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熟，但是和青年马克思的情绪并无多大区别。而图森纳尔对罗斯希尔德家族的抨击和十五年前波尔纳（Ludwig Boerne）的《巴黎书简》（Briefe aus Paris：1830—1833）相比，论点差不多。只是少了一点天才，多了一点精心斟酌。这些犹太人也都错把犹太银行家当成资本主义制度的中心人物，这个错误在至今的法国仍然对市级以及市级以下政府官僚们产生着某种影响。
但是，这种由犹太银行家和绝望的客户之间经挤冲突酝酿出来的普遍反犹情绪的爆发，作为一种重要的政治因素，和出于经济的或社会的原因而发生的类似爆发相比，持续的时间并不长。拿破仑三世统治法兰西帝国的二十年是法国犹太人的繁荣安全年代，就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二十年的德国和奥地利一样。
法国唯一的一种反犹主义带有一种普逼的仇外情绪，事实上依然很强，而且比一般反犹主义，也比反宗教的知识分子嘲讽态度持续时间更长。尤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外国犹太人变成了一切外国人的范型。在所有的西欧和中欧国家里，都对当地犹太人和从东方“侵入”当地的犹太人作了区分。德国和奥地利对待波兰和俄国犹太人的方式，与法国对待罗马尼亚和德国犹太人的方式完全一样，正如德国的波森（Posen）犹太人、奥地利的盖利西亚（Galicia）犹太人和法国的阿尔萨斯犹太人受到同样势利的嘲笑一样。但是只有在法国，这种区别才在国内显得十分重要。这也许归因于一个事实。即罗斯希尔德家族从德国移民到法国，比起在其它国家来，更容易成为反犹主义攻击的大目标，所以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犹太人很自然地被怀疑为同情民族的敌人。
民族主义的反犹主义和各种现代反犹派别相比显得无害，在法国绝不会控制反动分子和沙文主义者的独占力量。在这一点上，作家让．纪尧铎（lean Giraudoux）（达拉第＇Edou Daladier＇战内阁宣传部长）完全同意当贝维希政府的立场，无论如何竭力取悦德国人，也无法打破这种定型的赚恶犹太人的局限。失败的结局十分明显，因为法国产生了一位杰出的反犹分子，他懂得那种新的反犹武器的全部内容及其可能性。根据法国的国情特点，此人本应成为著名小说家，在法国一般的反犹主义从来不曾落入和欧洲其它国家一样的社会名声和知识界名声一片狼藉的地步。
路易。费迪南德。塞利纳（（Louis Ferdinand Céline）有一篇简单的论文，独到，而且包含比较理性的法国反犹土义所缺乏的意识形态想象，他宜称说，犹太人阻碍了欧洲进化为一个政治实体，引起了自公元843年以来的一切欧洲战争，还用挑起相互敌视的方法阴谋败坏法国和德国。塞利纳对历史作出如此奇异的解释，在慕尼黑条约期间写了《死亡教育》（Ecole des Cadavres），并在战争的最初几个月内出版。先前同一主题的一本小册子《大屠杀。小伎俩》（Bagatelle pour un Massacre）（1938）虽然对欧洲历史并无新解释，但方法已属十分现代的：它避免限制性区分当地犹太人和外国犹太人、好人和坏人，也不会耗在提出各种法律角度的意见（这是法国反犹主义的具体特点）。而是开门见山地要求屠杀所有的犹太人。
法国主要的学者都十分赞赏塞利纳的第一本书，他们一半为它攻击犹太人而高兴，一半相信它只是一本令人感兴趣的文学想象之作。法国本土的法西斯主义者出于完全同样的原因，并不认真将塞利纳这本书当作一回事。尽管事实上纳粹分子们一向知道他是法国唯一真正的反犹分子。法国政治家天生的良好感觉和他们根深带固的尊严感阻止他们接受骗局和空想。结果，即使德国人心里明白，也不得不继续使用迈利奥特（jacques Doriot）这样不够格的支持者（此人追随墨索里尼和贝当，是一个老牌法国沙文主义者，不懂现代问题），徒然试图说服法国人相信，灭绝犹太人将能救治太阳底下的一切事情。在法国官方、甚至非官方都准备和纳粹德国合作时，这一情势的发展的方式清楚地表明，（十九世纪反犹主义对于二十世纪的各种政治目的来说是多么无效，即使在某个国家里它发展到最充分的地带、在大众舆论方面一直未消退，即使像爱多亚德．德鲁芒（Edouard Drumont）这样能干的十九世纪新闻记者，甚至像乔治。伯尔那诺（Georges Bernanos）这样伟大的当代作家，他们投注于一种大多由空想和欺骗构筑的事业，也毫无关系。
出于各种原因，法国从未发展出一个完全的帝国主义政党，这成了一种决定因素。正如许多法国殖民政治家所以指出的，只有法德联盟才能使法国在瓜分世界时同英国竞争，并且成功地参与争夺非洲。然而法国无论如何从未受诱惑加入这种竞争。只有喧闹地赚恶和敌视大不列颠。法国曾经是、并且仍是——尽管重要性下降了——大陆上的优秀民族（nationpar excellence），甚至连它那些虚弱的帝国主义企图通常也由于新的民族独立运动的诞生而告结束。再者，既然其反犹主义主要产生于法国与德国之间纯粹民族性的冲突，犹太人议题就几乎自动地不在帝国主义政策中发挥较大的作用，只有阿尔及利亚的情况例外。它的居民中当地犹太入和阿拉伯人混杂，这就会提供一个绝佳的机会。德国的入侵简单粗暴地摧毁了法国的民族国家，在德国占领和法国战败的基础上可笑地建立的德法联盟。也许可以证明这个优秀民族从辉煌的历史带到我们当今时代的自身力量何其渺小：这并没有改变它根本的政治结构。
㈤安全的黄金时代
从反犹主义运动衰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其间只有二十年时间。这段时间足以被称为“安全的黄金时代”（the golden age of Security），因为只有在其中生活过的少数人才能感觉到一种明显过时的政治结构的内在弱点，尽管各种预言都说它寿终正寝就在眼前，它却以虚假的光辉继续产生作用。而且顽冥不化。俄国不合时宜的君主暴政，同样还有奥地利腐败的官僚体制、德国愚蠢的军国主义、法国危机不断中不怎么认真的共和国，明显地以同样的稳固性并存——它们仍然都处于不列颠帝国全球霸权的阴影之下——都设法维持现有的政治结构。这几个政府之中没有一个能得人心，全都面对着国内日益增长的反对力量：然而也没有一个国家似乎存在一种认真的政治意志去彻底改变政治环境。欧洲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阶层都太忙于经济扩张，谁也不认真对待政治问题。因为无人关心，所以一切都能维持。或者用契斯特顿（Gilbert Keith Chesterton）一针见血的话来说，“一切事物都靠否定它的存在而继续存在。”
工业与经济能力的巨幅增长造成纯粹政治因素逐步弱化、同时在国际权力游戏中，各种经济力量占了主导地位。人们总认为权力等同于经济能力，之后又发现经济与工业能力只是现代权力的先决条件。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力量能左右政府，因为政府和普通商人一样相信经济，商人们使政府相信，国家的暴力手段必须无一例外地用于保护商业利益和国家财富。在一段很短的时间里，沃尔特．拉德诺所说的关于“三百个互相认识的人将全世界命运掌握在他们手里”确有几分真理。这种奇特的情势一直持续到1914年，但是由于战争的事实，使大众对经济扩张之神佑性质失去了信心。
与欧洲其它各民族相比，犹太人更易受〃安全的黄金时代〃表象的欺骗。反犹主义似乎成了以往的历史：政府愈是失去权力和威望，就愈是否注意犹太人。每当国家扮演了更狭隘、更空虚的代表角色时，政治表现就成了一种素质参差的戏剧表演，直到最后，奥地利的剧院却变成了民族生活的中心，它的社会意义无疑超过了国会。政治世界的戏剧性质如此明显，致使剧场能以现实世界的面目出现。
大商业对国家的影响越来越多，国家对犹太人之服务的需求越来越低。这威胁到犹太银行家的生存，迫使犹太人的职业发生了某些转变。犹太银行家族衰落的最初迹象是他们在犹太社群中丧失名望和权力。他们不再能有力地集中并在某种程度上控制犹太人的总体财富。越来越多的犹太人离开了国家金融业，转向独立商业。从向军队和政府运送粮食和服装中产生了犹太人食品和谷物贸易业，不久之后，他们在各国的服装行业中迅速取得了显着地位：乡间小镇的典当业和杂货业发展成城市中的百货业。这并非意味着犹太人和政府的关系中止了，而是个人的介入减少了，因此这一时期结束时，我们所看到的情景几乎与开始时一样：处于重要金融界地位的少数犹太人和犹太中产阶级广大阶层很少有、或几乎没有联系。
比独立的犹太商业阶级的扩展更重要的是在职业结构方面的另一种变动。中欧与西欧犹太人在经济财富方面达到了饱和点。这也许是显示他们事实上是“为钱而要钱”或“为权而要钱”的时候了。为了前一个目的，他们会扩展商业，传给后辈：为了后一个目的，他们会更坚决地投身于国家商业，以大商业和大工业的影响力来和政府抗争。但是这两方面的事情他们都没有做。相反，富商的子孙，或者说银行家的子孙，都背弃了父辈的职业，寻求自由职业或前几代人未能进入的纯粹知识事业。民族国家曾经十分害怕的事，即犹太知识分子的诞生，此时以一种惊人的速度出现。犹太富人的儿子们涌入文化职业，这一现象在德国和奥地利十分明显，大部分文化机构——报纸、出版业、音乐、戏剧——变成了犹太人的事业。犹太人传统对知识职业的偏爱和推崇，其结果造成和传统的决裂及西欧和中欧犹太人的知识同化和民族化。从政治角度来看，这表明犹太人从国家保护下解放了出来，增长了与周围居民共同命运的意识。在相当程度上松懈了使犹太人成为欧洲国际间成分的纽带。从社会角度来看，犹太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是第一批需要被非犹太社会接纳的人。他们的父辈不关心与异教社会的交往，视社会歧视为小事一椿，但对于儿辈知识分子们来说，却是天大的问题。
这个群体为了寻找进入社会的途径，被迫接受以前一些个别犹太人的社会行为模式，这些犹太人在十九世纪曾被社会承认是歧视统治中的例外。但是他们很快发现了一种能打开一切大门的力量，“辉煌的名声力量”（radiant Powel of Fame）（斯蒂方．茨威格＇Stefan Zweig＇语），百年来对天才的崇拜使之变得不可抗拒。犹太人追求名声和当时的一般崇拜名望之间的区别，是犹太人对名声感兴趣并非为了自己。生活在名誉的氛围中要比成名更重要：因此他们成了出名事物的评论者、批评者、收藏者和组织者。这种“辉煌的力量”是一种社会性很强的力量，没有社会地位的人藉此可有一个地位。换言之，犹太知识分子努力地（并在某种范围内成功地）变成一种有力的纽带，使著名的个人同名流社会联结起来，达到一种国际社会性质的、超越民族界域的精神成就。政治因素的整体弱化，二十年内引起的一种新情势，现实与表象、政治现实与戏剧表演很容易互相模仿，使他们变为一个朦胧的国际社会的代表，而民族偏见在这个国际社会里看来不再有效。很吊诡的，这个国际社会似乎是唯一的既承认民族化、又承认它的犹太成员同化的社会：一个奥地刊犹太人在法国比在奥地利更容易作为一名奥地利人而被接纳。这一代人的虚假世界公民身份，一旦提及他们的犹太血统，他们便宣布自己的虚构国籍，已类似那种护照，是允许持有者有权侨居任何一个国家，除了颁发这本护照的国家之外。
从其本质来说，只有当犹太人能够证明他们在表象世界里的活动能使他们感到满意和快乐，他们作为一个群体事实上需要的既不是金钱、也不是权力时，这些情况才能使犹太人获得名声。当严肃的政治家和宣传家对犹太人间题感到自从解放他们以来最不会引起麻烦时，当反犹主义几乎完全从公开的政治舞台上消失时，犹太人变成了社会的象征，也变成了一切不被社会接纳的人的仇恨目标。反犹主义一旦失去了它在十九世纪曾经影响其发展的特殊条件，出现由谎言和欺骗来随心所欲地编织真假参半和荒唐迷信的奇怪混合，出现在1914年以后的欧洲，是充满一切挫折和憎恶成份的意识形态。
既然犹太人问题从它的社会角度转变为一种社会动荡的触媒，直到最后，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