的军事家，至少我是这样认为。
作为一名没有进过私塾，没有上过军校，没有受过系统军事训练的游牧民族首领，努尔哈赤懂得什么是战争，也懂得如何赢得战争。他的战役指挥水平，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在抚顺、清河以及之后一系列战役中，他表现出了惊人的军事天赋，无论是判断对方动向，选择战机、还是玩阴耍诈，都可谓是无懈可击。
毫无疑问，他是这个时代最杰出的军事将领——在那两个人尚未出现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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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明朝而言，这位十分优秀的军事家，只是一名十分恶劣的强盗。不仅恶劣，而且残忍。
清河、抚顺战役结束后，抢够杀完的努尔哈赤非但没有歉意，不打收条，还做了一件极其无耻的事情。
他挑选了三百名当地平民，在抚顺关前，杀死了二百九十九人，只留下了一个。
他割下了这个人的耳朵，并让他带回一封信，以说明自己无端杀戮的理由：
“如果认为我做的不对，就约定时间作战！如果认为我做得对，你就送金银布帛吧，可以息事宁人！”
绑匪见得多了，但先撕票再勒索的绑匪，倒还真是第一次见。
明朝不是南宋，没有送礼的习惯。他们的方针，向来是不向劫匪妥协，何况是撕了肉票的劫匪。既然要打，那咱就打真格的。
万历四十七年（1619）三月，经过长时间的准备，明军集结完毕，向赫图阿拉发起进攻。
明军共分东、西、南、北四路，由四位总兵率领，统帅及进攻路线如下：
东路指挥刘綎，自朝鲜进攻。
西路指挥官杜松，自抚顺进攻。
北路指挥官马林，自开原进攻。
南路指挥官李如柏，自清河进攻。
进攻的目标只有一个，赫图阿拉。
以上四路明军，共计十二万人，系由各地抽调而来，而这四位指挥官，也都大有来头。
李如柏的身份最高，他是李成梁的儿子，李如松的弟弟，但水平最低，你要说他不会打仗，比较冤枉，你要说他很会打仗，比较扯淡。
马林的父亲，是马芳，这个人之前没提过，但很厉害，厉害到他的儿子马林，本来是个文人，都当上了总兵。至于马先生的作战水平，相信你已经清楚。
这两路的基本情况如此，就指挥官来看，实在没什么戏。
但另外两路，就完全不同了。
东路指挥官刘綎，也是老熟人了。使六十多斤的大刀，还“轮转如飞”，先打日本，后扫西南，“万历三大征”打了两大征，让他指挥东路，可谓志在必得。
但四路军中，最大的主力却并不是东路，最猛的将领也并不是刘綎。这两大殊荣，都属于西路军，以及它的指挥官，杜松。
杜松，陕西榆林人，原任陕西参将，外号杜太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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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提过，太师是朝廷的正一品职称，拿到这个头衔的，很少很少，除了张居正外，其他获得者一般都是死人、追认。
但杜将军得到的这个头衔，确确实实是别人封的，只不过……不是朝廷。
他在镇守边界的时候，经常主动出击蒙古，极其生猛，前后共计百余战，无一败绩。蒙古人被他打怕了，求饶又没用，听说明朝官员中太师最大，所以就叫他太师。
而杜将军不但勇猛过人，长相也过人，因为他常年冲锋肉搏，所以身上脸上到处都是伤疤，面目极其狰狞，据说让人看着就不住地打哆嗦。
但这位刘綎都甘拜下风的猛人，这次前来上任，居然是带着镣铐来的，因为在不久之前，他刚犯了错误。
杜松虽然很猛，却有个毛病：小心眼。
所谓小心眼，一般是生气跟别人过不去，可是让人哭笑不得的是，杜松先生小心眼，总是跟自己过不去。
比如之前，他曾经跟人吵架，以武将的脾气，大不了一气之下动家伙砍人，可是杜兄一气之下，竟然出家当和尚了。
这实在是个奇怪的事，让人怎么都想不明白，可还没等别人想明白，杜松就想明白了，于是又还俗，继续干他的杀人事业。
后来他升了官，到辽东当上了总兵，可是官升了，脾气一点没改，上阵打仗吃了亏（不算败仗），换了别人，无非写了检讨，下次再来。
可这位兄弟不知那根筋不对，竟然要自杀，好歹被人拦住还是不消停，一把火把军需库给烧了，论罪被赶回了家，这一次是重返故里。
虽说过了这么多年，经历了这么多事，但他的同事们惊奇地发现，这人一点没改，刚到沈阳（明军总营）报到，就开始咋呼：
“我这次来，就是活捉努尔哈赤的，你们谁都别跟我抢！”
又不是什么好事，谁跟你抢？
事实也证明，这个光荣任务，没人跟他抢，连刘綎都不敢，于是最精锐的西路军，就成为了他的部属。
以上四路明军，共计十二万人，大致情况也就是这样，大明人多，林子太大，什么人都有，什么鸟都飞，混人、文人、猛人，一应俱全。
说漏了，还有个鸟人——辽东经略杨镐。
杨镐，是一个出过场的人，说实话，我不太想让这人再出来，但可惜的是，我不是导演，没有换演员的权力。
作为一个无奈的旁观者，看着它的开幕和结束，除了叹息，只有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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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战明军由全国七省及朝鲜、叶赫部组成，并抽调得力将领指挥。全军共十二万人，号称四十七万，这是自土木堡之变以来，明朝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要成事，需要十二万人，但要坏事，一个人就够了。
从这个角度讲，杨镐应该算是个很有成就的人。
自从朝鲜战败后，杨镐很是消停了一阵。但这个人虽不会搞军事，却会搞关系，加上他本人还比较老实，二十年后，又当上了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此外，他还加入了组织——浙党。
当时的朝廷首辅，是浙党的铁杆方从哲，浙党的首辅，自然要用浙党的将领，于是这个光荣的任务，就落在了杨镐的身上。
虽然后来许多东林党拿杨镐说事，攻击方从哲，但公正地讲，在这件事上，方先生也是个冤大头。
我查了一下，杨镐兄的出生年月日不详，但他是万历八年（1580）的进士，考虑到他的智商和表现，二十岁之前考中的可能性实在很小，三十而立、四十不惑都是有可能的。
如此算来，万历四十七年（1619）的时候，杨大爷至少也有六十多了。在当时的武将中，资历老、打过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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