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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是人小主意大。因为在家里我是大姐，就总爱把照顾妹妹们当作自己的天职，从小就养成了凡事自己拿主意的习惯，对你的吩咐，有时就不那么恭顺，不那么一点折扣也不打的就执行。
记得外婆临终的时候说我这样的孩子是不能靠压服的方式管教的，她要你不要和我硬顶。外婆是最了解她的女儿和她的外孙女的，她知道我们两个个性都强，都是有自己想法的人，谁也不那么容易就听从了谁。
妈妈，你是个典型的知识型妇女，你有自己的头脑，对事物有自己的看法。而我也是。
随着我的长大成熟，我们之间相互的依赖少了，相互的碰撞多了。所以我们彼此更像是朋友，那种可以相互砥砺着往前走的朋友。
我们母女的感情是走在另一个层面上的。
正因为这样，我总觉得，我要做的，不是让你在每一件事上对我感到十分的满意，而是每天都能给你一份喜悦，一份信心，让你能为我走过的每一步骄傲。
我要让你骄傲。这是我的孝心，也是我的好强，更是我的压力。
其实，你是个很宽容的人。你从没要求过我一定要怎么样。我长这么大，你从没有打过我，一次也没有。这一点上，你和爸爸截然不同。你对我不是没有期望，但你不刻意。
因为不刻意要我成功，所以当我真的成功了，你也就不那么在意。不管我得了什么奖回来，你喜悦，但你不夸奖我。你认为那是应该的，既然我把演戏当作一份职业在做，我就该把它做好。做不好，才是不该。
这次《股疯》在圈内圈外反响都很大，可你看了我演的范莉对我说：“你不要在外面奇头怪脑的，你以为这样很神气呀？”
你三天没理我。
你不喜欢我这个样子。我知道。可这是我的必需。至少在当时看来，面对那样的电影现状，那样的观众欣赏口味，那是我唯一可能向前走一步，突破一点僵局，作成一点事情的选择。我又何尝不是背水一战，破釜沉舟。
可我不同你争。是不想说，也是不愿强化这种不被欣赏的感觉。
那天和赛说到了这事，情绪激动起来，心情却在刹那间黯淡下去。我猛然醒悟，我淡化这件事，是想不在乎你的想法，可其实我在乎，非常在乎。毕竟，我做的所有的一切，都蕴含着对你深深的爱。
赛安慰我，说妈妈其实什么都知道。他说每次我去领奖，只要有电视转播，你必守在电视机前收看。虽然你没有什么欣喜若狂的表情，但你却会不止一次地对他说：“容儿真的很不容易。她为她得到的付出了太多。”
我的朋友们总是说你好的。每回都是这样，本来是来看我的朋友，只要被你接待过一回，再来都成了来看你的了。连赛都会在长途电话里给你讲好久。国际长途！
他们喜欢你，因为你的和善，你的开明，你的通情达理。你总是为别人着想得多。甚至在父亲这件事上，对当年伤害过他的人，你也总说人家有人家的难处，那种形势下也不得已。
做人要宽容。计较该计较的，不计较不该计较的。宽容和进取兼具的人才能成功，这一点上，你给我的影响很大。
你乐天，不爱记仇。所以赛说你是个“快乐的小顽童”，“一个可以去拥抱的老太太”。
可赛不是你的儿子。他没有这份必须对你有所交代的压力。他无法和我有同样的心情，
我是你的长女。我必须对你有所交代。我总渴望我做到的能比你所期待的更多更好更高。虽然你对我也关注也理解，但不听到你亲口对我说一句赞赏的话，我就总是，心有不甘，就总觉得我得到的荣誉还不够完整。
妈妈，为了能让你以我为荣，为我自豪，也为了我自己那颗骄傲的心，这一场人生的战役，我打得好苦。
赛进来问我有没有给你做生日的打算？
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做，还要做得特别。
赛说，这样的话，那天他打算把他的母亲也从香港接来。
这个主意不错。他母亲八十多岁了，也是个非常棒的人。我相信妈妈和她会相互喜欢的。
十一 孩子
5月19日 星期四
晚上，与赛在饭店用餐的时候，邻桌的一个小男孩引起了我的注意，他与他的父母及其他朋友也在用餐，然而那男孩却在大厅里来回地跑，高声叫喊着，他的父母都毫不在意，丝毫没有阻止他的意思。
真想把他叫过来，与他谈谈在公共场合，一个好孩子应该具备的礼貌，应该懂得的对其他人的尊重。
可惜孩子就是没有跑到我面前来，赛似乎很能理解我，走到邻桌，笑着对孩子说：“到我这里来玩玩？”孩子认生地不敢过来。
回到桌前，赛说：“我骗他说他很好玩，可他还是不肯来，小孩子总是只愿跟着爸爸妈妈。”
我慨然，是啊，孩子与父母永远有种天然的联系，对于陌生人，他们会怀疑、会警惕，这是天性。
真想有个孩子，自己的孩子。我希望她是个女孩，梳着小辫，扎着蝴蝶结，穿着天蓝色的小裙子，蹦蹦跳跳地围在我跟前。白天她尾随着我，晚上我给她讲故事，伴她入睡，而她必须拉着我耳朵才能安稳入梦。
然而，我没有，孩子成为我终生的遗憾。
我爱电影，我也爱孩子，只要我不是太放纵自己的个性，我原本是应该有个孩子的，想到米家山，与他在一起的几年，我不仅常常在外拍片，而且我也没有能给他带来孩子，他也很爱孩子。
梅丽尔·斯特里普是我最喜爱的美国女演员，她主演的《克莱默夫妇》、《法国中尉的女人》、《索菲的选择》等影片，我都保存着影碟片。她不仅是一位优秀的表演艺术家，而且是一个贤良的妻子，慈爱的母亲。法国女演员伊莎贝拉来华访问时，还带着自己的两个孩子，那天我在使馆见到他们，我实在是佩服，她竟能把生活安排得如此完满。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鱼而取熊掌者也。”有时想，这则非常理性的定律，其实也存在着根本的谬误，拿我来说，只要能好好安排自己的生活，两者兼得也并不是不可逾越的高山。
事业和生活，并不是自相矛盾的两者，在于我们如何均衡自己，有时不想承认，但不得不承认，生活上，我是个失败者。
如今，我只有更多的工作，在事业的摩天大楼，一步步向上攀登，再苦再累也咬紧牙关，因为，除了演戏，我已别无他求。
十二 意外的殊荣
5月30日 星期一
仲春的北京城。风和日丽。
和赛并肩走在宽阔的长安街上，暮色在我们身后渐次合拢，华灯在我们眼前逐一点亮。我们都很高兴。
下午，在京城的廿一世纪剧院，广电部1993年电影政府奖的颁奖典礼隆重举行。我因主演《股疯》获得了最佳女演员奖。这是继在上海得到影评人奖后的又一次得奖。
记得当时在上海，赛坐在我身边对我说：这大概是今年能得的最小的一个奖吧。我看他一眼，没吭声。心里却在想，到底也算是《股疯》的出品人，要求这么高，电影才公映就给我施加压力了。现在看来赛还真有点灵感。
不过真正让我们兴奋的还是《股疯》这部影片获得了本届政府奖新设立的“最佳对外合拍片奖”。这真出乎我们的预料。
《股疯》能获政府奖，至少肯定了我们当初选择的方向是正确的。讲述普通人的故事，拍摄老百姓关心的事，这大概就是今天的中国观众能够接受的电影。
其实客观地讲，一部影片的成功总是和它所处的时代紧密相连的。尽管我是希望政府也好社会也好大众也好都不要把电影的功能性看得太重，对它对整个社会影响力不能期望太高。一部电影是不能承载太多的东西的。否则压力太大，会阻碍电影在艺术上的发展，也会影响它的生存。
可是每部片子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总是承担着不同的责任，传递着不同的信息。《人到中年》的成功是这样，《井》是这样，《股疯》也还是这样。
1982年，正是整个社会从贬低、轻视知识向崇尚、重视知识回归的时候，而《人到中年》不仅以高度浓缩的方式展示了几代知识分子的坎坷遭遇，也展示了他们在艰难的境遇中依旧克己、奉献、严肃、真诚的生活态度。它把人性的真善美还给了这些普通的知识分子，为他们曾经被扭曲的形象“正了名，平了反”，还了他们一个本来面目。所以它轰动了。《人到中年》的成功在于它替人们，特别是知识分子呐喊出了心底的属于他们的声音。
1986年，人们开始向自我回归。他们收回了关注外部世界的目光，更多地投注到自己的内心世界。《井》恰恰在这时出现。它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落差与隔膜，从一个侧面展现了个人与社会、市俗与反市俗之间的冲突，表达了个体对精神桎梏的反叛，对自由的向往、追求和最终的毁灭。所以赢得了大众的共鸣。
《井》的成功在于它毫不回避地坦露了人们欲说还休的隐秘的一面。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井》更具世界性，而《人到中年》更具中国性。前者接近人类的审美意识，后者更符合中国的审美。所以《井》能使我在意大利陶尔米纳国际电影节上获最佳女主角将，也是这个道理。
一到今天，人们对电影功能的要求发生了改变。他们走进影院首先希望得到的是放松是休闲，在这一点上《股疯》这种轻喜剧的影片样式的选择是完全正确的。在题材上它又抓了个能牵动人神经的社会热点，而且多少还表达了一点人们在经济大潮汹涌而来时的困惑。所以它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有的人认为我身上有种天生的知识分子的气质，应该去演那种有贵族气的、至少是“精神贵族”一类的角色。我不这么认为。
我从不把自己扮演的角色分成大人物、小人物，我认为在这个大社会面前，人人都是人小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份无奈、一份苦衷。更何况我已走过的这一段不算太长也不算很短的人生岁月，足以让我认识到，社会是由普通人组成的，他们才是社会的基本元素，是世界构成的坚实基础。范莉是他们中的一员。我也是他们中的一员。
贵族是会没落的。精神贵族在精神失落之后也是会崩溃的。而普通人是长存的。在普通人的坚韧中有一种直面人生的绝不普通的东西。在我为《股疯》的拍摄做前期准备，下生活体验角色的过程中，我就常常感受到这一点并为之感动。
W是我在股票交易所下生活时结识的一个拥有上千万身家的女大户。她和她丈夫原来都是病退的知青。回沪后即没有正式工作也没有房子住，只好住在她父母家。哥嫂因此常给他们冷脸看，儿子在学校也因此遭人欺负。无奈中他们炒起了股票，没想到居然发了。可是当我问她，有了这么多钱，打算干什么的时候，她看了我一眼，直率地说：“我想让我的儿子像你一样读完大学。”
我听后真是肃然起敬。
我觉得她活得仍然很本色。她首先考虑的不是置洋房买轿车，而是以每小十元的报酬，为儿子请回各个学科的家庭教师，为的是孩子将来不要再蒙受人格上的污辱。就这一条，我就认定满嘴粗话的她是值得我尊重的，因为她有一个无论贫困还是金钱都不能使之扭曲的灵魂。
还有那些我在65路国上跟班作业时认识的女售票员们，她们从事的是一种社会不可缺少的职业，却很少有人把她们真正当做一个人来尊重。她们的工作环境很差，待遇又很低。我跟车才几天，两条腿上就被跳蚤咬得满是红点，几个月都没褪尽。而她们要在这样的地方工作一辈子。大家都是一样活一生，可我真心觉得她们比一般人活得艰辛。
由于行车时间长，饿肚子、憋尿都是常事，肾炎和胃病就因此成了她们的职业病，好多人都有。如果交通都塞，车子晚点，她们还要受一些莫名其妙的闲气。可她们却很达观很认命。总是说：我不干，谁来干？总要有人干的。
这种中国劳动妇女的淳朴善良，在知识妇女身上就不那么明显。起码换到了我就根本做不到。她们是使社会盍政党的主力军，却又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在看起来貌似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地做着不平凡的贡献。我当时就想，我们如果不去写她们的戏、拍她们的故事、演她们的生活，那么我们写的拍的演的还有什么意义呢？又怎么能要求她们去看并且喜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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