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样，斯大林的声言可以说是：”你们必须作伪证，”以此作为布尔什维克全体成员的行为准则。人们仍然可能怀疑目前理论中的大量真实性。这些理论认为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的恐怖是实行工业化和发展经济必需的“代价甚高的苦难”，但所有的怀疑在初看真实事态和某一具体领域的事件进程时，这些都被搁置一边了。恐怖并未导出这一类结论。文献准确记录的反富农运动、农业集体化和大整肃的后果不是进步或迅速工业化，而是饥馑和食物生产的混乱条件，以及人口减少。这些后果构成一种长期危机，不利于发展农业，妨碍了人口增长，导致西伯利亚后方国土开发与殖民的失败。再者，正如斯摩棱斯克档案详细披露的，斯大林的统治方法摧毁了十月革命以后国家发展所需的任何一种能力和技术。这一切都确实是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极大代价”，不仅造成苦难。而且也给一部分往往并非只是“政治文盲”的人造成了进入党和政府官僚机构的职业机会。事实上，极权主义统治付出的代价是如此之高，以致于德国和苏联都迄今尚未偿清。
三
我在上文提到斯大林死后的非极权主义化过程。在1958年，我还不能肯定“解冻”是只是暂时宽松的局面，是否一种由于接班人危机而采取的应急措施，不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极权主义控制那样松懈的情况。即使在今天，我们也无法知道这种过程是否命定不可逆转的，但是可以肯定，它绝不是临时措施和权宜之计。因为无论人们如何看待1953年以后苏联令人迷惑的曲折的政策路线，庞大的警察帝国消失了，大多数集中营撤销了，不再有针对“客观的敌人”的整肃运动，新的“集体领导”成员之间的冲突现在消解于降级和逐出莫斯科，而不是实施公开审判、告白或谋杀，这些都是不可否定的事实。无疑地，斯大林死后的岁月里新统治者使用的方法仍然紧追随列宁死后由斯大林制定的方式：又一次出现了被认为“集体领导导”（斯大林于1925年创造了这一概念）的三头马车式执政。经过四年时间的密谋和角逐权力，再现了斯大林的1929年政变。即赫鲁晓夫于1957年掌权。从手法上来看，赫鲁晓夫的政变和他那已死的并受他谴责的主子十分相像。他在争夺党内继承权时也需要外力支持。因此他利用了朱可夫（Georgi Zhukov）元帅和军方力量，这一点恰似三十年前斯大林在继位斗争中利用了他同秘密警察的关系一样。正如在斯大林的例子中一样，政变以后。最高权力仍在党内，而不在警察部门，所以在赫鲁晓夫政变中，“到了1957年底，苏联共产党在苏联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达到了无可争议的最高权力地位”：正如斯大林从不犹豫整肃他属下的警察部门的干部，消灭他们的首脑一样，赫鲁晓夫也随即在党内采取行动，将朱可夫驱逐出苏维埃最高主席团和党中央委员会，而朱可夫是在政变之后以及凭他在军队中的最高指挥权而被选人这两个机构的。
可以肯定，当赫鲁晓夫向朱可夫请求支持时，军队地位上升。超过了作家，在苏联已成为既定事实。这是打破警察帝国之后自然产生的结果之一，警察部门曾统治苏联的大多数工业、矿业、地产业，改由管理者集团继承，后者突然发现他们解决最严重的经济竞争对手。军队地位的自然上升更加具有决定性意义：它现在独霸暴力机器，用以解决党内冲突。赫鲁晓夫的精明在于他比他的同僚们早一步洞察并掌握这些结果。但是无论他的动机如何，在权力游戏中。重点从警察转移到军队的结果影响重大。确实，许多暴政的特点标志是秘密警察地位上升压倒军队机构。这并非极权主义的独有现象：然而在极权主义政府的情况下。警察的优势不仅符合镇压国内群众的需要，而且也符合统治全世界的意识形态主张。很明显，凡是将整个世界视为它们的未来领土者，都会加强对内的暴力机构，都会不用军队、而用警察来作为对被征服地的统治手段。因此，纳粹使用了党卫军（SS）（它其实是一支警察力量）来统治甚至去征服外国领土，它的最终目的是使军队与警察融合，置于党卫军的管辖之下。
另外，这种变化的意义在于权力制衡，这已表现在用武力镇压匈牙利革命时。革命遭到血腥镇压，本身是一种可怕的严重后果，镇压不是由武装警察、而是由正规军队来完成，其结果完全不是典型的斯大林式的解决方式。虽然军事行动之后是处死一批领导人，将几千人投入监狱，但是并未将人民全面驱逐出境：事实上也并无企图要减少这个国家的人口。而且，既然这是一场军事行动，不是一次警察行动，那么苏联可以向战败国输送足够的援助，以防普遍饥饿，并且防止随后可能出现的经济完全崩溃。斯大林倘若遇到同样情况，他肯定也只是这样做。
当然，从术语的严格定义上说，不能再称苏联为极权主义国家，最明显的迹象是过去十年中各种艺术令人惊讶地得到迅速的和丰富的恢复。可以肯定，要替斯大林恢复名誉，并且钳制学生、作家、艺术家中间一波又一波地产生对言论和思想自由的要求，这两点如果不以全面重建恐怖秩序和警察统治，就不会成功，或者说不可能成功。苏联人民无疑被剥夺了一切形式的政治自由，不光是结社的自由，而且是思想、观点和公开表达的自由。看来似乎什么都没变，但在事实上一切都变了。斯大林去世之时，没有作家和艺术家：如今有一种文学是以手稿流传，画家在画室里实验各种现代化绘画，即使不公开展出，也已名声在外。此言并非要缩小暴政检查制度与艺术自由之间的差异，只是为了强调一个事实，即地下文学和无文学之间的差异是一与零相比的差异。
还有，反对派知识分子会受到审讯（尽管不是公开的），他们可以在法庭上陈述意见，并且取得外界支持，无需彻底坦白以求恕罪，这一事实显示出，我们在此讨论的已不再是极权统治。1966年2月，作家西尼耶夫斯基（Andrei Sinyavsky）和达尼埃尔（（Yuli M．Danie1）受审判，原由是在国外出版了在苏联境内不能发表的作品，他们分别被判处七年和五年苦役，根据立宪政府的法律标准，这当然属于肆无忌惮的行为：但是他们的法庭陈述却传遍了全世界，不会被人遗忘。他们并未在极权主义统治者为反对派设置的洞里湮灭消失。赫鲁晓夫本人试图扭转非极权主义化进程的最具野心的尝试归于彻底失败，这件事鲜为人知，但是更有说服力，他在1957年倡导一种新的“反对社会寄生虫的法律”，这可能引起政府重新实施大规模流放政策，重建大规模的苦役集中营，以及对于全面统治最重要的一着——组织大规模的群众性谴责运动：因为“寄生虫”会是由人民自己在群众大会上选出的。但是，这条“法律”遭到苏联司法界的抵制，并在它递交通过之前便遭弃置。换言之，苏联人民从极权主义统治的噩梦中走出而进入一党专政多方面的苦难、危险和非正义：而这种现代形式的暴政根本不能保证一个遵从宪法的政府，“即使在承认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前提下，苏联的一切权力最终也是非法的，”因此这个国家能在一天之间，不发生重大反抗的情况下，再度成为极权主义国家，同样地，这个在一切新的政府形式中最可怕的政府一一我将要分析它的历史渊源因素一一在斯大林死后的苏联不折不扣地走向它的终结，正如极权主义在希特勒死后的德国寿终正寝一样。
本书论述极权主义的起源及其种种因素，而它在德国和苏联产生的后果，只是在有助于我们思考先前发生的情形时才会讨论到。所以，与本书范围有关的只是战后斯大林统治的时代，而不是他死后的时代。在那八年间，自从1945年到l953年，和自从三十年代以来的一贯情形，并无冲突，亦未增加新的因素。胜利以后发生的一切事件，在战争期间的暂时宽松之后，苏联以及引进极权主义统治的卫星国。为了重新确定全面统治而采取的措施，都符合我们已知的游戏规则。各卫星国的布尔什维克化都从统一阵线的策略和假议会制度开始，迅速发展成公开建立一党专政，他们消灭了原先被容忍的其它政党领袖与党员，然后发展到最后阶段，被莫斯科有理或无理地怀疑的当地共产党领袖也遭到粗暴诬陷，在党内最腐败、最无耻的统治之下被迫受到公审、酷刑和处决。这些无耻之徒原先并非共产党人，而是莫斯科的代理人。莫斯科似乎急于重现从十月革命到极权主义专政的一切阶段。难以言述的恐怖故事一再重演，在一个卫星国里发生的事情几乎同时也在从波罗的海直到亚得里亚海的所有其它卫星国里发生。在卫星国以外的地区则不同。波罗的海国家直接同苏联联合，它们的情况比其它卫星国还糟：五十多万人被从三个小国家里驱逐出境，而“大批俄国居民涌入”开始威胁到当地居民，使他们在自己的国家里变成了少数民族。另一方面，自从柏林围墙突兀出现之后，东德才慢慢地并入卫星国群，在这之前，它一直只被当作被占领地，只有一个傀儡政府。
在这本书里。苏联的情势发展（尤其是日丹诺夫＇Andrei Zhdanov＇神秘地死去和发生“列宁格勒事件”的1948年以后）具有比较重要的意义。这是自从大整肃以来斯大林第一次大批处死高级和最高级官员，我们知道这是精心策划的又一次全国性整肃的开端。这次整肃以“医生的阴谋”为触媒，但不牵涉到斯大林的死亡。一批医生（其中大多数是犹太人）被指控为“阴谋消灭苏联的一些主要领导人”。1948年至1953年1月（既“医生的阴谋”被“发现”时）之间苏联所发生的一切，都带有引人注目的预兆迹象，与三十年代大整肃的准备阶段十分相似：日丹诺夫之死与列宁格勒整肃，吻合1934年基洛夫（Sergei Kirov）同样神秘的死亡，以及随即发生一种有预谋地整肃“留在党内的一切前反对派”运动。再者，对医生们的荒唐指控，说他们将会谋害身居全国主要领导职位的人，这必然会使一些人内心充满恐惧的预感，这些人深知斯大林指控一名假想之敌的方法，他所指控别人的正是自己打算犯的罪行。（最著名的例子是他指控图哈恰夫斯基＇Mikhail Tukhachevski＇和德国密谋勾结，而斯大林自己此刻正谋划与纳粹结盟。）很明显，在1952年，斯大林的身旁的同志比三十年代时聪明多了，他们悟出了他的话的真正含义，而关于阴谋的指控肯定在政府的所有高官中间引起了普遍恐慌。这一恐慌也许最能说明斯大林的死因、围绕着斯大林之死的神秘情景、以及出现继承危机的最初几个月里党内的阴谋和勾心斗角。尽管我们对内幕所知甚少，但足以证明我原先的看法。即例如大整肃这种“破坏性操作”不是孤立事件，它并非这个政权在非常情况下的过火行为，而是一种恐怖制度，它会定期发生一一当然，除非这种政权本身的性质改变。
斯大林在晚年策画的这后一次整肃中最富于戏剧性的新成份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重要转变，即提出了犹太人世界阴谋的问题。多年来，这一变化的基础早已埋伏在各卫星国的一系列审判事件中一一匈牙利的拉吉克审判案（Rajk trial），罗马尼亚的安娜。鲍克事件（Ana Pauker affair），捷克斯洛伐克1952年的斯朗斯基审判案（Slansky tria1）。在这些有预谋的审判案中，挑选来做牺牲品的党内高级官员都由于“犹太资产阶级家庭出身”而被指控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罪：这一指控渐渐地变成了和臭名昭彰的非犹太复国主义机构有牵连（尤指美国犹太人联合分配委员会（American Jewish Joint Distribution mittee），目的在于指控一切犹太人都是犹太复国主义者，而一切犹太复国主义团体都是“美帝国主义走狗”。说犹太复国主义是种〃罪行〃。这当然朝毫无新意，但是随着整肃运动的进展，开始集中到了苏联犹太人身上，发生了另一种重大变化：犹太人现在被指控的罪不是犹太复国主义，而是“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从这种标语中衍生的指控类型比以往更接近于纳粹关于锡安长老们的犹太世界密谋的说法。它如今令人惊愕地清楚显示出这种纳粹意识形态对于斯大林的深刻影响——这迹象在希特勒与斯大林谛结条约之后就很明显了——可以肯定，部分原因是这在苏联及其所有的卫星国里有明显的宜传价值，反犹情绪到处弥漫，反犹宣传比比皆是，另一部分原因是，这一类虚构的世界阴谋为极权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