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殷正茂深得张先生器重，”冯保说着摇头一笑，拿眼觑着朱翊钧，赞道，“也难怪，殷正茂的确是难得的干才。广西荔波县剿匪，李延剿了三年，把土匪从一万剿成了十万。殷正茂甫一到任，三下五除二就把匪首生擒了。他到南京任户部尚书，首先就倦出两间大房子，把那些有头有脸的势豪大户请来，好酒好菜招待，吃饱喝足，当场就铺开纸笔墨砚，要每个人立下字据认领各自名下的子粒田征税额度：有人知道殷正茂翻脸不认人的秉性，当场签字画押。有人不信邪，把笔一丢，拿班做势想拍屁股走人。对不起，殷正茂一声令下，当即涌出一大队兵丁，将这些簪缨贵族团团围住，殷正茂脸一拧就变成了阎王，他恶狠狠说道，‘子粒田征税是皇上主意，我殷某人替皇上执法，你们谁敢放肆，莫怪我对他不客气。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你们名头再大，也是天子的臣民。子粒田的税银谁敢不交，我就封他的宅子。我殷某跟土匪打了那么多年的交道，怕过谁？’说毕，扬长而去。把闹事的大户们都关在那两间大屋子里，每餐只给一小碗发霉的糙米饭和一瓢有盐无油的老白菜帮子。这些锦衣玉食之人，哪受得了这般折磨？不出三天，个个都乖乖地签字画押。原来，据北京户部统计，南直隶的子粒田税额，能征到七十万两就很不错了，殷正茂到任，却征到了九十多万两。”
“这个殷正茂还真有两下子，”朱翊钧眸子一闪，感慨道，“张先生用了两个户部尚书，南部殷正茂，北部王崇古，都是带兵打仗的总督出身。这种人办事，都是杀气腾腾的，也惟有这样的人，才可以为国家理财。”
“是啊，”冯保咽了一口唾沫，说道，“老奴猜测，殷正茂这道折子，一是表功，二来是塞人家嘴巴的。”
“此话怎讲？”
“殷正茂为征税，几乎把南直隶的势豪大户得罪完了，他也知道这个后果。若皇上就此事给他一道嘉奖，等于是帮他开脱了。”
“这倒也是，”朱翊钧微微点了点头，下旨道，“大伴，你让内阁就按你说的意思，拟几句嘉奖的话，也不要褒得太过，让勋戚们看了寒心。”
“是。”
朱翊钧接着又拿起第三道折子，问冯保：“潘季驯请求拨款，可是预算内的例事？”
“不是，是新增拨款。”
“既是新增的，暂且压一些日子，等张先生回来后再行处置。”
“万岁爷，这样恐怕不行。”
“为何？”
“治河事大，一等几个月，恐怕误事。”
“那怎么办？”
“是不是请内阁先拟个票，皇上再定夺：”
“不行，”朱翊钧立刻表示反对意见，“现内阁四位阁臣，两位新的，两位老的，谁有能力单独秉事？小事他们可以处理，大事还须张先生秉断。昨日，礼部就接待朝鲜使者一事上折请示。吕调阳批了一个‘依常例办事’，这个拟票不等于白拟的？常例，常例是个什么例，人家使者是来谈封贡事宜，同平常觐见求商等使者大不一样，你这个常例又如何一个常法？要是张先生票拟，就不会这样空洞无物。他会把如何接待，如何赐宴，如何赠送礼品等等事宜说得一清二楚，咱一看，就知道如何处置。吕调阳倒好，干巴巴一句话‘依常例办事’，他倒省心，却难坏了我这个当皇帝的：依朕来看，这些阁臣，都只能办些小事。”
朱翊钧提起葫芦根也动，说着说着竞生气了。冯保也顺着他的竿儿爬，言道：
“吕调阳学问好，但为人迂阔。”
“岂只是迂阔，是糊涂。你到内阁传咱的旨意，张先生归家葬父期间，一应大事等他回来决断，实在等不及的，就六百里加急送给他处理。”
“这个办法好，皇上英明。”
冯保心下知道皇上对张居正依赖惯了，就像一个依靠拐杖才能走路的人，如今没了拐杖，他也就迈不开步。但这话不能明说，说了会伤害皇上的自尊心。因此他只能高颂“皇上英明”。皇上偏又相信自己真的英明，继续补充言道：
“像潘季驯这样的折子，就是大事，就应该即刻传给张先生，随到随传，不得延误。”
“老奴马上办理，”冯保想了想，又说，“让张先生随时条陈奏事，于皇上于朝廷都是有利之事，但也有一个问题应解决。”
“什么问题：”
“内阁之印，张先生不能携在路途，他奏事若无印信，沿途邮驿则按平常官府移文处理，岂不误事？”
“这倒是。”朱翊钧在这些小事上脑瓜子转得很快，立马说道，“朕赐给张先生一颗银印，凡盖此印者，即是直接传到我这里的密谕，任何人不得延误。”
“如此甚好。”
谈了这半晌公事，在大案台后头正襟危坐的朱翊钧有些倦了，这会儿站起身来，在阁中踱步伸懒腰。早有西暖阁答应觑空儿送了茶点进来。朱翊钧喝了一小碗莲子羹，也给冯保赏了一碗。用过茶后，差不多巳时过半，春日温煦的阳光透过窗棂，照射到那株绿芍药上头，愈觉娇翠欲滴，嫣然可爱。朱翊钧指着绿芍药，问冯保：
“大伴，这株花好看吗？”
“好看，”其实冯保一走进西暖阁时就看见这株绿芍药了，他关注的不是这株花，而是栽花的盆子。此时他伸手摸了摸花盆，笑道，“花好，盆子更好。”
“大伴有眼光，”朱翊钧笑道，“这只均窑盆子，是从棋盘街骨董店里买回的。”
“谁买的？”
“孙海。”
“啊，老奴正想问一件事，昨日孙海到内库宝钞库领了一百六十两银子，他只说是皇上要的，却又不肯说拿去做什么，原来是买这只盆子。”
“这盆子是难得的骨董，栽上绿芍药，摆在这西暖阁中，增色不少。”
“好是好，只是宝钞库的钱不够啊。”
“朕又没怎么花钱，怎的不够？”
见朱翊钧一脸狐疑，冯保只得耐心解释：宝钞库的钱属于皇上的私房钱，其来源主要是一些皇庄与矿山的榷税收人，如各地的金银铜锡矿，都由皇上派太监前往坐镇督办并收取榷税。近年来，各地开矿虽然数目不少，但收益甚微，税银收入大幅减少，再加上宝钞库最大的进钱户——宝和店前年被划到李太后名下。因此，宝钞库每年的各种进项大约只有十几万两银子。这些钱被皇上用来作为嫔妃的脂粉钱，身边内侍的赏钱等各样小宗开支。前几年朱翊钧年纪小，还不懂得花钱。所以，宝钞库存的进项多一点少一点也无所谓。这一二年来，皇上懂得花钱了，他虽然还没有嫔妃，但赏赐内侍买东买西每天都在支出，立马就显得用度不够。
听完冯保的解释，朱翊钧老大不高兴，咕哝道：“难道朕花几个钱，就只能在宝钞库支取？”
“是呀，”冯保小心回道，“这是老辈儿传下的规矩。武宗皇帝爷花钱最大方，一高兴就给人赏赐，宝钞库的钱，只够他应付半年的。”
“剩下半年怎么办？”
“还不是到处挪借，想办法扩大宝钞库的收入。”
“他就不能下旨调太仓银？”
“太仓银是国库，其银两用于军防漕运学校官员俸禄等国事，钱可不好随便调出的，每调用一笔银两，得有正当理由。你的父亲隆庆皇帝登基时，曾下旨调十万两太仓银给嫔妃制作头面首饰，结果导致百官强烈反对，户部尚书马森还愤然辞职。”
“这么说，当一个皇帝，用钱还受限制？”
“是。”
“那．张先生这几年推行财政改革，国库收入大幅增加，现太仓里存有几百万两银子，咱这个做皇帝的，还无权动用？”
“不是无权动用，而是要有名目。”
“你现在就到内阁传旨，要太仓划二十万两银子到宝钞库。”
“用何名目？”
“名目嘛，”朱翊钧眨巴眨巴眼睛，气咻咻说道，“朕大婚之后，还没有给宫中一应内侍施舍喜钱呢。”
冯保顿时笑得像个弥勒佛：“万岁爷这理由正当。”他本是个爱钱如命的主儿，皇上变着法子弄钱，他正好从中捞外快，哪有不高兴的？当下辞了皇上回到司礼监值房，一路上盘算着如何去内阁传旨。
张居正·火凤凰 熊召政著
第 五 回 颁度牒大僚争空额 接谕旨阁老动悲情
自张居正告假南归，内阁并不因为他的不在而变得冷清，相反，这密勿深禁机枢之地，较之往日却要闹热得多。一来是新增了马自强与申辅时二位阁臣，治事规模相应扩大；二来往日因张居正对属下过于严苛，各衙门官员除了应召之外，一般都不会主动到内阁来请示政事。现在张居正不在了，主动要求四位阁臣接见的官员竞比先前多了好几倍。
这天上午，张四维会见了三拨官员，谈了边防又谈郡治，最后接着谈甘肃茶马司的人员增额问题。都是调剂增加饷银赈粮的麻烦事，三轮谈下来，已是精疲力竭脑袋发胀。中午内阁膳事房为阁臣们准备了便餐，张四维嫌不好吃，每日午时过半家里准时送食盒来：清清爽爽六菜一汤，他看了也无胃口，胡乱扒了几口然后倒头便睡，过了半个时辰醒来，精神气儿又提起不少。房役揪了块热面巾递给他擦把脸。这时，书办进来禀告，说是礼部度牒司主事诸墨伦求见。按常例，除了有事关本司的要事阁臣需要垂询而破例召见外，一个六品主事断没有主动求见阁臣的理由。皆因这褚墨伦是张四维的山西老乡，又受过他提携，攀了这点乡谊．故褚墨伦敢于主动跑来内阁找张四维禀事。张四维吩咐书办喊褚墨伦进来。
顷刻间，书办领进一个身穿鹭鸶补服的官员，只见他长得肥砣砣的，才三十多岁就已过早发福腆起了肚子，这人就是褚墨伦。他是隆庆五年的进士，放榜后补了两任知县。去年，礼部度牒司主事李贽被张居正看中，升官两级外放云南任姚江知府。张四维便荐了褚墨伦进京接任此职。
褚墨伦一进值房行过揖礼坐下后，张四维问他：“你有何急事要说？”
褚墨伦答：“还是为的和尚给牒的事。”
“你照章办理就是，这种事也值得跑来内阁？”张四维显得有些不耐烦。
“若能照章办理，卑职就不来这里了。”褚墨伦显得紧张兮兮的，似乎有一大堆苦水要诉，“这次和尚给牒，弄得不好，怕要出岔子。”
“怎么呢？”张四维略略一惊。
褚墨伦便说出事情原委：洪武皇帝开国之初，鉴于天下寺庙自行披剃的僧人太多，遂于礼部专设一个度牒司管辖此事。和尚最初的定额是大府五十名，小府三十名，州二十名，县十名，不准超额。每位僧人需有度牒司颁发的度牒作为凭信以备官府查验。凡查出没有度牒的私自剃度的僧人，一律拘押审验发边外充军永不诏赦。度牒每三年颁发一次。全国各地寺庙僧人，需经当地官府核准，持官衙文书来京经过考试领取度牒，所考内容无非是佛家戒律丛林制度菩提经义之类。每次发给度牒数额以一千人为宜。凡持度牒者，官府例免丁银佚役。居宫道士，比照僧人办法管理，只是数额尤少。此项法令一出，度牒便奇货可居。不管什么人，一入寺庙便有人供养，又免了佚役税赋之苦，何乐而不为？于是不但天下流民，就是寻常百姓人家，也莫不想人上托人保上托保钻路子挤进缁衣羽流之中，弄一张度牒，于暮鼓晨钟之中过那种不耕不稼风雨无欺的清闲生活：洪武之后，虽朝代更替君王好恶不同，但度牒却永远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圣纸”。洪武初年，每领一张度牒须交本银一两。到嘉靖时，这本银涨到了十两，依然是万人争抢。尽管朝廷增加了度牒数额，孝宗时增至每届三千名，嘉靖时减少，亦有一千五百名。但不管增额多少，总是一个供不应求。许多人为了弄到一张度牒，不惜花大本钱去贿赂当事官员。久而久之，发放度牒也成了炙手可热的权力。多少当路政要都染指其中。万历元年，深知个中弊端的张居正，恼恨度牒发放太滥，一来助长民众的好逸恶劳之心，导致劳动力减少；二来不法官员借此机会从中牟利：因此他奏明皇上，将度牒发放由三年改为六年一次。上一次发放度牒是隆庆六年，一晃六年时间过去，今年该发放度牒了。一过春节，礼部就移文各省，申明今年发放度牒的要求及各省名额。张居正请示皇上，将此次发放度牒的名额控制在两千人，并让阁臣张四维督责此事。张四维指示主力、的度牒司将其中的一千六百个名额分到各省，而留下四百名作为机动。他知道这种事儿断不了有说情的，先留下一些空额，以免到时被动。但是，待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