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纪末在某些国家里对犹太人的政治解放。以及在中欧和西欧对这个问题的讨论，首先导致了他们对国家的态度上一种决定性的转变，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罗斯希尔德家族的堀起为象征。宫廷犹太人最早变成了有实力的国家银行家，当这些犹太人不再满足于通过他们和其它国家的宫廷犹太人的国际关系而服务于某一特定的君王或政府，而决心自身建立国际网络，同心协力地同时服务于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和奥地利政府时，他们的新政策就成形了。这一史无前例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罗斯希尔德家族对犹太人真正解放的危险的一种反应，真正解放以及伴随而来的平等会威胁到犹太民族，会在各个国家里被国家化（nationalized）。而摧毁犹太银行家的地位基础的他们在欧洲各国之间的优越条件。罗斯希尔德家族的创始人老梅厄．阿姆切尔．罗斯希尔德（Meyer Amschel Rothsehild）必定认识到，犹太人在欧洲各国之间的地位不再安全了，因此他最好在自己家族中尝试实现这一独特的国际地位。他确定分派五个儿子去五个欧洲金融首都——法兰克福、巴黎、伦敦、那不勒斯、维也纳——作为他面对令人尴尬的犹太人解放的一条灵活的出路。
罗斯希尔德家族成了黑森选帝侯（Kurfǔrst of Hessen）的金融仆从这一引入注目的职业，是当时最杰出的贷款人之一，他教会他们如何从业，并向他们提供了许多客户。他们的最有利条件是住在法兰克福，它是从不驱逐犹太人的唯一大城市，在十九世纪初，犹太人占了城中居民人口将近百分之十。罗斯希尔德家族一开始便是宫廷犹太人的，不受君主或自由市的统辖，而是直接受远在维也纳的皇帝的管辖。因此，他们综合了中世纪犹太人和当时犹太人地位的一切优点，比其它宫廷犹太人更少地依赖贵族或地方当局。在此以后，家族的金融活动、他们聚积的大量财富、以及从十九世纪初起这个家族象征性的名望，都已广为人知。在拿破仑战争的最后几年里，他们进入了大企业的舞台，从1811年到1816年，英国对欧洲大陆列强的经济援助几乎有一半经由他们之手。拿破仑战败之后，欧洲大陆到处需要设立大量政府公债，以重新组织国家机器，因此出现了罗斯希尔德家族仿照英国银行而建立的金融结构，由此在管理国家公债方面几乎获得了独占权。这一情形持续了三代人，在此期间，他们在金融界成功地击败了一切犹太和非犹太的竞争对手。正如卡帕菲格（Jean Capefigue）所说，“罗斯希尔德家族成了神圣同盟的财政大臣。”
罗斯希尔德家族国际地位的确立及窜升，超过了其它一切犹太银行家，这就改变了犹太人国家企业的结构。当个别犹太人精明地利用独特的机会。在一个人的生命时间里频繁地上升到巨富的峰巅，又跌入贫困的深渊时；这样的个人机运几乎不触及作为整体的犹太民族的命运，除非这些犹太人有时充当遥远社群的保护者和请愿者：无论富裕的贷款人有多少，也无论宫廷犹太人个人有多大影响力，其实也并无明确界定的犹太群体发展的迹象，不能集体地享受具体特权和提供具体的服务；在这些情况下，无计划、无组织的偶然发展一去不复返了。恰恰是罗斯希尔德家族垄断了政府公债的发放，使它有可能而且有必要从总体上抽调犹太人的资本，将犹太人财富的大部分转入国家商业的渠道，因此为中欧和西欧犹太人的新国际凝聚力提供了天然的基础。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各国犹太人之间未经组织的网络，至此由一家公司将分散的机会有系统地集中起来，以所有重要的欧洲资本形式出现，经常和各个部分的犹太人接触，完全掌握一切相关的信息和一切能组织起来的机会。
犹太人旧有的宗教和精神传统的联系，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慢慢地松弛，这是犹太民族的存在首次受到了威胁，但是罗斯希尔德家族在犹太世界中的独有地位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那种旧联系。对于外界来说，这个家族也成了犹太国际主义在一个以民族国家和由民族构成的世界中活动现实的象征。的确，一个家族有五个不同国家的国藉，到处闻名，至少与三个不同的政府（法国、奥地利、英国）紧密合作，它们的经常冲突却从不动摇国家银行家的利益联结，还有什么样的奇异概念能比这更好地证明一个犹太世界政府（Jewish world government）的存在吗？现实本身比一切宣传都有效地创造出一种更有利于政治目的的象征。
根据普遍的看法，犹太人和其它民族相比，更是依靠血缘和家族的纽带来保持紧密的联系，这种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这样一个家族的现实引起的，它实质上代表了犹太民族整体的经济和政治意义口其结果必然是，当为了一个在和犹太人问题毫无关系的原因，种族问题被提到政治舞台的前台来时，犹太人最能适合于那些以血缘纽带和家族特点来界定一个民族的意识形态和说法。
然而，另一种并不很偶然的事实证明了这种犹太人的形象。为了保持犹太民族，家族所产生的作用远比除贵族以外的任何西方政治和社会团体更大。家族纽带是一种最强有力、最顽固的因素，犹太人靠它来抵制被同化和分解。正如没落的欧洲贵族加强他们的联姻和宗法一样，西方的犹太人在几个世纪内精神和宗教解体时也更强调家族意识。他们没有旧日的弥赛亚救世的期朌，也没有传统的宗亲的坚实基础，因此过于敏感地意识到，他们的生存是在异族的、往往是敌视的环境中取得的。他们开始将家族内部圈子看作一种最后的堡垒，并且在行动上将自己团体内的成员看作一个大家庭内的成员。换言之，犹太人由血缘纽带紧密地联结成如同一个家族，而反犹主义对此的描述在某些方面和犹太人的自我描绘如出一辙。
这一情形在十九世纪反犹主义的最初兴起和继续发展中是一种重要因素。哪一个民族团体会在特定国家的特定历史时刻里转向反犹主义，取决于当时的总体环境使他们随时准备以暴力和他们的政府对抗。但是论点和形象惊人的相似性，一再自发地被复制，和他们所歪曲的事实有着密切联系。我们发现，犹太人总是代表了一种国际贸易组织，一个世界性的家族以及他们在到处都一致的利益，一种王冠背后的秘密力量，它将所有的有形可见的政府都降为一种表面之物，被后台操纵的傀儡。由于他们和国家权力来源的密切关系，犹太人就无一例外地被指认为权力，并且由于他们游离于社会之上，集合在家族圈子内，所以总被人怀疑是在毁灭一切社会结构。
㈡早期反犹主义
有一条明显常却被人遗忘的规律：只有当反犹情绪能同一个重大政治问题吻合，或者当犹太人群体利益公开和社会上一个主要阶级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它才和政治有关。我们从中欧和西欧国家所知的现代反犹主义，其起因是政治而不是经济，而复杂的阶级条件导致了在波兰和罗马尼亚，对犹太人的普遍暴力仇恨。由于政府无力解决土地问题，无法通过解放农民而使民族国家获得最低限度的平等，因此封建贵族不仅成功地维护了它的政治统治，而且也成功地防止了中产阶级的正常兴起。这些国家里的犹太人——在数量上占优势，但在其它每一个方面都很虚弱——似乎符合中产阶级的某些功能要求，因为他们大多是店主和商人，是作为一个团体而处于大地主和无财产阶级之间。然而，小产业主既能在封建经济，也能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存在。犹太人在到处都不能或不愿随工业资本主义路线发展，所以他们的活动结果仅仅是一个分散的、效率较差的消费组织，而无足够的生产系统。犹太人的地位对于正常的资本主义发展是一种阻碍，因为他们外表看来好象只有他们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期待，事实上却无能完成。由于他们的出现，使人感到犹太人的利益和那些可能正常地从中产生中产阶级的人口部分相冲突。另一方面，政府试图在不消灭贵族和大地主的前提下，半心半意地扶持一个中产阶级。他们唯一认真的尝试就是从经济上清除犹太人，这部分地是由于大众舆论的要求，部分地是因为犹太人仍是封建旧秩序的一部分。几个世纪以来，犹太人处于贵族和农民之间，而现今他们在生产方面不履行任何功能就构成了中产阶级，实际上却成了一种阻碍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化的因素。然而，这些东欧的情况虽然构成了犹太人问题的本质，在本书的脉络上并不重要。他们的政治意义只限于在落后国家内，其对犹太人的仇恨却无所不在，致使他们的政治意义就作为达到具体目的武器而言几乎无用。
1807年普鲁士败于拿破仑之手，这就立即煽动起了最初的反犹主义，“改革派”改变了政治结构，使贵族丧失了特权，中产阶级赢得了发展的自由。这场改革是“自上而下的革命”，将普鲁士在启蒙时代以后专制政治的半封建结构改变成多少是现代的民族国家，它的最后阶段就是1871年的德意志帝国。
尽管当时柏林的大多数银行家是犹太人，但是普鲁士的改革并不需要他们给予任何可观的经济支助。普鲁土改革家们对犹太人公开表示同情，鼓吹解放犹太人，这是使一切公民获得新平等、取消特权、提倡自由贸易的结果。他们并无兴趣出于特定目的而将犹太人作为犹太民族保存下来。关于在平等条件下“犹太人可能不再存在”的争论，他们的回答总是：“任其自然。政府只问他们是否成为好公民，他们是否存在与政府有何相干？”再者，解放犹太人一事相对地并不触犯别人，因为普鲁士刚刚失去拥有大量贫穷犹太人口的东部几个省。1812年的解放法令只涉及富裕的和对社会有用的犹太群体，他们早已享有特权，享有大部分民权，在普遍取消特权之后，他们反而在民权地位上遭受严重损失。对于这些群体来说，解放意味着只是一般地从法律上确定现状罢了。
但是，普鲁土改革者对犹太人的同情不止是他们的普遍政治企图的逻辑结果。大约十年后，反犹主义兴起之际，威廉．冯．洪堡德宣称：“我只是爱全体的犹太人；而在个别情况下我宁可避开他们，”当然他是站在公开反对流行习惯的立场上，当时的社会普遍地喜欢个别犹太人，而从整体上歧视犹太民族。洪堡德是一位真正的民主人士，他希望解放一个受压迫的民族，而不是将各种特权赐予个人。这一观点也符合旧普鲁士政府官员们的传统，在十八世纪，他们一贯坚持改善犹太人的条件和教育，他们的观点也时有所闻。他们支持犹太人，并非仅仅出于经济或国家利益的原因，而是很自然地同情一个身处国家领域之内、却站在社会体之外的唯一社会群体，尽管它是由各种完全不同的原因造成的，一名文官所受的教育是他应该忠诚于国家，不受政府更迭的影响，并切断其阶级连带，这是旧普鲁士国家的杰出成就之一。这些官员在十八世纪的普鲁士是一个有决定作用的群体，事实上也是改革派的前驱；在整个十九世纪，他们仍是国家的中流砥柱，尽管在维也纳会议之后，他们对贵族的影响力已大部分失去。
通过改革派的态度，尤其是通过1812年的解放敕令，国家对犹太人的特殊兴趣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明显地表现出来。原先坦率承认犹太人有用（普鲁士的腓特烈二世在听说也们可能集体改变信仰的时候喊叫说：“我希望他们别做这种魔鬼勾当！”）的态度不见了。解放是根据原则宣布的，而根据当时的时代心理，任何指涉特殊犹太人服务的想法都是亵渎。导致解放犹太人的特殊条件虽然是每一个关心此事者都知道的，此刻却被掩盖起来。似乎这是一桩巨大而可怕的秘密。另一方面，解放敕令本身从某种意义上被看作是最后的和最辉煌的成就，它将一个封建国家改变成一个民族国家，使这个社会从此不会再有特权存在。
贵族阶级自然作出痛苦的反应，这个阶级受到最惨的打击，于是突然出人意纠地爆发了反犹主义。它的意见表达得最清晰的代言人、保守思想最著名的奠基人之一路德维希．冯．德．马尔威兹（Ludwig von der Marwitz）向政府递交了一份长篇请愿书，他在其中说，现代犹太人会成为唯一享受特殊利益的群体，并说到“旧日的令人敬畏的普鲁士君主政治转变为一个新型的犹太国家”。这一政治上的攻诘伴随着一种社会的抵制力量，几乎在一夜之间改变了柏林社会的面目。因为贵族曾经最早和犹太人建立友好