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室之子固鲜修饬，而朝臣视之若非其同类者。《唐书》言：“德宗初政，诸王有官者皆令出阁就班，岳阳等一十县主，在诸王院，久而未适人者，悉命以礼出降。二百年来，无有以建中故事为朝廷告者。”崇祯中？唐王作书，述阁老于文定之言曰：“唐玄宗十王宅、百孙院，皆在京师。凡有所请，皆赂韩、虢而后得。宪宗时，诸王久不出阁，亦必厚赂宦官始得所请。”彼以宗室近属，且聚居都邑，犹不免于夤缘；况以千里外之藩封，二百年之支属，有不结纳左右以为倚托哉！呜呼！文定之言‘结纳左右而得请’，犹未亵也；今之恳乞下僚，卑哀吏胥，不如是则终不得请，不愈甚乎？又曰：“汉臣之言曰：有白头老人教臣言。呜呼！余继之矣。夫一夫吁嗟，王道为亏；今且穷阎屋，犹得被云雨之施，而耳目之所不及，思泽之所不周，未有甚于皇族者。《杖杜》作而晋微，《角弓》刺而周替，可以为后王之殷鉴矣。”
○藩镇明代之患，大略与宋同。岳飞说张所曰：“国家都汴，恃河北以为固。苟冯据要冲，峙列重镇，一城受围，则诸城或挠或救，金人不敢窥河南，而京师根本之地固矣。”文天祥言：“本朝惩五季之乱，削除藩镇，一时虽足以矫尾大之弊，然国以浸弱，故敌至一州，则一州破；至一县，则一县残。今宜分境内为四镇，使其地大力众，足以抗敌，约日齐奋，有进无退。彼备多力分，疲于奔命，而吾民之豪杰者又伺间出于其中，则敌不难却也。”呜呼，世言唐亡于藩镇。而中叶以降，其不遂并于吐蕃、回纥，灭于黄巢者，未必非藩镇之力。宋至靖康而始立四道，金至兴元而始建九公，不已晚乎？
尹源《唐说》曰：“世言唐所以亡，由诸侯之强，此未极于理。夫弱唐者，诸侯也。唐既弱矣，而久不亡者，诸侯维之也。燕、赵、魏首乱唐制，专地而治，若古之建国，此诸侯之雄者。然皆唐为轻重，何则？假王命以相制，则易而顺。唐虽病之，亦不得而外焉。故河北顺而听命，则天下为乱者不能遂其乱；河北不顺而变，则奸雄或附而起。德宗世，朱Г、李希烈始遂其僭，而终败亡，田悦叛于前，武俊顺于后也。宪宗讨蜀平夏，诛蔡夷郓，兵连四方，而乱不生，卒成中兴之功者，田氏禀命，王承宗归国也。武宗将讨刘稹之叛，先正三镇，绝其连衡之计，而王诛以成。如是二百年，奸臣逆子专国命者有之，夷将相者有之，而不敢窥神器，非力不足，畏诸侯之势也。及广明之后，关东无复唐有，方镇相侵伐者犹以王室为名。及梁祖举河南，刘仁恭轻战而败，罗氏内附，王请盟，于是河北之事去矣。梁人一举，而代唐有国，诸侯莫能与之争，其势然也。向使以僖、昭之弱，乘巢、蔡之乱，而田承嗣守魏，王武后、朱滔据赵、燕，强相均，地相属，其势宜莫敢先动，况非义举乎？如此，虽梁祖之暴，不过取霸于一方尔，安能强禅天下？故唐之弱者，以河北之强也；唐之亡者，以河北之弱也。或曰：诸侯强则分天子之势，子何议之过乎？曰：秦、隋之势，无分于诸侯，而亡速于唐，何如哉！”
不独此也，契丹入大梁，而不能有者，亦以藩镇之势重也。王应麟曰：“郡县削弱，则戎翟之祸烈矣。”
《宋史》：刘平为延路副总管。上言：“五代之末，中国多事，惟制西戎为得之，中国未尝遣一骑一卒远屯塞上，但任土豪为众所服者，封以州邑，征赋所入，足以赡兵养士，由是无边鄙之虞。太祖定天下，惩唐末藩镇之盛，削其兵柄，收其赋入，自节度以下，第坐给俸禄。或方面有警，则总师出讨；事已，则兵归宿卫，将还本镇。彼边方世袭，宜异于此，而误以朔方李彝兴、灵武冯继业，一切亦徙内地。自此灵、夏仰中国戍守，千里馈粮，兵民并困矣。宋初之事，折氏袭而府州存，继捧朝而夏州失。一得一失，足以为后人之鉴也，择其族大有劳者为首帅，如河东折氏之比，庶可以为藩篱之固。”
《路史？封建后论》曰：“天下之枉，未足以害理，而矫枉之枉常深。天下之弊，未足以害事，而救弊之弊常大。方至和之二年，范蜀公为谏院，建言：‘恩州自皇五年秋至去年冬，知州者凡七换，河北诸州大率如是。欲望兵马练习，安可得也！伏见雄州马怀德、恩州刘涣、冀州王德恭，皆材勇智虑，可责办治，乞令久任。’然事势非昔，今不从其大而徙举三二州为之，以一篑障江河，犹无益也。请以昔者河东之折、灵武之李，与夫冯晖、杨重勋之事言之。冯晖，节度灵武；而重勋世有新秦，藩屏西北。他日晖卒，太祖乃徙其子冯翊，而以近镇付重勋。于是二方始费朝廷经略。折、李二姓，自五代来，世有其地，二寇畏之。太祖于是俾其世袭，每谓边寇内入，非世袭不克。守世袭，则其子孙久远家物，势必爱吝，分外为防，设或叛涣，自可理讨；纵其反噬，原陕一帅御之足矣。况复朝廷恩信不爽，奚自而他？斯则圣人之深谋，有国之极算，固非流俗浅近者之所知也。厥后议臣遽以世袭不便，折氏则以河东之功，姑令仍世，而李氏遂移陕西，因兹遂失灵夏。国之与郡，其事固相悬矣。议者以太祖之惩五季，而解诸将兵权，为封建之不可复。愚窃以为不然。夫太祖之不封建，特不隆封建之名，而封建之实固已默图而阴用之矣。李汉超齐州防御监关南兵马，凡十七年，敌人不敢窥边。郭进以洛州防御守西山巡检，累二十年。贺惟忠守易，李谦溥刺隰，姚内斌知庆，皆十余载。韩令坤镇常山，马仁守瀛，王彦升居原，赵赞处延，董遵诲屯环，武守琪戍晋，何继筠牧棣若张美之守沧、景，咸累其任。管榷之得，贾易之权，悉以畀之。又使得自诱募骁通，以为爪牙，军中之改俱以便宜从事。是以二十年间，无西北之虞。深机密策，盖使人由之而不知尔。胡为议者不原其故，遂以兵为天子之兵，郡不得而有之。故自宝元、康定，以中国势力而不能亢一偏方之元昊；靖康寇难，长驱百舍，进捣梁师，荡然无有藩篱之限，卒之横溃，莫或支持。由今日言之，奚啻冬水之冰齿。呜呼，欲治之君不世出，而大臣者每病本务之下知，此予所以每咎徵、普，以为唐室、我朝之不封建，皆郑公，韩王之不知以帝王之道责难其主，而为是寻常苟且之治也。”
《黄氏日抄》曰：“太祖时，不过用李汉超辈，使自为之守，而边烽之警不接于庙堂。三代以来，待戎翟之得未有如我太祖者也。不使守封疆者久任世袭，而欲身制万里，如在目睫，天下无是理也。”
藩镇既罢，而州县之任处之又不得其方。真宗咸平三年，濮州盗夜入城，略知州王守信、监军王昭度。于是知黄州王禹上言：“《易》曰：‘王公设险，以守其国。’自五季乱离，各据城垒，豆分瓜剖七十余年。太祖、太宗削平僭武备。书生领州，大郡给二十人，小郡十五人，以充常从。号曰长吏，实同旅人；名为郡城，荡若平地。虽则尊京师而抑郡县，为强干弱枝之计，亦匪得其中道也。盖太祖削诸侯跋扈之势，太宗杜僭伪觊望之心，不得不尔。其如设法救世，久则弊生。救弊之道在乎从宜，疾若转规，不可胶柱。今江淮诸州大患有三：城池堕圮，一也；兵仗不完，二也；军不服习，三也。望陛下特纡宸断，许江淮诸郡酌民户众寡，城池大小，并置守捉军士，多不过五进人，阅习弓剑，然后渐葺城壁，缮完甲胄，则郡国有御侮之备，长吏免剽掠之虞矣。”呜呼！人徒见艺祖罢节度，为宋百年之利，而不知夺州县之兵与财，其害至于数百年而未已也。陆士衡所谓“一夫从横，而城池自夷”，岂非崇祯末年之事乎！
○辅郡崇祯二年三月，兵部侍郎申用懋上疏，请以昌平、通、易、霸四州为四辅，宿重兵以卫京师。奉旨嘉纳。下部议覆，事不果行。《魏书》言：灵太后时，四中郎将兵寡弱，任城王澄奏：“宜以东中带荣阳郡、南中带鲁阳郡、西中带恒农郡、北中带河内郡，选二品、三品亲贤居之，配以强兵，则深根固本之计也。”灵太后将从之，以议者不同而止。乃尔朱荣至河阴，遂无一兵拒敌，亦已事之明验矣。
金都大梁，贞四年，元兵取潼关，次嵩、汝间。御史台言：“兵逾崤、渑，深入重地，近抵西郊。彼知京师屯宿重兵，不复叩城索战，但以游骑遮绝道路，而分兵攻击州县，是亦围京师之渐也。若专以城守为事，中都之危又将见于今日。此臣等所为寒心也。不攻京师，而纵其别攻州县，是犹火在腹心，拨置于手足之上，均一身也。愿陛下察之。”契丹。太祖奖攻幽州，其后述律氏指帐前树曰：“此树无皮，可以生乎？”曰；“不可。”后曰：“幽州之有土有民，亦犹是尔。吾以三千骑掠其四野，不过数年，困而归我矣。”夫逾山绝河，深入二三千里，至于淮、岱之间，此不啻幽州之四野，大梁之西郊也。而谋国之臣竟无一策，以御其来而击其去，此则郡县之守不足恃，而调援之兵不足用也明矣。《诗》曰：“无俾城坏，无独斯畏。”后之为国者盍鉴于斯？
○边县宋元八年，知定州苏轼言：“汉晁错与文帝画备边策，不过二事，其一曰徙远方以实广虚，其二曰制边县以备敌国。今河朔西路被边州军，自澶渊讲和以来，百姓自相团结，为弓箭社，不论家业高下，户出一人。又自相推择家资、武艺众所服者为社头、社录事，谓之头目。带弓而锄，佩剑而樵，出入山坂，饮食长技与北敌同。私立赏罚，严于官府。分番巡逻，铺屋相望。若透漏北贼及本土强盗不获，其当番人皆有重罚。遇有警急，击鼓集众，顷刻可致千人。器甲鞍马，常若寇至。盖亲戚坟墓所在，人自为战，敌甚畏之。先朝名臣帅定州者，如韩琦、庞籍，皆加意拊循其人，以为爪牙耳目之用，而籍又增损其约束赏罚。今虽名目具存，责其实用，不逮往日。欲乞朝廷立法，少赐优异，明设赏罚，以示惩劝。”奏凡两上，皆不服。此宋时弓箭社之法，虽承平废弛，而靖康之变，河北忠义多出于此。有国家者，能于闲暇之时而为此寓兵于农之计，可不至如崇祯之末，课责有司，以修练、储备之纷纷矣。
○宦官汉和熹邓后诏中官、近臣，于东观受读经传，以教授宫人。秦苻坚选奄人及女隶有聪识者，置博士授经。若夫巷伯能诗，列于《小雅》；史游《急就》，著在艺文。古固有之，而不限其人也。我太祖深惩前代宦寺之弊，命内官不许识字。永乐以后，此令不行。宣德中，乃有内书堂之设。共隋蔡允恭为起成舍人，帝遣教官人，允恭耻之，数称疾。宋贾昌朝为侍讲，以编修资善堂书籍为名，而实教授内侍，谏官吴育奏罢之。以宣庙之纳谏求言，而廷臣未有论及此者，驯致秉笔之奄其尊侔于内阁，而大权旁落，不可复收，得非内书堂阶之厉乎？《周礼》：“寺人，王之正内五人。内竖，倍寺人之数。”当时蛰御之臣皆是士人，而妇寺之权衰矣。唐太宗诏内侍省不立三品官，以内侍为之长，阶第四。不任以事，惟门阁守御，廷内扫除，禀食而已。武后时，稍增其人。至中宗，黄衣乃二千员。玄宗时，宫嫔大率至四万，宦官黄衣以上三千员。是知宦官之盛，由于宫嫔之多。而人主欲不近刑人，则当以过色为本。
王元美《笔记》曰：“高帝时，中人不得预外事，见公侯大臣叩首惟谨。至永乐初，狗儿诸奄稍稍见马上之绩。后以倦勤朝事，渐寄笔札，久乃称肺腑矣。太监郑和等以奉命，率舟师下海中诸夷，而中人有出使者矣。西北大将多洪武旧人，意不能无疑，思以腹心参之，而中人有镇守者矣。王振时，上春秋少，不日接大臣，而中人有票旨径行者矣。”
《国史》所载，永乐五年六月，内使李进往山西采天花，诈传诏旨，擅役军民，此即弄权之渐。仁宗即位，凡差出内臣，限十日内尽撤回京。其见于诏书者，有采宝石、采金珠香货、采铁黎木，而《太宗实录》多讳之不书。至洪熙元年六月，宣宗即位，而巡按浙江监察御史尹崇高奏：“朝廷近差内官、内使，市买诸物，每物置局，有拘集之扰，有供应之烦。朝廷所需甚微，民间所费甚大，宜皆取回，惟令有司买纳。”诏从之。乃犹有如宣德六年十二月乙未所书：管事袁琦假公务为名，擅差内官、内使，陵虐官吏军民，逼取金银等物，以至磔死，而其党十余人皆斩者。呜呼！作法于凉，其敝犹贪。至于万历中年，矿税之使旁午四出，而藉口于祖宗之成例，则外廷之臣交章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