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犹太人在这个世纪末的社会里的角色，要点在于，正是德雷富斯事件的反犹主义才为犹太人打开了通向社会的大门，而正是这一事件的结束，或者说是由于发现了德雷富斯无罪，才结束了他们的社会荣耀。换言之，无论犹太人如何思考自身或思考德雷富斯事件，只有当社会认为他们属于一个叛徒种族时。他们才能扮演社会为他们指定的角色。当这类叛徒最终被发现只不过是一场诬害的愚蠢的受害者，社会最后认定了犹太人无罪时，整个社会对犹太人的兴趣就像政治上的反犹主义一样迅速地消失了。犹太人重新被看成普通凡人，落到毫无意义的地步，而假设中犹太人自身的罪恶只不过暂时地使他们出了一回风头。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与奥地利犹太人在更加严酷的环境里所享受的实质上是同一种社会荣耀。其假设的罪行在当时就是：他们在战争问题上有罪，是那种没有哪一个人的哪一桩行为必须为之负责的罪，这件罪行不容置辩，以致暴民们仍然可以认为犹太特性即罪孽，社会仍可继续为其犹太人感到欢欣鼓舞和兴趣盎然，直到最后。如果说“代罪羔羊论”确有任何心理真实性的话，那势必是这个社会对待犹太人的态度之结果；因为当反犹主义的立法逼迫社会驱逐犹太人时，那些“犹太迷”（philosemites）们感到似乎他们必须清洗自身隐秘的邪恶，洗去身上的污名，消除神秘的邪恶爱好。这种心理无疑很难解释为何“羡慕”犹太人的人最后变成杀害犹太人的凶手，尽管真正的刽子手在所谓受过教育的阶级中的人数比例令人吃惊，但是值得怀疑的是，他们在主宰“死亡工厂”的人中是否举足轻重。但是这一点恰恰可以解释那些社会阶层令人无法置信的背叛行为，他们曾经是犹太人最亲密的朋友，犹太朋友们曾经最使他们感到高兴和受到吸引。
对犹太人而言，将所谓犹太教的“罪”转化为所谓犹太人的“恶”，这种流行观点实际上极其危险。犹太人可以脱离犹太教逃到改宗的路，但是身为犹太人这一点是无法逃避的。再者，一椿罪行面临的不过是惩罚，而一种恶只能面临灭绝。在社会生活的范围内，社会对于犹太出身和犹太人的角色所作的解释直接关联到反犹主义手段可能达到的彻底灾难。纳粹的反犹主义的根源便在这种社会条件和政治环境。虽然种族观念具有其它一些更直接的政治目的和作用，但是它从最有害的方面应用于犹太问题时，其成功大多归因于真正地构成舆论赞同的社会现象和社会信念。
犹太人命中注定走向历史事件的风暴中心，决定性的力量无疑地是政治力量；但是社会对反犹主义的反应以及个人对犹太问题的心理反应，却同时对犹太血统的每一个个人的残暴与有组织、有计划的侵害有关，在德雷富斯事件中的反犹主义早已显示出这种特点。若认为反犹主义的历史本身只是一场纯粹的政治运动，就无法理解这种由激情驱使的追杀“一般犹太人”，“无处不在而又无处可见的犹太人”。各种社会因素未被政治历史或经济历史所解释潜藏在事件的表面之下，历史学家从未观察到，只有诗人或小说家才以更深刻的激情力量将它们记录下来（诗人和小说家是被社会驱逐到绝望的孤独中的人），这些社会因素改变了政治上反犹主义可能会独自采取的路线，这可能会导致反犹立法，甚至大规模驱逐，但不至于从总体上采取灭绝手段。
自从德雷富斯事件发生，以及它对法国犹太人权利的政治威胁产生了一种使犹太人享受歧义荣耀的社会情势之后，欧洲反犹主义显示出一种由各种难以相互融合的政治动机和社会因素组成的混合状态。社会总是以明显地偏向犹太人的态度首先对一场强大的反犹主义运动作出反应，因此德雷富斯的话在危险的时刻尤显真实：“此刻没有别的种族问题……更能像犹太人问题一样使欧洲兴高采烈、兴趣盎然、振奋人心和显得高贵。”社会上的“犹太迷”们总是最后使政治反犹主义带上神秘的疯狂色彩，舍此反犹主义则不能变成组织群众的最佳口号。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切无阶级地位者（déclassé）到未了都随时准备联合起来建立自己的暴民组织；他们的宣传及其吸引人之处在于：假定一个社会显示出它愿意将以恶的形式表现的罪结合进它的结构，此时就一定很容易用公开接纳罪犯和公开犯罪的方式来澄清自己。
第四章 德雷富斯事件
（一）案件事实
事情发生在法国，时间是1894年底。阿尔弗雷德。德雷富斯（Alfred Dreyfus）是法国军队总参谋部的一名犹太军官，他被指控为德国间谍。法庭一致判决将他终身流放魔鬼岛。审判是秘密进行的。在据说大量的起诉档案中，只出示了一件所谓的“清单”。其实这是一封信，说是德雷富斯的手迹，此信写给德国大使馆武官斯瓦兹柯本（Max yon Schwartzkoppen）1895年7月，皮卡特（Georges Picquart）上校出任参谋总部情报局长。1896年5月，他告诉总参谋长布瓦斯德弗雷（Charles le Mouton de Boisdeffre）说，他本人相信德雷富斯无罪，犯罪的是另一名军官沃尔桑…埃斯特拉齐（Ferdinand Walsin…Esterhazy）少校。六个月后，皮卡特调任突尼斯的一个危险防地。与此同时，伯纳德。拉查尔代表德雷富斯的兄弟们出版了关于这一事件的第一本小册子《一个司法错误：德雷富斯事件真相》（Une Erreur judiciaire；la vérité Sur l'affaire Dreyfus）。1897年6月，皮卡特将审判细节与德雷富斯无罪的真情通知参议院副议长修雷尔一凯斯纳（Auguste Scheurer…Kestner）。1897年11月，克列孟梭开始为重审此案而奋斗。四个星期之后，佐拉（Emile Zola）加入了为德雷富斯辩护的一派。他的《我控诉》（J'Accuse）一文于1898年1月发表在克列孟梭掌握的报纸上。与此同时，皮卡特被捕。佐拉以诽谤军队罪而遭审讯，并受到普通法庭和上诉法院的判决。1898年8月，埃斯特拉齐由于侵吞钱财而很不光彩地退役。他立即去告诉一名英国新闻记者说，那份“清单”的作者是他，而不是德雷富斯，那封信是他根据他的上司、前任反情报局局长桑代尔（Jean…Conrad Sandherr）上校的命令、模仿德雷富斯的笔迹而写的。几天以后，同一机构中的另一名成员昂利（Joseph Henry）上校坦白说，德雷富斯秘密档案里的另外几份文件也是伪造的，随即他就自杀了。于是，上诉法院下令调查德雷富斯案件。
1899年6月，上诉法院取消了1894年对德雷富斯的原判。8月，在赫内（Rennes）重新开庭审理此案。判决改为监禁十年，理由是“情况缓和了”。一个星期后，共和国总统宣布赦免德雷富斯。 1900年4月，世界博览会在巴黎开幕。 5月，当博览会成功在望时，下议院以压倒多数投票反对进一步重审德雷富斯案件。同年12月，与事件相关的一切审判与诉讼数据文件悉数销毁。
1903年，德雷富斯要求再次重审。直到1906年，克列孟梭当上总理之后，申诉才被受理。1906年7月，上诉法院撤消了在赫内的判决，宣布对德雷富斯的一切指控无效。然而上诉法院无赦免的权力，它必须下令重审。在军事法庭审理之前的重审完全有可能不顾对德雷富斯有利的大量证据而导致一次新的定罪。因此，根据法律，绝不可能宣判德雷富斯无罪，而此案未真正解决。法国民众从未承认对于被指控者的昭雪，原先被激起的情绪也未完全平息，直到1908年，即总统赦免令发布后九年、德雷富斯罪名洗清后二年，在克列孟梭的坚持之下，埃米尔。佐拉的遗体迁葬至庞蒂昂（Pantheon）时，阿尔弗雷德．德雷富斯在街上受到公开袭击。巴黎的一家法院为袭击他的人开脱，并且指出这件事起因于对为德雷富斯昭雪的决定“持有异议”。
更奇怪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未能使人忘却这一事件。1924年，“法兰西行动”（The Action Franqaise）组织下令重新出版《德雷富斯事件摘要》（Précis de L’Affaire Dreyfus）自此以后，它就成了反德雷富斯派（Anti…Dreyfusads）的标准参考手册。1931年，在戏剧（德雷富斯事件》首次上演（此剧本作者是雷费希和威廉．赫索格＇Rehfisch and Wilhelm Herzog），笔名雷纳．凯斯纳＇René Kestner＇）时，仍然迷漫着九十年代的气氛，大厅里的争吵，剧场正厅前座有人扔恶臭炸弹，“法兰西行动”组织的突击队布满四周，恐吓演员、观众和旁观者。拉伐尔（Pierre Laval）政府所做的一切也无非是三十年前法国政府所做的；它乐于承认无法保证哪一场演出不受骚扰，因此为反德雷富斯派取得新胜利提供了方便。戏被迫停演。当德雷富斯于1935年去世时。一般新闻界甚至不敢触及这件事，只有左派报纸旧调重调阐说德雷富斯无罪，右翼报纸仍说他有罪。直至如今，德雷富斯事件在法国政治中仍是一块试金石，尽管程度不如从前。在谴责贝当（Henri Philippe Pétain）时，著名的地方报纸《北方之声》（Voix du Nord）（在里叶＇Lille＇出版）将贝当案件与德雷富斯案件相提并论，坚持认为“国家在德雷富斯案件发生之后一直处于分裂状态”，因为法庭判绝不能解决政治冲突，不能“给法国所有的人带来思想和心灵和平”。
德雷富斯事件在较大的政治范围内属于二十世纪，而德雷富斯案件，即对犹太人阿尔弗雷德。德雷富斯上尉的历次审判，却十分典型地属于十九世纪，那时人们热心遵循法律程序，因为每一案例都须经得起十九世纪最伟大的成就——法律的完整与不可分割性——的考验。这一时代的特点是，司法错误会引起政治激动，无休无止的审判和重审，更不用说决斗和互殴了。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信条仍然深深地扎根于文明世界的良知中，以致一次司法错误便会引起从莫斯科到纽约的公众愤怒。除了在法国。谁也不会“现代”到将事情同政治问题联系起来。法国伤害了一个犹太军官，能够引起全世界一致的剧烈反应。而下一代人对德国屠杀犹太人的反应则差得多了。甚至连沙皇俄国都指责法国太野蛮，而在德国，皇帝的亲近人士也公开表示愤慨，此情形只有三十年代的激进派报纸才可相媲美。
这个案件的当事人好象出自巴尔扎克（Honoré de Balzac）的小说一样；一方面，具有阶级意识的将军们拼命掩护自己集团中的成员，另一方面。他们的对手皮卡特以冶静透彻的眼光和略带讥讽的诚实态度来对抗他们。在他们之外，站着一群无法描述其面貌的国会议员，每一个人都悚惧于邻人可能知道他的内心，共和国总统这位巴黎妓院臭名昭著的保护人和专事视察的行政首脑，只为了社交接触才活着。还有德雷富斯本人，实际上是一名暴发户，他不断地向同僚吹嘘家中有多少财富可供他在女人身上开销；他的兄弟们为了使他获得释放，起初伤感地表示愿意付出全部家产，后来却减少到十五万法郎，他们一直拿下定主意，究竟是牺牲全部财产，还是只收买总参谋部；律师德曼吉（Edgar Démange）确实相信德雷富斯是无辜的。但是他的辩护词只围绕着有疑点的问题，唯恐自己受到攻击，或伤及他的利益。最后还有那位冒险家埃斯特拉齐，他出身于古老的贵族家庭，完全厌倦于这个资产阶级世界，想从英雄行为或无赖行径中寻求解脱。这位前驻外国军团中的少尉在同僚中间以大胆和厚颜无耻而出名。他以充当向犹太军官挑衅的决斗者副手，和诈骗犹太人的钱财为生。当然，为了获得犹太主教士的一封介绍信，他宁愿替他效劳。即使在他最终垮台时，他仍然保持着巴尔扎克小说中描述的那种传统。既不叛国，也不幻想有十万名普鲁士枪骑兵在闹宴上喝醉酒后狂野地冲进巴黎，而是侵吞了一位亲戚的一笔小小的现金。将自己送上毁灭之路。还有，我们亦不知如何评价佐拉，他充满道德热忱，略带空虚的哀怜，戏剧性的宣言，在他逃去伦敦的前夕。是他听到德雷富斯的声音在乞求他作出这种牺牲么？
这一切都典型地属于十九世纪，本身很难延续到两次世界大战。民众对埃斯特拉齐怀有旧时代的热情。就像他们仇恨佐拉一样，早已消失在汪洋大海。但是那种激烈地反对贵族和教士的的情绪曾激发了饶勒斯（Jean Jaurès）的热情，并保障了德雷斯最后获释。正如卡古拉德事件（Cagoulard affair）显示的那样。总参谋部的军官们在阴谋策划一场政变时，不再忌惮民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