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本身的意义也已足够了。十七年来，我们对之所知甚微，无疑指出非常相关的差异：在最初相当规模的流血之后，专政统治第一年里受害者的数目大致估计是一千五百万人，占1949年人口的百分之三，比斯大林的“第二次革命”导致的人口损失少得多。当反对派组织消失之后，在中国的恐怖没有增加，不再屠杀无辜，没有“客观的敌人”，没有公开审判，只有大量的公开告白和“自我批评”，而没有公开的罪行。毛泽东在1957年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百花齐放”的误译标题而异常出名，当然他并不呼吁自由，但是承认了阶级之间、更重要的是即使在共产党专政下人民和政府之间的“非对抗性矛盾”。对付反对派的方法是“思想整顿”，一种精心设计的过程经常地训练和重铸人的大脑，全国人民似乎或多或少都须服从。我们从来不知这一切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实行，谁能逃避它一一也就是说。谁执行重铸（remolding）——而且我们也不知道“洗脑”的结果究竟如何，它是否持久地、并且在事实上造成了人的个性变化、人们如果相信中国领导人当时的宣言，那么它所造成的是很大范围的虚伪，成为“反革命的温床”。假如说这是一种恐怖（它本身其实就是恐怖），那么可以说这是一种不同类型的恐怖，无论它的结果如何，它毕竟不会使人口大量减少。它明确地承认国家利益，允许国家和平地发展，利用从前统治阶级的后代们的能力，并维持学术的和职业的标准。总之，毛泽东“思想”明显地并不遵从斯大林（或希特勒）的路线，毛泽东不是一个本能的屠夫，他的民族主义情感明显地和一切从前殖民地国家的革命造反起义一样，其强烈程度足以使全面统治（total domination）受到限制。这一切似乎不符合本书写到的某些恐惧（见本书：444页）。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取得胜利之后立即将目标对准“组织上国际化、意识形态全面化、政治野心全球化”（见本书547页），也就是说，它的极权主义迹象从一开始起就表现了出来。随着中苏冲突的发展，这些迹象表现得更明显，尽管冲突本身可以说是民族问题，而不是意识形态问题。中国人坚持要为斯大林恢复名誉，谴责苏联的非极权主义化是试图偏向“修正主义”，这已有足够的预兆，更有甚者，伴随发生的是一种完全无情的，因而也更加难以成功的国际政策，它的目标是派代表渗透进一切革命运动，在北京的领导下复兴第三国际。对这一切发展迹象，目前还很难判断，部分原因是我们知道的情况还不够，部分原因是一切事物还处于流动状态中。由于目前情势的不确定，我们又加上自己所设置的障碍，我们从冷战时期继承而来的官方“反意识形态”、反共产主义，也是一种全球性的野心，引导我们虚构自己的故事，因此拒绝了从原则上区分在现实中面对的各种共产主义一党专政（one…party dictatorship），以及它可能在中国发展成的真正极权主义政府——尽管后者的形式不同——的差别。当然，这并非说共产主义中国与共产主义苏联不同，亦非说斯大林的苏联与希特勒的德国不同。酗酒和无能，这是对苏联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情况的典型的描述，而且至今仍在流行，而这种描述却不能用来描述纳粹德国的情况，那种在德国集中营和死亡营里无法表述的残暴，看来大多并不见诸于苏联的集中营，后者的囚犯并非死于酷刑，而是死于被遗弃。苏联的统治从一开始起就显出腐败，这在纳粹统治的最后几年也曾出现过，但在革命之后的中国则完全未出现。这一类的区别很多：这些区别很有意义，它们构成了不同国家的民族历史的组成部份，但是并不直接构成为政府的形式，西班牙、法国、英国、普鲁士的绝对君主统治（absolute monarchy）无疑是另一种很不同的事物：这种统治仍以同样的形式在各处出现，我在本书中论述的关键问题是，极权主义政府同专政与暴政不一样，它们之间的区别绝不是可以安全地留给“理论家们”讨论的的学术问题，因为全面统治是唯一一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共存其中的政府形式。因此，我们很有理由严格地使用“极权主义”这个词。
在过去十五年里，纯粹同关于极权主义政府新的事实知识来源之匮乏和不确定相比，我们发现研究各种新的专政形式——无论其极权与否——的论文大量增多了。当然尤其在对纳粹德国和苏联的研究方面确实如此。现在有许多著作就这一主题作了集中探索和研究，因此我也相应地增补了旧有的参考书目。（第2版平装本中未附书目。）只有一类文献，即前纳粹将军和公务人员们在战争结束后发表的大量回忆录，除了少数例外，其余的我都放弃了。（可以理解，这一类辩解式的回忆录并不忠实可靠，我们必须考虑到这一点。但是这类回忆录对于发生的事实，以及作者本人在事件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缺乏理解，这确实令人吃惊，除了他们的心理使人感兴趣之外，其它全无意义。）我还在第一部和第二部的阅读书目中增加了一些新的重要项目。最后，为了方便起见，参考文献目录像本书内容一样，分成了三个部分。
二
就引用史实而言，虽然本书构思和成书较早，却不见得会构成缺陷，关于纳粹类型和布尔什维克类型的极权主义两方面的材料亦然。当代人过早地尝试写极权主义“历史”论着，这的确奇怪，根据学术原则，“历史”研究因为缺少翔实的资料来源，和情绪上过于投入而失败。康拉德。海登（Konrad Heiden）的希特勒传和鲍里斯。苏伐莱恩（Boris Souvarine）的斯大林传都在三十年代写作和出版，却比艾伦。布劳克（Allan Bullock）和艾萨克。多伊切（Issac Deutscher）分别着写的标准传记在某些方面更精确，而且几乎在所有的方面更中肯。这里也许有很多原因，但是其中一条无疑是简单的事实：两者的文献资料能够证实和补足出自众所周知著名的极权主义之叛逃者和目击者的叙述。
说得果断些，我们无需赫鲁晓夫的“秘密演说”也已知道了斯大林的罪行，或者说，这个据说“刚愎多疑”的人曾经决心信任希特勒，至以后面一条，没有什么比这种信任更能证明斯大林的并非病态：他总有借口怀疑他想清除或准备消灭的一切人，也包括党和政府最高层内的每一个人；他很自然地相信希特勒，因为他不希望希特勒生病。关于斯大林，赫鲁晓夫的令人震惊的坦率承认其实也是掩盖多于揭露——他和他的听众们都完全地卷入过真实事件的全部过程——不幸的是，在许多人看来（当然也包括对官方资料来源有职业兴趣的学者们），他们缩小了斯大林政权的巨大罪行，其中没有包括对几百名甚至几千名著名政治人物和文学家的诬陷和谋杀，这些人尚可在死后得到“昭雪”，但是无法用笔墨来形容的几百万被处决的人根本没有从事过“反革命”活动，连斯大林也无法怀疑这一点。赫鲁晓夫正是用掩盖某些罪行的方法来掩盖这个政权整体上的罪恶性，也正是出于反对目前苏联统治者——他们都在斯大林治下受过训练并得到提拔——的欺瞒与虚伪，年轻一代的苏联知识分子现在起而进行几乎是公开的反抗活动。他们知道关于“大整肃以及对各民族人员的驱逐和灭绝”等等必须知道的真相。再说，赫鲁晓夫在解释罪行时勉强承认斯大林病态的多疑性格，却掩盖了极权主义恐怖的最典型方面，即，极权统治者要等到一切有组织的反对派都被扑灭、他不再需要害怕时才放手。苏联发生的事情就完全证明了这一点。斯大林开始他的大规模整肃运动的时间不是1928年，当时他相信“我们内部有敌人”，事实上他确定有理由感到害怕——他知道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将他比作成吉思汗，布哈林相信斯大林的政策“会使国家陷入饥馑、毁灭和警察统治”，而事实的确如此——整肃运动开始于1934年，当时原先的反对派全都“承认了他们的错误”，而斯大林自己在第十七次党代会（据他自称是“胜利者的大会”）上宣布说：“在这次大会上……看来无需再证明什么，无需同谁作斗争。”对于苏联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来说，苏共二十大的轰动性质和具有决定意义的政治重要性都是无疑的：但其重要性是政治方面的，后斯大林时期来自官方的少量消息揭示了先前发生的事情，但这并没有说明真相。
就我们所知的斯大林时代情况而言，我在前面提及的费恩索德所发表的斯摩棱斯克档案至今依然是重要的出版物，在尚无其它内容广泛的数据出版以前，可惜这第一批随意编选的资料之后，没有更多资料出版。根据费恩索德的书来判断，我们可以从二十年代中期斯大林的夺取权力活动学到的还很多：我们现在明白了共党的地位多么不稳定，不仅因为一种公开反对的情绪在全国弥漫，而且因为腐败与酗酒之风气：而公开的反犹主义又出现在几乎所有的争取自由的要求：从1928年开始的集体化和反富农（dekulakization）事实上破坏了国家经济计划和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以及本来已开始出现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妥协；整个农民阶级团结起来激烈地抵制国家政策，他们认定“与其加入集体农庄，还不如不要出生”，并且拒绝被划分成富农、中农和贫农以反对斗争富农——“有人比富农还坏，只计划着如何盘剥人”；而在城市里，情况也不见得好多少，工人们拒绝和党控制的工会合作，并且称管理人员为“养尊处优的恶鬼”、“伪善的斜眼者”等等。
费恩索德正确地指出，这些文件不仅清楚地显示了“群众的普遍不满”，而且缺乏任何“充分组织的反对派”来反对整个体制。但是他未能看到一点，这据我看来同样有依据可证明的是，对于斯大林掌权并将一党专政转化为全面统治，当时还可以有另外一种选择，即奉行由列宁发起的新经济政策。再者，斯大林的措施，加上他在1928年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时他在党内几乎完全取得了控制权，这证明了从阶级转变为群众以及随之清除一切小团体，这些都是极权统治的必要条件。
从1929年开始，斯大林对苏联的统治无可争议，斯摩棱斯克档案能够证实我们先前从较不十分可靠的资料中获知的一切，尤其是其中的一些缺漏，例如在统计资料方面。这缺漏只证明了斯大林政府一贯的无情统治，全部事实都说明苏联官方材料的虚假：农作物的收成、犯罪率，与后来的阴谋作伪明显不同的所谓“反革命活动”的事实真相——都不能当作事实来看待。这一类的全部数据资料并非由莫斯科向全国各地广泛搜集，而是首先通过《真理报》（Pravda）和《消息报》（Izvestia）公布发表让地方知道，或者通过莫斯科的其它官方机构，使苏联境内每一个地区接到官方虚构的统计数字，就像摊派给它们五年计划的虚构指标一样，这的确完全符合极权主义蔑视事实和现实的本质。
我想简单列举几个更能吸引入的要点，对这些内容，以前只能作假设，现在可以文件为证。我们一向只是怀疑，但是现在知道，这个政府绝不是“独一的”（monolithic），而是“依层迭的、复制的、平行的功能，有意识地构筑而成”，这种奇特的杂乱结构赖以凝聚的是我们从纳粹德国发现的同一“领袖原则”（Fǔhrer principle），即所谓的“个人崇拜”（personality calt）。这个政府的具体执行部门不是党，而是警察，它的“行动并不通过党的渠道来规定”；被政府成百万地消灭的无辜者，用布尔什维克的语言来说是“客观上的敌人”，完全知道他们是“无罪的罪人”；正是这种新的敌人——他们不同于较早的真正敌人，例如谋杀政府官员者、纵火犯、匪徒等等一一作出了和我们熟知的纳粹恐怖下受害者行为类型完全相似的“绝对被动”的反应。毫无疑问，在大整肃期间这股“互相谴责的洪流”对极权统治者强化权力十分有利，对国家经济和社会福利更是灾难，但是我们现在才知道斯大林如何推动了这一“可怕的连环谴责运动”，他在1936年7月29日正式宣布：“在目前条件下，一个布尔什维克最重要的特质应该是，有能力识别出党的敌人，不管他伪装得多么巧妙。”正如希特勒的“最后解决方案”事实上意味着发出“你们必须杀人”的命令，要纳粹的菁英们服从一样，斯大林的声言可以说是：”你们必须作伪证，”以此作为布尔什维克全体成员的行为准则。人们仍然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