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我自然知道,其实郑贵妃也劝过我早立长子,以免外人猜疑,我没有嫡子,册立长子是迟早的事情啊。”
这句和缓的话,让申时行感到了温暖,儿子出来了,好话也说了,虽然也讲几句什么郑贵妃支持,没有嫡子之类的屁话,但终究是表了态。
形势大好,然而接下来,申时行却一言不发,行礼之后便退出了大殿。
这正是他绝顶聪明之处,点到即止,见好就收,今天先定调,后面慢慢来。
但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次和谐的对话,不但史无前例,而且后无来者。“争国本”事件的严重性,将远远超出他的预料,因为决定此事最终走向的,既不是万历,也不会是他。
谈话结束后,申时行回到了家中,开始满怀希望地等待万历的圣谕,安排皇长子出阁读书。
可是一天天过去了,希望变成了失望,到了月底,他也坐不住了,随即上疏,询问皇长子出阁读书的日期。这意思是说,当初咱俩谈好的事,你得守信用,给个准信。
但是万历似乎突然失忆,啥反应都没有,申时行等了几天,一句话都没有等到。
既然如此,那就另出新招,几天后,内阁大学士王锡爵上书:
“陛下,其实我们不求您立刻册立太子,只是现在皇长子九岁,皇三子已五岁,应该出阁读书。”
不说立太子,只说要读书,而且还把皇三子一起拉上,由此而见,王锡爵也是个老狐狸。
万历那边却似乎是人死绝了,一点消息也没有,王锡爵等了两个月,石沉大海。
到了四月,包括申时行在内,大家都忍无可忍了,内阁四名大学士联名上疏,要求册立太子。
尝到甜头的万历故伎重演:无论你们说什么,我都不理,我是皇帝,你们能把我怎么样?
但他实在低估了手下的这帮老油条,对付油盐不进的人,他们一向都是有办法的。
几天后,万历同时收到了四份奏疏,分别是申时行、王锡爵、许国、王家屏四位内阁大学士的辞职报告,理由多种多样,有说身体不好,有说事务繁忙,难以继任的,反正一句话,不干了。
自万历退居二线以来,国家事务基本全靠内阁,内阁一共就四个人,要是都走了,万历就得累死。
没办法,皇帝大人只好现身,找内阁的几位同志谈判,好说歹说,就差求饶了,并且当场表态,会在近期解决这一问题。
内阁的几位大人总算给了点面子,一番交头接耳之后,上报皇帝:病的还是病,忙的还是忙,但考虑到工作需要,王家屏大学士愿意顾全大局,继续干活。
万历窃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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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位兄弟的策略,叫拖一天是一天,拖到这帮老家伙都退了,皇三子也大了,到时木已成舟,不同意也得同意。这次内阁算是上当了。
然而上当的人,只有他。
因为他从未想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留下来的,偏偏是王家屏呢?
王家凭,山西大同人,隆庆二年进士,简单地说,这是个不上道的人。
王家屏的科举成绩很好,被选为庶吉士,还编过《世宗实录》,应该说是很有前途的,可一直以来,他都没啥进步,原因很简单,高拱当政的时候,他曾上书弹劾高拱的亲戚,高首辅派人找他谈话,让他给点面子,他说,不行。
张居正当政的时候,他搞非暴力不合作,照常上班,就是不靠拢上级,张居正刚病倒的时候,许多人都去祈福,表示忠心,有人拉他一起去,他说,不去。
张居正死了,万历十二年,他进入内阁,成为大学士,此时的内阁,已经有了申时行、王锡爵、许国三个人,他排第四。按规矩,这位甩尾巴的新人应该老实点,可他偏偏是个异类,每次内阁讨论问题,即使大家都同意,他觉得不对,就反对。即使大家都反对,他觉得对,就同意。
他就这么在内阁里硬挺了六年,谁见了都怕,申时行拿他也没办法,更有甚者,写辞职信时,别人的理由都是身体有病,工作太忙,他却别出一格,说是天下大旱,作为内阁成员,负有责任,应该辞职(久旱乞罢)。
把他留下来,就是折腾万历的。
几天后,礼部尚书于慎行上书,催促皇帝册立太子,语言比较激烈,万历也比较生气,罚了他三个月工资。
事情的发生,应该还算正常,不正常的,是事情的结局。
换在以往,申时行已经开始挥舞铁锹和稀泥了,先安慰皇帝,再安抚大臣,最后你好我好大家好,收工。
相比而言,王家屏要轻松得多,因为他只有一个意见——支持于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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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还没扣,他就即刻上书,为于慎行辩解,说了一大通道理,把万历同志的脾气活活顶了回去。但更让人惊讶的是,这一次,万历没有发火。
因为他发不了火,事情很清楚,内阁四个人,走了三个,留下来的这个,还是个二杆子,明摆着是要为难自己。而且这位坚持战斗的王大人还说不得,再闹腾一次,没准就走人了,到时谁来收拾这个烂摊子?
可是光忍还不够,言官大臣赤膊上阵,内阁打黑枪,明里暗里都来,比逼宫还狠,不给个说法,是熬不过去了。
几天后,一个太监找到了王家屏,向他传达了皇帝的谕令:
“册立太子的事情,我准备明年办,不要再烦(扰)我了。”
王家屏顿时喜出望外,然而,这句话还没有讲完:
“如果还有人敢就此事上书,就到十五岁再说!”
朱常洛是万历十年出生的,万历发出谕令的时间是万历十八年,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们再敢闹腾,这事就六年后再办!
虽然不是无条件投降,但终究还是有了个说法,经过长达五年的斗争,大臣们胜利了——至少他们自己这样认为。
事情解决了,王家屏兴奋了,兴奋之余,就干了一件事。
他把皇帝的这道谕令告诉了礼部,而第一个获知消息的人,正是礼部尚书于慎行。
于慎行欣喜若狂,当即上书告诉皇帝:
“此事我刚刚知道,已经通报给朝廷众官员,要求他们耐心等候。”
万历气得差点吐了白沫。
因为万历给王家屏的,并不是正规的圣旨,而是托太监传达的口谕,看上去似乎没区别,但事实上,这是一个有深刻政治用意的举动。
其实在古代,君无戏言这句话基本是胡扯,皇帝也是人,时不时编个瞎话,吹吹牛,也很正常,真正说了就要办的,只有圣旨。白纸黑字写在上面,糊弄不过去。所以万历才派太监给王家屏传话,而他的用意很简单:这件事情我心里有谱,但现在还不能办,先跟你通个气,以后遇事别跟我对着干,咱们慢慢来。
皇帝大人原本以为,王大学士好歹在朝廷混了几十年,这点觉悟应该还有,可没想到,这位一根筋的仁兄竟然把事情捅了出去,密谈变成了公告,被逼上梁山了。
他当即派出太监,前去内阁质问王家屏,却得到了一个让他意想不到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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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屏是这样辩解的:
“册立太子是大事,之前许多大臣都曾因上疏被罚,我一个人定不了,又被许多大臣误会,只好把陛下的旨意传达出去,以消除大家的疑虑(以释众惑)。”
这番话的真正意思大致是这样的:我并非不知道你的用意,但现在我的压力也很大,许多人都在骂我,我也没办法,只好把陛下拉出来背黑锅了。
虽然不上道,也是个老狐狸。
既然如此,就只好将错就错了,几天后,万历正式下发圣旨:
“关于册立皇长子为太子的事情,我已经定了,说话算数(诚待天下),等长子到了十岁,我自然会下旨,到时册立出阁读书之类的事情一并解决,就不麻烦你们再催了。”
长子十岁,是万历十九年,也就是下一年,皇帝的意思很明确,我已经同意册立长子,你们也不用绕弯子,搞什么出阁读书之类的把戏,让老子清净一年,明年就立了!
这下大家都高兴了,内阁的几位仁兄境况也突然大为改观,有病的病好了,忙的也不忙了,除王锡爵(母亲有病,回家去了,真的)外,大家都回来了。
剩下来的,就是等了。一晃就到了万历二十年,春节过了,春天过了,都快要开西瓜了,万历那里一点消息都没有。
泱泱大国,以诚信为本,这就没意思了。
可是万历二十年毕竟还没过,之前已经约好,要是贸然上书催他,万一被认定毁约,推迟册立,违反合同的责任谁都负担不起,而且皇上到底是皇上,你上疏说他耍赖,似乎也不太妥当。
一些脑子活的言官大臣就开始琢磨,既要敲打皇帝,又不能留把柄,想来想去,终于找到了一个完美的替代目标——申时行。
没办法,申大人,谁让你是首辅呢?也只好让你去扛了。
很快,一封名为《论辅臣科臣疏》的奏疏送到了内阁,其主要内容,是弹劾申时行专权跋扈,压制言官,使得正确意见得不到执行。
可怜,申首辅一辈子和稀泥,东挖砖西补墙,累得半死,临了还要被人玩一把,此文言辞尖锐,指东打西,指桑骂槐,可谓是政治文本的典范。
文章作者,是南京礼部主事汤显祖,除此文外,他还写过另一部更有名的著作——牡丹亭。
'1313'
汤显祖,字义仍,江西临川人,上书这一年,他四十二岁,官居六品。
虽说四十多岁才混到六品,实在不算起眼。但此人绝非等闲之辈,早在三十年前,汤先生已天下闻名。
十三岁的时候,汤显祖就加入了泰州学派(也没个年龄限制),成为了王学的门人,跟着那帮“异端”四处闹腾,开始出名。
二十一岁,他考中举人。七年后,到京城参加会试,运气不好,遇见了张居正。
之所以说运气不好,并非张居正讨厌他,恰恰相反,张首辅很赏识他,还让自己的儿子去和他交朋友。
这是件求之不得的好事,可问题在于,汤先生异端中毒太深,瞧不起张居正,摆了谱,表示拒不交友。
他既然敢跟张首辅摆谱,张首辅自然要摆他一道,考试落榜也是免不了的。三年后,他再次上京赶考,张首辅锲而不舍,还是要儿子和他交朋友,算是不计前嫌。但汤先生依然不给面子,再次摆谱。首辅大人自然再摆他一道,又一次落榜。
但汤先生不但有骨气,还有毅力,三年后再次赶考,这一次张首辅没有再阻拦他(死了),终于成功上榜。
由于之前两次跟张居正硬扛,汤先生此时的名声已经是如日中天。当朝的大人物张四维、申时行等人都想拉他,可汤先生死活不搭理人家。
不搭理就有不搭理的去处,名声大噪的汤显祖被派到了南京,几番折腾,才到礼部混了个主事。
南京本来就没事干,南京的礼部更是闲得出奇,这反倒便宜了汤先生。闲暇之余开始写戏,并且颇有建树,日子过得还算不错,直到万历十九年的这封上疏。
很明显,汤先生的政治高度比不上艺术高度,奏疏刚送上去,申时行还没说什么,万历就动手了。
对于这种杀鸡儆猴的把戏,皇帝大人一向比较警觉(他也常用这招),立马做出了反应,把汤显祖发配到边远地区(广东徐闻)去当典史。
这是一次极其致命的打击,从此汤先生再也没能翻过身来。
万历这辈子罢过很多人的官,但这一次,是最为成功的。因为他只罢掉了一个六品主事,却换回一个明代最伟大的戏曲家,赚大发了。
'1314'
二十八岁落榜后,汤显祖开始写戏。三十岁的时候,写出了《紫箫记》;三十八岁,写出了《紫钗记》。四十二岁被赶到广东,七年后京察,又被狠狠地折腾了一回,索性回了老家。
来回倒腾几十年,一无所获。在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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