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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因为这样，我们今天的痛苦才如此地显而易见。
我一直觉得演员这个职业就跟足球队员似的，一大群人在球场上跑来跑去，就为了争那个球，就为了把那个球踢进球门的时候听看台上的那一声叫好。可忽然看台上没有了观众没有了球迷没有了啦啦队，这球还踢不踢？还一定要踢下去的人一定是对球爱之入骨，而不是对球赛很在意的人。
我们也是。
这些年电影推向了市场，电影和电影观众都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如果说我们当中有些人因为无法适应这种转变，或者无法承受电影滑坡这种巨大的失落感而退却了的话，那么我还在这里面跌打滚爬，这不是我特别的能，只是我稍稍顽强了点。或者说我比她们更脆弱。
夜深人静之际，我总是问自己：我不演电影，我还能干什么，还会干什么？我是个职业演员，我学的就是这个专业。如果说我在这方面还有点悟性还能干成点事的话，那我在别的方面可能就低能就一事无成。
我不说电影是我的生命，但电影确实是我生命的证明。我一半的年华已交给了它，剩下的一半要我离开它去做别的，我还要问问自己有没有勇气呢。
就说下海经商吧，其实我们这一代演员中好多入，包括我自己，都是一种无奈。那一张张合同一张张定单满足不了我们。生意场不是我们驰骋的战场，那里没有我们的光荣，那里没有我们的梦想。它不属于我们。
可是不做点事又能怎么样呢？坐在家里等剧本，这更惨。至少我是要疯掉的。我承受不了现实的这种要求和压力。
我也试过逃避。拍完《女人·TAXI·女人》，我就逃跑了。去德国，去日本。我想我再也不演戏了。不演又怎样，中国电影又不靠我一个人。
一呆就是一年多，可还是不行，丢不下。
在日本的那些日子，早上踱进厨房喝咖啡，然后看看电视，中午出去上学，有时还去各处旅游。日子是悠闲了，收入也不愁，在黑泽明的摄影所只拍两部广告，报酬就比国内拍几十部片子都多。物质上是满足了，可精神上的失落依旧，甚至更大。
后来想明白了，中国电影是不靠我，可我靠着电影呵。没有它我就是活不好。拍电影就像抽大麻，毁我身体，耗我精力，使我伤神，使我心碎，使我失去我的生活我的婚姻，但我就是有瘾。简直有病！我老说我不正常，因为正常人不是我这种活法的。
其实也不是我一个人这样，我们都这样。
这些天看这本《潘虹电影表演艺术》里面汇集了近二十位影评人的论述，看一篇感动一篇。那天研讨会听他们发言也是的，听一位感动一位。回想当年他们开始写我影评的时候，也不过是人到中年，而今都已两鬓有霜。
我一直是非常看重他们的评论的。这么些年来，他们的评论一直是我业务上的一个参照点，仿佛一把尺子，总是在帮我丈量着我的度。
他们也是始终为电影活着的人。而电影又是这么煎熬着他们。电影的发展是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他们无法以自己的准则以自己理想的目光去规范电影的走向。但是即便如此，他们还是那样投入地悉心关注着世界电影、研究着中国电影。在中国电影被解释了又解释之后，他们依旧执著地在那里一篇一篇地阐述着他们的理想。
尽管他们对我在《股疯》中的表演给予了肯定，也对我大幅度的改变戏路重新定位自己塑造自己的勇气给予了赞叹，但他们也说如果让他们选择，他们依然怀旧。
我知道，这一份怀旧，不仅是怀念我以往的形象，也是怀念我们的那一个年代。
我也怀旧。
可我知道，我无法以一个一成不变的形象永立不败之地。不进则退。不创新，不突破，不改变，就无法生存。我们只有适应。
我一直觉得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媒介有时给予演员个人的是一些不够准确的东西。一部片子成功了，就把所有的功劳归于他；一部片子失败了，又把所有的过失归于他。其实一个演员只是一部影片的直接载体，他的成败有很多因素。过去我一直说，演员的成功要靠三个条件，一个好剧本，一个好导演，一个好对手。现在我意识到还要靠一批有素养的观众和一批这样孜孜以求的影评人，做我们坚强的后盾，和我们一起做梦。
有他们在，就是给我自己的一个提醒：不管怎么样，我潘虹都要咬着牙站起来，坚持下去。也许我不能被今天的时尚今天的观众接受，或只能被部分地接受，但我也还是要用我的真诚去做一些我力所能及的事，一些让我心安的事。去拍中国的电影，去演中国人想知道的事。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担当。这是我们整整一代人所追求的光荣，所执著的梦想。
这次来长影，米家山也来了。
单独和他喝了次茶。问他有没有看《股疯》？他倒也老实，就坦白说没有。
他说，报道和评论倒看了不少，影片反倒没看。因为“不敢看，怕失望。”但他又忙着补充，“不过我相信以你的阅历和天赋，肯定能演好。”
他呀，还是这么直率，还是这么孩子气。不过，很男人，是条汉子。
他提议明年我们合作一部片子。他说剧本已组织人在搞了，我准会喜欢的。
我说，你这么自信？
他会心地一笑，说，当然。他还补充说，这对我们是一次新的机会。他说他知道，唯有这样，才有可能。
这话里有话，不止一层意思。
我微笑，不语。
二十 飞往纽约
9月10日 星期六
不知为什么，有时候我以为他的血管里不可能流着殷红的热血。
他的性格实属冷血一类，那能把人毁掉的情欲和他无缘，玩乐和麻将都迷不了他的心窍。除了喝酒，喜欢领略体育球赛的乐趣外，就在摄影机前过日子。藏在眼镜背后的那双眼睛里，永远清晰地流露着他的意图和他的思路，让人一望而知。
这执著的冷静是他的主要力量，血气、情感、心灵，对于其他人，都是会引起惶惑的知觉和感觉的要素，但对于他则毫无意义。他的一切激情火花都集中在大脑，集中在他的银幕中的女性形象上。
他，就是谢晋。不管他现在从事着什么，将来还会从事什么，他的名字将永远镌刻在中国电影大师的行列。这次在国内接拍第一部电视剧《大上海屋檐下》虽然不是他直接导，但有着他的参与，我就觉得牢靠。都说谢导是最善于发现和调教女演员的。我最初的成功。不是在谢导手里演出来的，但与他的那次合作，让我受益匪浅，难以忘怀。
那一年12月24日，我抖掉了脚上黄浦江畔的尘土，走进飞往纽约的机舱。
在18小时的飞行中，谢导演的背影一直在我的前方。
一排三个座位他一个人坐着，他那双颊微红的脸庞使人一看就知道他正发着高烧。他最好是躺下。
偶尔，他也回身冲我们微笑一下，但谁都很难说清楚这微笑的复杂内涵。
谁都知道，我们是由于签证延误了两个月，在这严冬季节，偏偏要去向大自然索取我们影片中所需要的夏天和春天；谁都知道，我们仅仅只有30万美元的外汇，要去远征纽约、洛杉矶、威尼斯，去创举中国大陆电影制作在海外拍摄的“第一个”。在我们的上空，是那巨大而冷漠的苍穹，在我们的下面，是广袤而亲切的大地。也许正是这大地给予了他希望。他慢慢地闭上眼睛。他喜欢在寂静中冥想。
机舱里，摄制组的许多人都用额头抵着椭圆形的舷窗，目光各种各样……依依不舍的，如释重负的，欣喜激动的……我无法揣测所有人此时的心情，但“一定要成功”这个使命和目标，每个人都是一致的。此时，我也紧紧地摸着自己左手链上的小金猪（我的护身符），心里不停地默默念祷，便愿别像太平洋一样渺茫……
他一滴不剩地喝干了他的第三杯茶时，我们已经在空中飞行十多个小时。他的胳膊旁边仍是那本皱皱巴巴的剧本。上面的字迹写得很乱，像是在铅印的文字间爬动着虫子。其颤动的轨迹，甚至不难以让人能识别出，这部分是在汽车上写的，那部分是在飞机上写的。他时而看看剧本，偶而又唱唱低语，有时甚至情不自禁地发出欢乐的叹息。突然，他回头冲我大叫了一声：“那首英语歌的录音磁带你带了没有？”
正在昏昏欲睡中的我吓了一大跳。“带了，导演。”我报告式地赶紧回答。他耳朵不好，说话声音特别响，再加上非常地一本正经，有时真令人望而生畏。
他马上意识到可能把我吓着了，立即微笑着又补充了一句：“你想睡了？”
“不，没，没有。”
我掩饰着。因为我知道导演最讨厌演员像只病猫似地老蜷缩在角落里睡觉，“过了今天就不晓得明天”（这是他骂演员最重的话）。
不知甚么时候，我终于睡着了。
醒来时空中小姐正在用中英文广播着“飞机开始下降，请系上安全带”。我赶忙起来，就见椅子扶手上插着一朵鲜花。
一朵正在开放的花朵，它无止境地自我重复着伸展开去，一片叶子接着一片叶子，它每个柔和的红晕颜色都比前一个显得更红。
邻座的人告诉说，“导演送来，你睡着了。”
我抬眼看去，才知导演被空中小姐照顾到头等舱去休息了。这花是头等舱配餐时送给旅客的。
提前得到一枚奖章，我想。奖章是授予有特殊贡献的人，他希望。
估计是半个小时之后，我们踏上了美国大地。脚下倒并无异常感觉，但我心里却充满了莫名的惶惑，一种对异邦文化的陌生，紧紧地追缠着我。其他人有人惊喜，有人欣慰，有人沉醉，也有人困惑……只有他，始终是唯一无动于衷的人。这使每一个有头脑的人都会承认，他身上还有一种对冒险的嗜好，他的强大仅仅在于执著。
在机场海关他还开着玩笑，摄制组以他为首走在最前面，海关人员仔细向他询问着在纽约拍摄的周期，纽约的接待团体等，他一一详尽地作着简明的回答。最后问他的是带来作为拍摄费用的美元是多少？他微笑着潇洒地转身而去，压根儿不予答复。对彼岸世界的金钱威胁全然无所谓。他那艺术性的活动型个性超群绝伦，以其特有的优势铸炼着摄制组每个人的意志。
为了艺术能够忘掉自己，忘掉自己的利益。我以为这是种气质。这种气质在这关键性时刻也提醒了我们每一个人。为什么他享有盛誉；为什么他能够得到社会和人们的尊重。不管怎么样说，此时他充溢着新的、几乎十分虔敬的心情，他在企盼着另一种幸福─—成功。
那种一瞬间的气质，那种会使我疯狂的气质，我知道，我会难以忘怀。他再也没有回身顾望，时隐时现地一直走在我的前方……
一切过去了的都成为美好的回忆，而回忆的美好，又将始终滋润着我鲜活的心，使她年轻，使她纯净。
二十一 缘断情未了
9月20日 星期二
又是月半，又到中秋。
今夜，没有皓月当空，只有一层氤氲潮湿的雾气，弥漫在天地间。天气不好，云层太过厚重，遮挡了那一轮圆月，也迷朦了本该清朗的月辉。
这样也好。
虽然古往今来，这都是一个团圆的日子，但每年的这轮圆月，又照亮过人世间多少已经发生过和正在发生着的悲欢离合？！照不亮的黑暗，还是不要照亮的好。
宋朝大诗人苏轼尚且要把酒向青天，问一句明月几时有？叹一声月的阴睛圆缺、人的悲欢离合，都是自古难全。更何况，我们。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这一句话里有多少美丽的期盼，就有多少残酷的无奈。
每年，这句话都会在邮局被陌生人的手“哒哒”地拍在电报纸上，送到我的手里。
这是我和米家山的约定。
从婚后的第一年起，每年的这一天，我们都会如期收到一份来自对方的电报。电报上，就是这一句亘古不变的祝愿。
对于我们，中秋还不单是中秋。这个日子曾是我们一个特别的节日，结婚纪念日。
多年前的那一天，我们踏上了婚姻的红地毯。在那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在那一轮圆月下，我们曾经相对微笑过。为了这样一个特别的理由，我们把这样的一个约定一直持续到今天，持续到我们离婚六年后的今天，让它成了一份特殊的纪念，好让我们彼此记得我们曾经有过的欢乐，记得我们曾经有过的悲伤，记得我们曾经有过的决断。
尽管今天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