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寿庚、黄万石子孙不得仕宦。饕餮之象周鼎、杌之名楚书，古人盖有之矣。窃谓宜令按察司各择其地之奸臣一二人，王法之所未加，或加而未尽者，刻其名于狱门之石，以为世戒。而禁其後人之人仕，九刑不忘，百世难改，亦先王树之风声之意乎？
《旧唐书？太宗纪》：贞观二年六月辛卯，诏曰：“天地定位，君臣之义以彰；卑高既陈，人论之道斯著。是用笃厚风俗，化成天下。虽复时经治乱，主或昏明，疾风劲草，芬芳无绝，剖心焚体。赴蹈如归。夫岂不爱七尺之躯，重百年之命？谅由君臣义重。名教所先，故能明大节于当时，立清风于身後。至如赵高之殒二世，董卓之鸠弘农，人神所疾，异代同愤。况凡庸小竖，有怀凶悖，遐观典策，罔不诛夷。辰州刺史长蛇县男裴虔通，昔在隋代，委质晋藩，炀帝以旧邸之情，特相爱幸。遂乃忘蔑君亲，潜图拭逆，密伺间隙，招结群丑。长戟流矢，一朝窃发，天下之恶，孰云可忍？宜其夷宗焚首，以彰大戮，但年代异时，累逢赦令。可特免极刑，投之四裔，除名削爵，迁配州，”
《册府元龟》：“权万纪为治书待御史。贞观四年正月，奏宇文智及受隋厚恩，而蔑弃君亲，首为弑逆，人臣之所同疾，万代之所不原。今其子乃任千牛，侍卫左右，请从屏黜，以为惩戒。制可。”
《杨元禧传》载，武後制曰：“隋尚书令杨素，昔在本朝，早荷殊遇。禀凶邪之德，怀谄佞之才，惑乱君上，离间骨肉。摇动冢嫡，宁惟掘蛊之祸；诱扇後主，卒成请蹯之衅。生为不忠之人，死为不义之鬼，身虽幸免，子竟族诛。斯则奸逆之谋是其庭训，险薄之行遂成门风。刑戮虽加，枝胤仍在，岂可复肩随近侍，齿迹朝行。朕接统百王，恭临四海，上嘉贤佐，下恶贼臣，常欲从容于万机之馀，褒贬于千载之外，况年代未远，耳目所存者乎？其杨素及兄弟子孙，并不得令任京官及待卫。”
宋末蒲寿庚叛逆之事，皆出于其兄寿｛山成｝之画。是时寿｛山成｝佯著黄冠野服，归隐山中，自称处士，以示不臣二姓。而密为寿庚作降表，令人自水门潜出，送款于唆都。其後寿庚以功授平章，富贵冠一时，而寿｛山成｝亦居甲第。有投诗者云：“剑戟纷纭扶主日，山林寂寞闭门时。水声禽语皆时事，莫道山翁总不知。”呜呼，今之身为戎首而外托高名者，亦未尝无其人也。或欲盖而弥章，则无逃于三叛之笔矣。
○家事孔子曰：“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子木问范武子之德于赵孟，对曰：“夫子之家事治，言于晋国，无隐情；其祝史陈信于鬼神，无愧辞。”子木归以语王，王曰：“宜其光辅五君，以为盟主也，”夫以一人家事之理，而致晋国之霸，士大夫之居家岂细行乎！
《史记》之载宣曲任氏，曰：“富人争奢侈而任氏折节为俭，力田畜。田畜，人争取贱贾，任氏独取贵善。富者数世，然任公家约，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毕，则身不得饮酒食肉，以此为闾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汉书》载张安世曰：“安世尊为公侯，食邑万户，然身衣弋绨，夫人自纺绩。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内治产业，累积纤微，是以能殖其货，富于大将军光。”《後汉书》载樊宏父重曰：“世善农稼，好货殖，性温厚，有法度，三世共财，子孙朝夕礼敬，常若公家。其营理产业，物无所弃，课役童隶，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财利岁倍。”今之士大夫知此者鲜，故富贵不三四传而衰替也。
两家奴争道，霍氏奴入御史府，欲踏大夫门，此霍氏之所以亡也。奴从宾客浆酒藿肉，此董贤之所以败也。然则今日之官评，其先考之《憧约》乎？以正色立朝之孔父，而艳妻行路，祸及其君；以小心谨慎之霍光，而阴妻邪谋，至于灭族。夫纲之能立者鲜矣。
戎王听女乐而牛马半死。楚铁剑利而倡优拙，秦王畏之。成帝宠黄门名倡丙疆、景武之属，而汉业以衰。玄宗造《霓裳羽衣之曲》，而唐室遂乱。今日士大夫才任一官，即以教戏唱曲为事，官方民隐置之不讲，国安得不亡？身安得无败，○奴仆《颜氏家训》：“邺下有一领军，贪积已甚，家童八百，誓满一千。”唐李义府多取人奴婢，乃败，各散归其家。时人为露布云：“混奴婢而乱放，各识家而竞人。”太祖数凉国公蓝玉之罪，亦曰：“家奴至于数百。”今日江南士大夫多有此风，一登仕籍，此辈竞来门下，谓之投靠，多者亦至千人。而其用事之人，则主人之起居食息，以至于出处语默，无一不受其节制。有甘于毁名丧节而不顾者，奴者主之，主者奴之。嗟乎，此六逆之所由来矣。
《汉书？霍光传》：“任宣言：大将军时，百官已下，但事冯子都、王子方等。”又曰：“初；光爱幸监奴冯子都，常与计事。及显寡居，与子都乱。”夫以出入殿门，进止不失尺寸之人，而溺情女子、小人，遂至于此。今时士大夫之仆，多有以色而升，以妻而宠。夫上有渔色之主，则下必有弑之臣。“清斯催缨，浊斯濯足”，自取之也。是以欲清闺门，必自简童仆始。
严分宜之仆永年，号曰“鹤坡”；张江陵之仆游守礼，号曰“楚滨”。不但招权纳贿，而朝中多赠之诗文，俨然与绅为宾主。名号之轻，文章之辱，至斯而甚。异日媚阉建祠，非此为之嚆矢乎？
人奴之多，吴中为甚。其专恣暴横，亦惟吴中为甚。有王者起，当悉免为良而徙之，以实远方空虚之地。士大夫之家所用仆役，并令出赀雇募，如江北之例。则豪横一清，而四乡之民得以安枕。其为士大夫者，亦不受制于人，可以勉而为善。讼简风淳，其必自此始矣。
○阍人《颜氏家训》：“昔者周公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以接白屋之士，一日所见七十馀人。门不停宾，古所贵也。失教之家，阍寺无礼，或以主君寝食嗔怒，拒客未通，江南深以为耻。黄门侍郎裴之礼，号善待士，有如此辈，对宾杖之。其门生童仆接于他人，折旋俯仰，辞色应对，莫不肃敬。与主无别也。”《史记》：“郑当时诫门下客，至无贵贱，无留门者。”《後汉书》：“皇甫嵩折节下士，门无留客。”而《大戴礼》：“武王之门铭曰：‘敬遇宾客，贵贱无二。’”则古已言之矣。观夫後汉赵壹之于皇甫规，高彪之于马融，一谒不面，终身不见。为士大夫者，可不戒哉！
《後汉书？梁冀传》：“冀、寿共乘辇车游观第内，鸣钟吹管，或连继日夜。客到门，不得通，皆请谢门者，门者累千金。”今日所谓门包，殆于此。○田宅《旧唐书》：“张嘉贞在定州，所亲有劝立田业者，嘉贞曰：‘吾天忝官荣，曾任国相，未死之际，岂忧饥馁。若负谴责，虽富田庄何用？比见朝士广占良田，乃身殁後，皆为无赖子弟作酒色之资，甚无谓也。’闻者叹服。”此可谓得二疏之遗意者。若夫世变日新，人情弥险，有以富厚之名而反使其後人无立锥之地者，亦不可不虑也。书又言马燧赀货甲天下。既卒，子畅承旧业，屡为豪幸邀取。贞元末，中尉曹志廉讽畅，令献田园第宅，顺宗复赐畅。中贵人逼取，仍指使施于佛寺，畅不敢吝。晚年财产并尽，身殁之後，诸子无室可居，以至冻馁。今奉诚园亭馆，即畅旧第也。土锷家财富于公藏，及薨，有二奴告其子稷改父遗表，匿所献家财。宪宗欲遣中使诣东都简括，以裴度谏而止。稷後为德州刺史，广赍金宝仆妾以行。节度使李全略利其货而图之，教本州军作乱杀稷，纳其室女，以伎媵处之。吾见今之大家，以酒色费者居其一，以争阋破者居其一，意外之侮夺又居其一，而三桓之子孙微矣。
○三反今日人情有三反，日弥谦弥伪，弥亲弥泛，弥奢弥吝。
○召杀巧召杀，忮召杀，吝召杀。
○南北风化之失江南之士，轻薄奢淫，梁、陈诸帝之遗风也。河北之人，斗很劫杀，安、史诸凶之馀化也。
○南北学者之病“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今日北方之学者是也。“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今日南方之学者是也。
○范文正公史言，范文正公先天下之忧而忧，後天下之乐而乐。而文正自作《郊友人王君墓表》云：“今兹方面，宾客满坐，钟鼓在庭，自发忧边，对酒鲜乐，岂如圭峰月下，倚高松，听长笛，欣然忘天下之际乎？”马文渊少有大志，及至晚年，犹思建功边陲。而浪泊西里，见飞鸢ㄢㄢ堕水中，终思少游之言。古今同此一辙，阮嗣宗《咏怀诗》所云：“宁与燕雀翔，不随黄鹄飞。黄鹊游四海，中路将安归”者也。若夫知几之神，处亢之正，圣人当之，亦必有道矣。
○辛幼安辛幼安词：“小草旧曾呼远志，故人今有寄当归。”此非用姜伯约事也。《吴志》：“太史慈，东莱黄人也。後立功于孙策，曹公闻其名，遗慈书，以箧封之。发省，无所道，但贮当归。”幼安久宦南朝，未得大用，晚年多有沦落之感，亦廉颇思用赵人之意尔。观其与陈同甫酒後之言，不可知其心事哉。○士大夫晚年之学南方士大夫，晚年多好学佛；北方士大夫，晚年多好学仙。夫一生仕宦，投老得闲，正宜进德修业，以补从前之阙，而知不能及，流于异端，其与求田问舍之辈行事虽殊，而孳孳为利之心则一而已矣。《宋史？吕大临传》：“富弼致政于家，为佛氏之学。大临与之书曰：‘古者三公无职事，惟有德者居之，内则论道于朝，外则主教于乡。古之大人当是任者，必将以斯道觉斯民，成己以成物，岂以位之进退、年之盛衰而为之变哉，今大道未明，人趋异学，不人于庄，则人于释，疑圣人为未尽善，轻礼义为不足学。人伦不明，万物惟悴，此老成大人侧隐存心之时，以道自任，振起坏俗。若夫移精变气，务求长年，此山谷避世之士独善其身者之所好，岂世之所以望于公者。’弼谢之。”以达尊大老而受後生之箴规，良不易得也。
唐玄宗开元六年，河南参军郑铣、虢州朱阳县丞郭仙舟，投匦献诗，敕曰：“观其文理，是崇道法；至于时用，不切事情，可各从所好。”并罢官，度为道士。
○士大夫家容僧尼《册府元龟》：“唐玄宗开元二年七月戊申，制曰：‘如闻百官家多以僧尼、道士为门徒，往还妻子，无所避忌。或诡托禅观，妄陈祸福；争涉左道，深ル大猷。自今已後，百官不得辄容僧尼道士等至家，缘吉凶要须设斋，皆于州县陈牒寺观，然後依数听去。仍令御史、金吾明加捉溺，’”
唐制，百官斋日虽在寺中，不得过僧。张籍《寺宿斋诗》云：“晚到金光门外寺，寺中新竹隔帘多，斋宫禁与僧相见，院院开门不得过。”
《金史？海陵纪》：“贞元三年，以右丞相张诰、平章政事张晖，每见僧法宝，必坐其下，失大臣体，各杖二十，僧法宝妄自尊大，杖二百。”
○贫者事人贫者不以货事人，然未尝无以自致也。江上之贫女，常先至而扫室布席。陈平侍里中丧，以先往往罢为助。古人之风，吾党所宜勉矣。
○分居宋孝建中，中军府录事参军周殷启曰：“今士大夫父母在而兄弟异居，计十家而七。庶人父子殊产，八家而五。其甚者乃危亡不相知，饥寒不相恤，忌疾谗害其间，不可称数。宜明其禁，以易其风。”当日江左之风便已如此。《魏书？裴植传》云：“植虽自州送禄奉母及赡诸弟，而各别资财，同居异梦，一门数灶。”盖亦染江南之俗也。隋卢思道聘陈，嘲南人诗曰：“共甑分炊饭，同铛各煮鱼。”而《地理志》言：“蜀人敏慧轻急，尤足意钱之戏，小人薄于情礼，父子率多异居。”《册府元龟》：“唐肃宗乾元元年四月，诏百姓中有事亲不孝，别籍异财，玷污风俗，亏败名教，先决六十，配隶碛西。有官品者，禁身闻奏。”《宋史》：太祖“开宝元年六月癸亥，诏荆蜀民，祖父母、父母在者，子孙不得别财异居。”“二年八月丁亥，诏川峡诸州，察民有父母在而别籍异财者，论死。”太宗“淳化元年九月辛已，禁川峡民父母在出为赘婿。”真宗“大中祥符二年正月戊辰，诏诱人子弟析家产者，令所在擒捕流配。”其于教民厚俗之意，可谓深且笃矣。若刘安世劾章，“父在，别籍异财，绝灭义礼”，则史传书之，以为正论，马亮为御史中丞，上言父祖未葬，不得别财异居。乃今之江南犹多此俗人家，儿子娶妇，辄求分异。而老成之士，有谓二女同居，易生嫌竞，式好之道莫如分梦者，岂君子之言与？《史记》言商君治秦，令民有二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